《初唐楷则丛刊:李孝同碑》按拓本原大原色制作,印制精美,便于收藏和临习。
《初唐楷则丛刊:李孝同碑》先藏陕西咸阳,为诸葛思祯的楷书作品。此碑书法遒劲飞动,行笔每具行书笔意,是楷书中的精品之作。此碑为《金石录》著录,给予很高评价。是广大书法爱好者、研习者常用的临习范本。
李伟鹏,男,四川南川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理事,重庆九龙坡区书协副主席,重庆市书法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现就职于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1987年获全国首届书法知识百题竞赛二等奖,1989年获全国高等院校师生书法评展优秀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91年获第二届全国电视书法篆刻大赛二等奖,同年又获西泠印社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优秀奖,1992年被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聘为客座书法篆刻教师,1993年获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华当代文化精粹博览会大奖赛二等奖。
一、出版说明
二、图录
三、历代著录辑要
《李孝同碑》,唐咸亨元年(670年)五月二十四日立。撰文者不详,书碑者爲诸葛思祯。
碑石现在仍矗立於咸阳市三原县陵前镇东义和村李孝同墓前,碑爲石灰岩质,身首一体。通高 3米,上宽 1米,下宽 1.1米,厚 0.27米。碑首浮雕六螭下垂,正面爲二龙戏珠图案,圭额阴刻篆书『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淄川公李府君碑』,四行十六字。碑文正书,三十三行,满行七十四字。
碑主李孝同是唐高祖太武皇帝李渊的从子,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从祖弟,淮安靖王李神通的第三子。武德五年(622年),李渊『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爲郡王』。李孝同时年十五岁,被封爲淄川郡王。武德九年( 626年),李世民执政,普降封爵,李孝同也按例降爲公,世称淄川公。总章二年( 669年)十二月,李孝同卒於京师(即今西安),年六十二岁。咸亨元年五月廿四日归葬於三原县其父李神通墓次,李神通陪葬献陵,李孝同爲从其父所葬,非陪葬献陵。李孝同曾官至右卫将军、统右羽林军事,新、旧《唐书》不载,其名仅附见於《淮安王李神通传》,无官爵之录,无事迹之述,而赖此碑以知。
书碑者诸葛思祯爲许州临颍县令,无传可考。赵明诚《金石录》第五百九十三着录有《瑶台寺碑》,也是诸葛思祯所书。《瑶台寺碑》失传已久,诸葛思祯的书迹,所传者唯此《李孝同碑》。赵崡评此碑书法:『笔法虬健,波拂处大类褚河南。』朱翼盦评此碑与王知敬《卫景武公碑》爲一家眷属,皆能於欧、虞之外别开壁垒,当与褚中令雁行。还评曰:
『世人重《王居士铭》,实不及此碑远甚,岂彼以石碎而见珍耶?』叶昌炽评此碑书风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
此碑残泐较甚,除自然风化外,还有很多人爲破坏痕迹,不少字被有意凿去字心,很难辨认。这与昭陵诸碑的残泐相类似,也是当地人讨厌拓碑、观碑者踩坏庄稼,不满拓碑搭架的劳役,故凿字损碑,以期阻止访碑者的到来。当然碑的残泐是很早就有了,宋代赵明诚( 1081—1129)时就已不见撰文者姓名,其後,书碑者姓名也不可见。特别是碑的下半部分残泐尤甚,几不可识,也因此,过去的拓工多只拓碑的上半截,本书所用的旧拓本也是这样,每行约存碑的上半段四十字左右。
此碑拓本流传不多,以前也未见有出版,爲此我们特在『初唐楷则丛刊』中辑入,以应学习研究之需。
翻开这本关于李孝同碑的丛刊,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庄重与肃穆,这与我个人近来沉迷于唐代墓志铭的清秀婉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碑刻的风格,显然更侧重于“金石气”的展现。它不像墓志那样追求墨迹的流畅与细腻,而是强调刀法入石的力度与刻痕的清晰度。从图版的排布来看,编者似乎非常注重对碑文整体气韵的把握,而非仅仅是单个字的放大解析,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它让我联想到了唐代官方文书和重要诏令的用书标准,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和标准性,在李孝同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特别注意了碑文中小字部分的处理,往往在小字部分,书家的笔法会略微放松,但在这件作品中,即使是细微之处,也保持了极高的规范性,这反映出书写者极高的自律性和对“楷则”的尊崇。如果能配有对碑文内容释读的考据,那就更完美了,因为单纯从书法角度欣赏固然重要,但结合其历史背景和文字内容,方能更深层次地理解其书写的目的和意义。这种对初唐书风“规范化”倾向的集中展示,使之成为研究碑刻标准化的绝佳样本。
评分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我接触过不少古代碑帖的影印本,深知“影印质量”是衡量一本金石学著作价值的生命线。对于李孝同碑这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作品,如果影印稍有偏差,如墨色过黑导致笔画洇化,或者对比度过高使得刀痕细节丢失,都会大大削弱其研究价值。从这本书的装帧和出版信息来看,显然是下了大力气的,我期待它在对碑文原貌的还原上能达到极高的水准。我特别关注那些“瘦硬”的笔画,在宋代以来的各种翻刻中,它们往往被处理得过于“柔和”,失去了初唐那种挺拔的劲道。李孝同的碑刻,据我所知,其用笔是比较劲健的,因此,我非常希望这本书能清晰地展现出那份“入纸三分”的力度感,而非仅仅是表面的轮廓。这种对“力度”的忠实记录,是区别于普通字帖和专业研究资料的关键所在。如果这本书能配上专业的文物保护与修复背景介绍,那就更好了,让我们了解这件珍贵文物在历史长河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保存。
评分这本《初唐楷则丛刊:李孝同碑》的出版,无疑为我们研究初唐书法艺术,特别是碑刻文字的演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初唐时期,正处于楷书由魏晋的古朴向盛唐的雍容过渡的关键阶段,而李孝同的碑刻,恰恰在这条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其结体的精妙与笔法的沉稳。初看之下,字形规整,法度森严,颇有初唐欧虞褚薛诸家的风范,但细细品味,却能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内敛力量。比如在某些横画的收笔处,那种微微的“蚕头燕尾”的遗意并未完全消失,这与盛唐碑刻那种完全的方折和圆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新旧交融”的特点,使得李孝同的碑文不再是单纯的“承袭”,而更像是一种“探索”。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将它与同时期的其他碑刻进行比对,发现它在墨色的表现上,由于时代和风化等因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斑驳之美”,这种自然侵蚀的美感,比那些经过后世过度修补的刻本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临摹和研究初唐楷书风格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本书的影印质量如果能做到精细入微,其价值将是无可估量的,因为每一个细微的笔触变化,都可能隐藏着当时书家对法度的理解和时代的审美取向。
评分老实说,我对初唐碑刻的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欧阳询和虞世南这种已经形成独特个人面貌的大师身上,因此,对李孝同这种可能定位为“承前启后”阶段的书家,最初抱持着一种“观光式”的态度。然而,这本书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对细节的处理,彻底颠覆了我的初步认知。我发现,李孝同的碑文在某些结构上,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喜的“灵活性”。比如在某些横画收笔后向上提按的细微处理,似乎已经捕捉到了颜真卿日后所追求的“颜体”中的部分笔势,只是尚未完全定型。这提示我们,书法风格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的断层,而是无数次微妙的尝试和融合的结果。这本书如果能深入探讨这种“未定型”或“过渡性”特征,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初唐楷书发展路径的理解。同时,丛刊这个名字也暗示了其中可能包含对不同阶段拓本的比较,如果能收录不同拓本的对比图例,展示风化对笔画的消磨差异,对于学习如何“读拓”也是一种极佳的训练。我对那些能够揭示书法史细微肌理的作品,总是怀有最高的敬意。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对“楷则”二字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在初唐,楷书的书写规范尚未完全固化,每一位书家都在探索如何将晋韵的洒脱融入到正统的笔画之中,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书法实用需求和官方审美。李孝同的碑文,在我看来,就是那个时代“规范”被小心翼翼地构建起来的缩影。它没有王羲之那种浑然天成的韵味,但其严谨自持的态度,反而更接近于一种“标准范本”的雏形。这种范本性,对于我们研究碑刻在唐代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至关重要。我尤其想知道,这块碑文在当时是如何被视作一种“楷则”的?是官方指定,还是民间推崇?丛刊的编排方式如果能提供这种社会文化背景的佐证,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法的形式分析上,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将大大提升。它不再只是一堆笔画的集合,而是初唐士人对秩序、规范与美学追求的集体投射。这种宏大的叙事视角,才是真正吸引我深入研读的动力所在。
评分晋、绛、慈、隰、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余并如故。
评分年八月,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
评分李国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孙。父广业,剑州长史。国贞本名
评分致于锜,未至而锜败,得免。
评分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传拓技术,在中国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本传世,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时被毁,传世拓本遂为珍品;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佚,仅有一册拓本传世,就成为孤本。传拓可将石刻、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
评分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脔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
评分将,名曰“蕃落健儿”。德宗复于润州置镇海军,以锜为节度使,罢其盐铁使务。
评分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赵锜慰喻,又脔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
评分贞频以状闻,未报。军中喧喧怨读,左右以告国贞,国贞喻之曰:“军将何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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