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质量很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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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评分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
评分晚清督抚中的一部重要日记。李星沅(1797(丁巳年)—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今为汨罗)人。清道光进士。曾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有《芋香山馆诗文集》、《李文恭公奏议》、《李文恭公全集》、《李星沅日记》等存世。
评分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
评分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评分虽然书很不错。但是我的发票在哪
评分李星沅(1797-1851),字石梧,湖南湘阴人。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35年,督广东学政,旋任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随即调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调江苏巡抚。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寻调两江总督。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于吴淞、江宁两战役均亲身经历,《南京条约》签订时也耳闻目睹许多事实,并逐日写有日记记其情况,于当时妥协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侵略者的暴行和气焰、清军将领贪生怕死和官吏的昏庸腐朽的记载,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吏治腐败之情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尤其是日记所载之具体事实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由于李氏历官江南各省,熟悉盐、漕、河诸利弊,又官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和清中央政府官僚联系也多,他的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务也颇多,故李星沅日记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李氏是一位“循吏'',论及当时时事和人物,能比较朴实质直的记载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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