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出生于山东青岛市,2001年10月23日(旧历辛巳年九月初七)去世于北京蓝旗营家中,享年88岁。
先师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县,建德周氏家族是近代我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校订刊刻《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是近现代著名的实业家,“南张(謇)北周(学熙)”之“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严于律己,思想与时俱进,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师自幼即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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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 ——周一良教授的学术生涯(代序)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
论宇文周之种族
魏收之史学
读书杂识
《世说新语》札记
《颜氏家训》札记
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牟子理惑论》时代考
附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历史(三卷本)》中周一良先生所撰写词条
版权
前言/序言
周一良,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十二月十三)出生于山东青岛市,2001年10月23日(旧历辛巳年九月初七)去世于北京蓝旗营家中,享年88岁。
先师太初先生原籍安徽省建德县,建德周氏家族是近代我国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官至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1856-1906)字澄之,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校订刊刻《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原名暹,是近现代著名的实业家,“南张(謇)北周(学熙)”之“北周”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严于律己,思想与时俱进,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师自幼即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
先师八岁入塾(时已迁居天津),苦读十年,所学课程与一般私塾不同,其课业由搜翁亲自制定仿汉代旧制的课业,即以《孝经》《论语》启蒙,继之以《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经及《古文辞类纂》《史记》《尚书》《韩非子》《说文》《资治通鉴》等,且按字体的发展顺序小篆、隶书、楷书习书法。弢翁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之名士,如张悫、毓廉、温肃、唐兰等。自1924年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习日文四年,自1928年起,从英国家庭教师习英文三年。十年家馆,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
1930年赴北平求学,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唐兰先生在给当时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容庚先生的信中说:“其人少年,学有根柢。”1932年秋,插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陈寅恪等,先后对一良师的治学产生过深刻影响。引进史学之门的是邓先生;治史一丝不苟的学风受益于洪先生;研究问题必探明“所以然”则得自陈先生启迪。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论文即为《大日本史之史学》,本科毕业后入研究院肄业,次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以图书员名义担任助理员工作,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另辟蹊径: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与宏大叙事 本书系为探寻中国历史在主流叙事之外的多元面向与深层逻辑而精心编纂的文集。它不拘泥于传统史学的框架,而是以兼具学者严谨性与思想家洞察力的视角,对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核心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重构。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于教科书和传统史著的观察中国历史的全新窗口,聚焦于那些常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微观动力与非主流思想的演变。 --- 第一卷:权力、符号与早期国家的构建 本卷聚焦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态的形成,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起源及其神圣化过程,以及早期思想如何为后续的帝国奠定基石。 一、从“神话”到“史学”的过渡:早期王权的符号学 本书首先探讨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权如何通过宗教仪式、祭祀制度和青铜礼器等物质载体进行自我构建和合法性巩固。我们不再将这些视为简单的宗教活动,而是将其视为早期国家治理的“软件”。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细致解读,揭示了“天命观”并非固定不变的政治哲学,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为适应社会变化而不断被“重新编码”的意识形态工具。重点分析了周初“封建”制度的实际运作机制,批判性地考察了其在不同地域的异化与崩解过程,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理想化的分封模式。 二、先秦思想的地理分野与文明冲突 本卷的第二部分将目光投向了春秋战国时期,但侧重点在于思想的“地理性”和“地域性”。我们考察了儒家思想在鲁国(礼乐的继承与维护)与稷下学宫(思想的集市化)中的不同面貌,并将其与法家思想在秦地(对资源与人力的高度组织化需求)的兴起进行对比。 墨家学派的“技术官僚”面向: 深入分析了墨家对“非攻”、“尚贤”等理念的实践,认为墨家代表了先秦时期一种高度理性的、注重实际工程与社会效率的“技术伦理共同体”,其衰落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更是其理想主义在宗法与集权双重压力下的逻辑困境。 道家的“出世”与“入世”的张力: 对老庄思想的解读超越了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将其视为对高度组织化社会(如春秋争霸)的一种另类的生存策略。探讨了“无为”在治理实践中如何被曲解为“怠政”,以及其在魏晋清谈中如何演变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避难所。 三、秦汉统一:治理模式的“技术性”移植 本卷最后一部分对秦朝的短命进行了非道德化的分析,将其视为一次“激进的制度实验”。重点在于考察郡县制、度量衡统一、文字规范等一系列“硬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技术性措施是如何在没有足够文化承载力的前提下,迅速耗尽国家机器的资源。汉代对秦制的回溯性修正,并非简单的“回到周礼”,而是对秦的“技术包”进行“人性化”的打补丁,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后的实质是,用一套更容易被基层士绅阶层理解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来润滑和维护秦建立的中央集权官僚结构。 --- 第二卷:中古的变迁:帝国中枢的韧性与边缘的张力 本卷关注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帝国核心的运转逻辑如何保持其连续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文化认同是如何被重塑的。 一、士族政治的“去神圣化”过程 本书对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采取了一种社会流动性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门阀的兴盛并非仅仅是“上品无寒门”的僵化,而是在中央权力真空期,地方豪强通过对土地、教育资源的垄断,形成的一种“次级国家化”的治理模式。重点分析了“九品中正制”如何从最初试图平衡门第与才能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巩固既得利益的壁垒。这一时期的“玄学”不再是单纯的哲学,而是士族在政治上失意后的一种精神补偿与身份标识。 二、唐代的“双重帝国”结构 唐朝的强盛被分解为两个并行的系统:一是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文官系统”,这套系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专业性;二是“藩镇-节度使系统”,这代表了军事扩张带来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化趋势。本书论证了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双重结构”中的“藩镇系统”的过度膨胀,它吸收了来自边疆的军事力量,却未能完全纳入“文官系统”的意识形态和财政控制之下。对唐代“租庸调制”的瓦解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均田制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面前的制度性溃败,为宋代两税法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三、宋代的“内向型”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内卷化” 宋代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断裂点。本书认为,宋朝的“文治”并非简单的“重文抑武”,而是一种“去军事化”的社会总动员。中央对地方军事权力的收缩,使得精英阶层内部的竞争极度白热化,从而催生了宋代理学的高度繁荣。 理学与社会控制: 理学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形而上学探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与道德监督机制”被推广。它有效地弥补了中央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减弱,通过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实现了对社会伦理的精细化管理。 商业革命与意识形态的矛盾: 宋代商业的繁荣与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与理学强调的内敛、克制、重农抑商的官方叙事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本书考察了这种张力如何体现在市民文化(如话本、瓦舍)的兴起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保守之间的微妙平衡中。 --- 第三卷:晚期帝制时代的结构性困境与思想的异化 本卷关注元明清三代,重点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在面对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人口压力时,所表现出的结构性僵化、思想的“内转”以及变革的失败。 一、元朝的“种族隔离”与国家整合的失败 本书对元朝的考察突破了“外族统治”的简单标签。我们将其视为一次“非汉文化技术官僚体系”对高度成熟的汉地官僚体系的强行嫁接。分析了元代统治者在财政、法律、社会身份划分上采取的“四等人制”如何从短期内满足了征服者的利益,却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阶层间的良性互动,为明初的“复仇式”制度重构(如恢复科举的八股化倾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二、明代的“人治化”回潮与宦官政治的制度性解读 明朝的制度设计被视为对唐宋以来文官系统权力膨胀的一种“集权反弹”。废丞相的举措,并未带来效率的提升,而是造成了皇帝个人决策负担的急剧加重。本书侧重分析了内阁制度的“非制度性”特征——它依赖于皇帝对特定士人的信任(首辅的权力弹性极大),以及宦官集团的兴起,正是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现象的必然结果。东林党的党争,不再是简单的路线之争,而是不同士人集团在有限的权力出口上进行“资源争夺战”的体现。 三、清代思想的“自我设限”与制度的“弹性耗尽” 清代是传统帝国模式的最后阶段,其思想控制(文字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本书认为,文字狱的广泛实施,其深层目的并非仅仅是惩罚异见者,而是系统性地切断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来源与结构”的形而上学探讨。当所有关于“天下”的讨论都被限制在既定的儒家框架内时,知识的创新空间被急剧压缩。 “乾嘉考据学”的转向: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精细考证,是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无望后,将学术精力转向“纯文本的还原与确认”的一种结构性逃避。 晚清的“技术困境”: 晚清在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时,表现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揭示了帝国在技术层面和思想层面上同时遭遇了“无法自我革命的结构性惯性”。技术引进被严格限制在“器物”层面,而未能触及支配技术产生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权力结构。 --- 结语:历史的“幽灵”与现代的缺席 本全集的最终目的,是梳理出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几条核心“结构性幽灵”:即对绝对中央集权的不断追求及其带来的治理效率的边际递减;知识分子阶层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创造力内耗;以及在土地与人口的永恒张力下,社会动员模式的周期性崩溃。这些历史的惯性与困境,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回响于当代社会结构与思想脉络之中,值得我们以历史的审慎去反思与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