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房改 建立“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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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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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47393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710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2
字数:28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为破解国内城镇化加速期城市体系的房困难题、促进整个住房体系健康持续发展,进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启示。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制度分析和政府过程等方法论,从住房包括保障房和商住房的两板块结构出发,就如何构建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进行了跨学科的统分式解读,在此基础上,也阐述了房价回归、高层次人才保障房、国企参与保障房发展和低收入阶层住房权维护等促进两房协调的重要问题。所构建的住房新体制,对促进中国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乃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台湾中央大学访问教授;南昌大学教授,学术型研究生导师。《中国房地产》杂志编委,《管理世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著名刊物审稿专家。有影响力的住房改革、体制改革与城镇化问题专家。

目录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问题提出的背景1

第二节研究的基本架构12

第三节本书的创新之处14


第二章建立契合国情的保障房新体制16

第一节保障房体制相关概念的重新界定16

第二节保障房体制研究的回顾21

第三节现有保障房体制的弊端30

第四节建立保障房新体制34


第三章构建高效率的商品房新体制42

第一节商品房生产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原因分析42

第二节商品房交易方面的突出问题及原因47

第三节商品房消费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原因分析47

第四节商品房新体制构建49


第四章建立“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56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与解读结构56

第二节住房体制核心概念框架的构建59

第三节“一次房改”历程回顾63

第四节“二次房改前期”新住房体制的探索与推进69

第五节“二次房改中后期”的改革目标与原则75




第五章高层次人才保障房促进“两房协调”83

第一节高层次人才居住困难及其危害83

第二节高层次人才保障房的含义与研究现状87

第三节高层次人才保障房的体制构建94


第六章房价合理回归促进“两房协调”99

第一节住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的内涵与意义100

第二节住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的目标分析105

第三节住房价格回归调控的既有政策分析108

第四节基于行为主体利益协调的政策框架110


第七章国企参与保障房发展促进“两房协调”118

第一节问题的缘起与解读进路118

第二节国企参与保障房发展的基本概念框架120

第三节国企参与保障房发展的义理性问题127

第四节国企参与保障房发展的现状135

第五节结论与政策建议139


第八章低收入公民住房权维护促进“两房协调”143

第一节公租房和公民住房权143

第二节2011年公租房的建设概况145

第三节低收入公民住房权得到保障的直接体现153

第四节公租房保障住房权方面的不足与展望156


第九章关于“两房协调”的研究结论160


附录一国务院颁发的相关房改文件166


附录二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部委关于房改的相关政策186


附录三与房改相关的法律200

参考文献222

后记230

精彩书摘

  第三章构建高效率的商品房新体制

  谈到当前住房体制改革问题时,不少人往往只看到保障房体制这一板块。实际上,商品房过度扭曲膨胀式的发展,也凸显了加快其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商品房体制不但是住房体制的重要板块,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活跃组分。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的现阶段,完善商品房体制,关系到商品房能否发挥国民经济消费点和增长点的“两点效应”,对实现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战略意图,从而扭转宏观经济低迷放缓的趋向尤为关键。而且,从住房两板块结构来看,商品房体制只有与保障房新体制协同改革,才能共同促进“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的形成。

  本章试从商品房的生产(或建设)、流通(或配置)和消费(或购买使用)过程的视角,对商品房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排查,深挖那些引发问题的原因,以有效地革除旧体制弊端,建立促其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制度体系;从体制的结构来看,制度构建也需同时从机构和无形制度的维度展开分析。

  第一节商品房生产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原因分析〖*4/5〗一、高房价和商品房过度供给等问题突出就商品房建筑自身而言,一段时期以来,不但累积了庞大的库存量,而且套型过于偏大的商品房数量占比大,即便在经适房领域,情况也是如此。另外,商品房价格持续奇高,远远超出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还存在高层甚至超高层商品房楼盘占比大,高层楼宇之间间距小,甚至存在数量可观的“握手型高楼”住区(参见图3��1)的不良现象。这就必然形成巨量的商品房长期空置,及庞大的中偏低和中中收入群体难以有效改善居住条件,甚至望房兴叹、望房心痛的多难格局。这也就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住房领域长存难治的高房价和商品房扭曲性过度供给(下简称“过度供给”)的弊端。

  图3��1某城市的“握手型高楼”

  就商品房建筑本身来说,相当一些商品房还存在质量隐患,建筑材料和部品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指标,甚至产生有毒的放射物,危害居者的身体健康;此外,也存在部分豪华商品性别墅占地面积过大的现象。

  就商品房的环境而言,相当比例的商品房周边缺少必要的绿化区,或紧邻喧解读中国房改——建立“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第三章构建高效率的商品房新体制嚣的道路而使居民终日受到噪声的干扰,偌大的社区乃至更大的城市行政区域,似乎放不下一张宁静安谧的床位。也存在部分商品房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较差,如公共交通不便利带来工作生活的不便,但这不是主要矛盾。

  在商品房生产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中,价格奇高与过度供给尤为突出。这里面既有商品房开发商的原因,也与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相关。不过,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模式的片面依赖、城市土地制度国有模式和房产税制度不完善,则是引发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下面,着重从土地财政、城市土地制度和房产税制度层面,剖析问题滋生的原因。

  二、高房价和商品房过度供给的原因:土地财政模式

  相当一些观点片面地强调城市化人口迁移是引发高房价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高房价形成且持续飙升的主要推手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

  不错,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入城,确实形成了对现有商住房的更大需求。但是,从供给层面来看,年复一年的商住房开发,使原有的存量房和住房供给规模越来越大;在需求层面,近年来城市病的滋生蔓延引发部分市民流动到乡村,大部分农民工也在学到技术、积累创业资金后返回乡村。这就是说,商住房供给量增加程度是大于需求水平增加度的,那么,怎么还会出现商住房价格持续飙升的现象呢?

  细加分析,显然是城市化迁移人口之外的其他要因,主导性地推动商住房价格持续飙升。这个要因之一,便是地方政府扭曲型的土地财政模式。

  (一)土地财政模式的内涵与国内外比较〖*2〗1�蓖恋夭普�模式的内涵、机理这里的土地财政模式是有中国式特定含义的,是指在当前的城市土地制度国有模式下,地方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片面依赖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的扭曲型财政增长模式,从而对土地可持续发展、住房健康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严重的负效应。

  土地财政持续演绎的内在机理:城市土地国有制下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地方政府把集体所有或其他用途的土地整合后,进行招拍挂,主观上千方百计抬高土地售价。土地出让金是土地财政收入的主要表现形态,一次性获得相当于几十年土地出租费的出让金,使得后届地方政府领导缺少可持续资金,只好继续粗放型地开发土地,从而演绎土地开发失序、土地管理混乱的扭曲性循环模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国内地方政府靠一次性出让土地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累积的第二财政早已超过第一财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另据国土部总体监测数据,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逐年高涨,2006年为7000亿元左右,2007年受到楼市过热影响,当年土地出让收入高达13000亿元许子枋:《中央或将触动地方土地财政神经》,《钱江晚报》,2009年10月15日;刘展超:《2016年:全国土地收入超3��7万亿》,《第一财经时报》,2017年1月25日。;近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土地财政过度膨胀的势头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其总量仍很庞大,2016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已超过3��7万亿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相当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命脉在于土地出让收入。

  2�蓖恋夭普�模式的国内外比较

  国内外土地财政模式的共性:一是,两者都属于预算外收入或第二财政的范畴,都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获得财政收入;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其财力都依靠土地财政,无论是欧美市场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土地收入在其财政收入中均占有相当的比例。

  国内外土地财政模式的差别,则主要体现在土地出让收入的方式上:体制成熟的国家,土地管理和一般性经营是分开的,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依法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直接的土地经营交由专业性公司去运行,这样既保证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源,也没有干预土地微观经营活动,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因而不存在国内土地财政模式的诸多弊端;而自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改革后,国内地方政府直接从事土地经营,在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制条件下,往往凭借公共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后以高价出售,以此牟取暴利,造成民怨沸腾;体制成熟的国家是按照权威的法律进行土地管理和交易,而目前国内土地的出让交易缺少正式的法律支持。

  国内外土地财政模式的差别,也体现在土地收入的支出方面:体制成熟国家将出让土地的收入合法地用在公共项目上,国内则大多继续用在土地直接经营获利方面;国内的土地出让金往往是以一次性收取几十年的土地租金为主导方式,获取的收入常常在本届地方政府耗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要求土地出让资金可持续使用,如中国香港规定本届政府只使用出让金的一半,另一半留给未来界别的政府使用。

  (二)土地财政模式的危害与体制弊端

  当前的土地财政增长方式扭曲,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促其蜕变为土地经营商,对住房乃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造成一系列负面效果土地财政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负效应表现在:其一,本届地方政府一次性获得相当于几十年土地出租费的出让金,乐于寅吃卯粮、竭泽而渔,使后届地方政府缺少可持续资金,只好继续粗放型地开发土地,演绎土地开发失序和土地管理混乱的模式,土地资源难以可持续地实现代际协调;其二,地方政府靠出让金,直接参与土地微观经营,角色错位,扰乱了经济秩序。“土地寻租”活动愈演愈烈,公款化为个人“灰色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公众反应强烈。其三,目前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高,恶化了国民收入格局,土地收入也大多投向城市部门,致使城乡差距难以缩小。其四,土地财政模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而间接地影响保障房等公共事业发展。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量投向“楼、堂、馆、所”和“政绩工程”,各地盲目地攀比基础设施规模,导致一些大而无当的车站廊柱高耸入云,一些旅客流量很小的空港过度规模化,而保障房、科技专家薪酬、公共医疗等急需财政投入的项目却资金紧缺,老百姓深恶痛绝。。就其对住房领域的影响而言,负效应体现在:其一,以土地出让金而不是合法的税收方式生财,必然激励地方政府炒地皮,推高地价、催生地王,相应地持续抬高房价,造成房困愈加严重和金融不稳定。由于房地产税费最终会转化为商品房成本,由购房者买单,所以,房地产税费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的飙升。其二,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的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商,从而使部分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容易蜕变为房地产商利益的代言人。在国内,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用来开发房地产,现有的城市住房开发商其实处于天然垄断地位,这使其大肆抬高房价,广大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问题则因此而加剧。其三,高地价抬高了商住房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商住房企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化发展,也迫使其相应地抬高商住房价格,从而背上高房价主推手的黑锅。

  总的来看,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财政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目前的弊端已非常突出,成为商住房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滋生土地财政模式的体制原因之一是城市土地制度的缺陷。从前文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阐述,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城市土地国有制,使得地方政府更容易利用权力充当土地经营商,推动地价扭曲性飙升,进而推动房价飙升,导致商住房不但过量开发,也引起大量的中中收入阶层甚至部分中偏高收入阶层居住水平不足。这个机理是明晰的,如何改革现有的城市土地制度,后文将加以阐述。

  三、高房价和商品房过度供给的原因:房产税制度缺陷

  现有的房产税制度不合理,也是推高地价、房价的要因。要揭示房产税的弊端,交代房产税的含义是必要的。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的外延大于住房地产,即大于房产,因而房地产税收的外延也相应地比房产税的范围要宽泛。

  何谓房产税?一般认为,是对保有环节的房屋财产为课税对象,按照保有环节房屋的计税余值或房屋的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就房产税的征收地域而言,目前房产税的征收范围限于城市、建制镇和工矿区,就房产税的征收群体而言,不包括农村房产产权人,不包括军队、公共管理机构的自用房产和居民自用的非营业性房产。

  现有的房产税制度缺陷衍生负效应的表现:早期,对居民自用的非营业性房产免征房产税,意在促进其住房消费水平的提高,维护居民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随着住房私产权化的普遍,住房的投资功能导致一些居民拥有多套住房,但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多余的住房既未自用,也未作他用,目前对这些空置的住房不征税,既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也浪费了住房资源;房产税征收不足,导致贫富差距更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要保持必要的财力履行公共责任,需要借助房产税,但征税需要法律支持,而国内房产税法发展不足从目前来看,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只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其他税种多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重庆和上海针对个人房产开征房产税是根据国务院第136次会议精神,属于征收试点,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房产税,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和加强专门的房产税立法工作。,这是引发地方政府被动地依赖土地财政的原因之一;交易环节房产税过高,而持有环节的房产税征收不足,这是加重投机性住房存量持续膨胀的要因之一,也是加重住房交易成本从而抑制住房资源合理配置的要因之一。

  在体制成熟的国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支柱是房产税而不是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如美国房产税占其地方财政的比例高到50%~80%,加拿大为85%,日本的相关数值则达到32%,因而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都能依法征收房产税而保有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财源。而国内在房产税制度方面的缺陷,使地方政府难以发挥房产税的地方财政收入支柱功能,助长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模式的依赖,从而带来一系列负效应,尤其引发商住房空置、房价奇高等问题。

  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对症下药,通过分类别的制度设计,为克服商住房生产中的弊端开辟道路,给中高收入群体供给质量优良、环境舒适的商品房。

  第二节商品房交易方面的突出问题及原因〖*4/5〗一、商品房交易方面的突出问题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购房者大多只能通过图纸获得住房套型、公摊面积、建材、立面造型和周边环境的信息,而在住房竣工交付后,经常存在住房开发商擅自降低套型面积、偷工减料等不健康的经营行为。这就导致实物交付房与图纸上的住房差别大,质量不过硬问题也非常凸显,进而引发诸多本来不应该有的法律纠纷。

  另外,在一些住房竣工前,开发商就逃之夭夭的情况也在一些大城市不断出现,致使已预交购房款的消费者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个别靠三代积蓄而交款买房的居民甚至悲痛欲绝。在与住房消费者签订购房合同后,一些资金短缺的非住房类企业也进入房地产界,玩“空手套白狼”的商品房经营游戏。当然,即使是一些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商品房企业,也偏好用较少资金磁吸大量的预售房付款,演绎高财务杠杆式的住房开发模式。这都严重扰乱金融经济秩序,也矮化了商住房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

  二、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

  显然,引发上述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预售房交易的制度安排。预售房交易模式的初衷是考虑到住房开发资金投入大,住房从施工到竣工也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因而,为保证住房能及时售出,减少不必要的积压,引入了预售房的交易模式,该模式在发达国家运转顺畅,然而在国内却问题丛生。如何破解这个棘手的问题?需要结合国情加以分析,然后采取有效的对策,后文将对此加以探讨和破解。

  第三节商品房消费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原因分析〖*4/5〗一、商品房消费方面的三个突出问题〖*2〗1�蓖痘�性消费有所泛滥一大批自住条件已经不错的居民,将本来用于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资金归结起来购买投资房,也有一些经济实力不佳的居民,不惜淘干几代人的家底,筹足首付款购房后并不住在所购的住房内,甘愿充当房奴,租房而炒买炒卖,共同掀起为卖而买式的炒房潮。这种住房领域的过度投机性消费模式,充当了商住房过度生产、供给的帮手,从而成为高房价和激励土地财政持续演绎的一个帮手,也就在另一个层面恶化了中低收入者正常的住房消费环境。

  2�鄙莩扌韵�费

  对套型和面积的追求越来越奢侈。三口之家,动辄购买160平万米以上的超大套房,甚至住在占地面积空旷的庄园式别墅内。的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新时期全球资源能源的短缺、生态危机和气候危机都对各国居民的消费提出了约束,即低碳消费、绿色生活。反之,过度地占有超大面积的住房,等于过度地使用建材资源、能源,这都会使现有的资源储备、能源储备和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3�毕�费不足方面

  当然,也还存在被动型的贫困式消费,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居民住在楼宇间距小的“握手型高楼”(图3��1)中,或住在公共交通不便利的偏远地段,从而导致住房消费的不足。

  二、引发问题的体制原因

  投机性住房消费之所以泛滥,表面上的动因在于房价永升、“楼市博傻”的认识,但根源还在于体制原因,这个体制仍然是土地制度、房产税制度所演绎的土地财政体制模式。

  如前文所述,正是因为城市土地制度国有和当前缺陷较大的房产税制度,催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增长模式。在这种扭曲的模式下,地方政府自然就偏好高地价高房价,以求增加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商住房开发商则在高地价的迫使下客观上也偏好高房价,从而片面地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回报。这两股合力制造了房价永升的“繁荣景象”,使得“楼市博傻”的偏误理念普遍弥漫在居民头脑中,推动财力充裕的居民和财力不充裕的居民一起义无反顾地跳入炒买炒卖住房的浪潮中。

  奢侈性住房消费之所以没有得到遏制,也与土地财政模式紧密相关。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土地财政体制模式下,居民住房消费量大,地方政府在该领域的税收收入就越多,所以,部分地方政府可能明知过度消费住房对资源能源环境形成过度透支,但在追求更多的财政收入动机的驱使下,就没有兴趣从低碳消费、绿色生活的理念方面引导居民,并制定合适的制度安排。至于商住房企业,由于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的最根本动力,自然偏好供给超大套的住房,对供给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住房不感兴趣,更谈不上承担引导居民适度消费住房的责任了。不过,就引导居民适度消费住房的责任而言,公共机构确实应承担主导责任,而不应把“板子”更多地打在商业性企业的身上。

  被动型的贫困式消费的根源仍在于体制。在土地财政体制模式下,商住房开发商迫于高地价,为降低单位面积住房成本,自然就倾向于开发楼宇间距小的“握手型高楼”,或选择地价低廉的偏远郊区开发住宅。而这样做,却让居住者心里烦闷乃至叫苦不迭。

  第四节商品房新体制构建

  针对商品房在生产、交易和消费环节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需要构建高效率的商品房体制,加以有效地规避与破解。

  一、商品房消费层面

  理论上,对某种物品的适度消费,会对过度膨胀的供给形成倒逼约束机制,从而减少不合理的供给,最终形成供需的大致平衡。循此机制,可进行如下方面的体制改革,以有效减少上述商住房消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土地财政体制转型

  可以肯定的是,土地财政体制不转型,高地价高房价就难以得到有效地遏制。道理很明白,土地财政体制如果不转型,高地价就难以遏制,商住房开发企业也就倾向于开发超高楼盘、“握手型高楼”和公共交通不便利的偏远地段的住宅,从而引发上述消费领域的投机消费、奢侈消费和被动型的贫困式消费现象。因此,促进土地财政体制转型,是消除住房消费领域突出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促进土地财政转型的制度安排是:改变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的方式,例如参照香港经验,按年收取土地出让金;而且要对土地出让金的使用作出规定,如本届政府只能使用一定比例;也需将出让金纳入法制化的预算财政轨道,并主要投向公共性项目。毫无疑问,将土地出让金纳入法制化的预算财政轨道,避免其成为“预算外之外”关于“预算外之外”收入的治理策略,可参考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231~234页。的资金,是促进当前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规范化发展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二)城市土地制度

  与住房消费领域问题的破解相关,土地财政体制的转型,内在地要求现行的城市土地制度和房产税制度要做相应的改革。

  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采取混合式的产权模式:即部分城市土地国有,用于公共项目,另一部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私有,用于培育成熟的土地市场,也给居民自建房提供更大的便利和空间。基本理由是:①改革开放后,既然农村土地实行了承包制,农民也有了自己的宅基地,城市土地制度似乎也需要进行类似的产权改革;②允许城市居民自己拥有使用产权型的土地建房,有利于调动其解决自身居住困难的积极性,给政府减轻负担。一个很明显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农民收入长期低于城市居民,为何农村的居住问题不突出,农民大多住得比较宽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农民有自己的宅基地,可以用宅基地低成本建房。既然如此,就可以考虑出让有所有权性质的土地的使用权给城市居民,开拓破解房困的另一条新路。③小平同志在一次房改初期的两次谈话中,均对允许城市居民私人建房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和肯定,而自建房的前提条件是要获得宅基地1978年9月,中央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重要谈话,大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就住宅问题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④实行混合式城市土地制度,既促进城市居民拥有建房的宅基地,提高其居住质量,又不拖城市公共项目建设的后腿,还可以遏制地方政府无序、粗放、过度地搞土地财政模式,政策效果可谓“一石多鸟”。

  ……


前言/序言

  前言

  住房问题既是关系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相关的住房体制自然也就具有多维度战略意义。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国内住房体制较长期地导致住房体系“商保失调”,影响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而,近年来继续深化房改以构建住房新体制(或新住房体制)的呼声渐起。

  但是,学业两界对所要构建的住房新体制的基本结构、主导特征、功能等还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理论发展的贫困又使得实践层面的房改步履维艰。有鉴于此,本书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工具,以及制度分析和政府过程等方法论,从住房包括保障房和商住房的两板块结构出发,就如何构建“两房协调”(即商品房和保障房相协调)的住房新体制的相关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统分式解读,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创新性结论。本书共分九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交代问题提出的背景、研究的基本架构和主要创新之处。

  第二章,建立契合国情的保障房新体制。包括对与保障房相关的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对保障房现有体制存在问题的分析,并从存在问题出发构建保障房新体制。

  第三章,构建高效率的商品房新体制。结构安排与第二章关于保障房体制的展开基本吻合。本章突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财政转型,为商品房开发企业获得科学发展、国际化发展提供市场化制度环境等。

  第四章,建立“两房协调”的住房新体制。综合解读如何实现两房体制协调互动,以形成促进整个住房体系健康发展的住房新体制。

  第五章,高层次人才保障房促进“两房协调”。包括高层次人才保障房的意义和必要性、高层次人才的含义和问题破解的制度安排。

  第六章,房价合理回归促进“两房协调”。按住房价格两级体系,阐述房价回归调控问题,指出用标准化住房工具治理保障房异化以及围绕行为主体利益调整的主轴,给出引导社会各阶层、央地政府和住房开发商的政策措施,以促进两房体系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房地产发展研究》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发展历程与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息息相关。本书《中国经济转型下的房地产发展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房地产市场的演变脉络、影响因素、运行机制及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们不涉及具体政策的细枝末节,而是着力于从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对中国房地产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索,以期呈现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中国房地产发展图景。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转型与房地产兴起 本部分将回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重点梳理房地产市场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孕育、发展的宏观背景。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远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住房分配由国家统一负责,商品房市场几乎不存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改革的核心,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增强,为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将探讨市场化改革如何打破了传统的住房分配模式,催生了商品房需求,以及“单位制”瓦解对居民住房观念和行为的改变。 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本书将分析城镇化率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张、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家庭户规模的缩小)等因素如何直接或间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将考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以及这如何影响了房地产的区位选择和价值分配。 金融深化与信贷扩张: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本部分将分析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如何推动了银行信贷的扩张,以及房地产金融(如住房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出现和发展如何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将探讨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其对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和投机行为的潜在影响。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房地产的商品化: 土地是房地产的根本载体。本书将深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历程,特别是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制度的建立,如何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推向市场,并使其成为房地产开发的重要成本和收益来源。我们将分析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地价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住房消费逐渐成为居民财富积累和消费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如何共同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升级,从基本居住需求向改善型、投资型需求转变。 第二部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多维度分析 在宏观背景铺陈之后,本部分将聚焦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身的运行特征,从供给、需求、价格、结构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的考察。 供给侧的演变: 本节将分析房地产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国有开发商、民营开发商、外资开发商等),开发模式的演变(从单一住宅开发到综合体开发),以及建筑技术、建材工业的发展如何影响了房地产的供给能力和产品质量。我们将考察土地供应的模式、开发周期以及其对市场供需平衡的影响。 需求侧的结构性分析: 除了城镇化和收入增长带来的总量需求,我们将对需求进行结构性细分。这包括首次购房需求、改善性购房需求、投资性购房需求、租赁需求,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年龄群体、不同家庭结构的需求特征。我们将尝试量化和分析这些不同需求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力。 房地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 房地产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核心信号。本书将构建一个多因素模型,分析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关键要素,包括宏观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条件、土地成本、建筑成本、市场情绪、政策调控等。我们将重点研究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地域差异性、周期性波动规律以及其内在的驱动机制。 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与城市分化: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产业结构、政策导向等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和城市分化。本书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案例,分析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人口迁移等如何影响当地房地产的供需格局和价格走势,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如核心区、郊区)的房地产价值差异。 房地产金融的风险与传导: 房地产行业与金融体系的紧密联系,也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本部分将研究房地产金融的规模、结构、风险特征,分析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机制、破裂的可能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我们将考察信贷政策、利率水平、金融监管等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房地产开发模式与企业行为: 本节将聚焦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分析其经营模式、盈利模式、风险管理策略。我们将研究开发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行为、项目运作等,并探讨市场竞争、行业集中度等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第三部分:中国房地产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在对过去和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着眼于未来,探讨中国房地产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 房地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房地产市场的过热、高杠杆、部分企业债务危机等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本书将分析这些风险的根源,并探讨如何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优化土地供应、促进市场出清等方式进行防范和化解。 房地产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协调: 长期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商品房市场与保障性住房体系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本书将探讨如何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住房供应体系,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缓解社会矛盾。 房地产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 房地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但也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本书将分析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问题,以及未来如何通过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来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型转变。 房地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可能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城市病等问题。本书将从城市规划、绿色建筑、可持续开发等方面,探讨如何实现房地产发展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是稳定市场、防范风险的关键。本书将从税收、金融、土地、租赁等方面,对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提出研究性建议,侧重于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和政策的传导效应,而非具体的政策条文。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趋势预测: 基于前述的分析,本书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审慎预测。这可能包括市场增速放缓、区域分化加剧、租赁市场重要性提升、高端改善性需求成为主流、科技与房地产融合等。我们将强调预测的局限性,并提出研究者应持续关注的关键变量。 结论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房地产发展研究》力求跳出政策解读的范畴,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实证分析方法,深入探索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书希望能够为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政策制定以及行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我们相信,通过对中国房地产发展历程的深入剖析,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宏大叙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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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愈发引人注目,任何关于住房体制的讨论都显得尤为敏感和重要。我拿起这本书,感觉它仿佛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试图给出一个冷静的、专业的总结和展望。我关注的重点在于“新体制”的构建部分。旧有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支撑新体系的基石究竟是什么?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土地财政模式的转型,还是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我特别关注作者是如何定义和衡量“协调”的成果的,是房价收入比、住房自有率,还是社会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这些指标的选取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核心价值取向。如果书中能提供一些清晰的政策模拟或情景分析,让我们看到不同选择路径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那将是极具启发性的。这本书的气质,透着一股严肃的学人风范,它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焦虑,而是为了提供一种理性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跳出短期的市场噪音,去看清长期的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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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是“信息爆炸时代下的稀缺品”。在这个充斥着碎片化信息和快速消费观点的时代,能有一本如此系统、如此深入地剖析一个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著作,实属难得。我翻阅了一下目录,那清晰的章节划分,仿佛为我绘制了一张详细的改革路线图。我尤其好奇“两房协调”这个概念的提出背景和具体操作机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旨在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精妙设计,但如何将这种理想状态落地,如何在实际的利益分配中实现“协调”,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详尽的案例分析,而不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一个好的研究,必须要有泥土的芬芳,要能让人感受到政策制定者在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挣扎与智慧。如果书中能加入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那就更好了,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衡量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普适性。这本书的厚度,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这让我相信,它不会轻易地给出简单化的答案,而是会带领读者走入迷宫深处,去理解复杂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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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挺引人注目的,那种沉稳的蓝色调,配上简洁有力的字体,让人一眼就能感觉到它内容的厚重感。我手里这本拿在手里分量十足,感觉像是在捧着一本时代的记录,而不是简单的政策解读。从书名就能窥见一斑,它似乎在试图揭示一个宏大叙事下的复杂变迁。我猜想,作者在梳理中国住房改革的脉络时,必然是下了番大功夫的,从早期的福利分房到市场化过渡,再到如今试图构建的某种新常态,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博弈与权衡。我尤其期待看到,书中是如何处理那些充满争议性的议题,比如住房的商品属性与居住属性之间的张力,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本好的经济历史著作,不应该只是数据的堆砌,更应该有对历史深层逻辑的洞察。我希望作者能用生动的笔触,将那些抽象的政策条文,转化为鲜活的社会图景,让我们看到“房改”这两个字背后,牵动了多少家庭的喜怒哀乐。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颇为考究,纸张的质感很棒,阅读体验应该会很舒适,这对于一本需要长时间研读的专业书籍来说,无疑是一个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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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不是激烈的控诉或无原则的赞美,而是一种沉静的、近乎历史学家的口吻。这种克制的表达方式,恰恰增加了我对内容的信任度。我个人对住房改革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市场化”这个大标签上,但这本书似乎意在解构这个标签,深入探究其内部的复杂肌理。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处理“改革的代价”这个沉重议题的。任何重大的制度变迁都伴随着利益的重新洗牌,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和新涌现出的市场力量,它们之间的博弈是如何被制度设计所引导或制约的?我希望书中能对住房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因为金融杠杆在房改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本书如果能成功地将宏观经济学、法律条文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熔于一炉,那么它无疑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转型中,绕不开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厚度,不仅是纸张的厚度,更是思想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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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阵容,或者说作者的学术背景,往往决定了一本书的视角高度。我揣测,这位作者想必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理解的专家。读这类书籍,最怕的是那种自上而下的说教式叙述,缺乏对基层实践的体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兼顾宏观战略的擘画与微观层面的细节描摹。比如,在探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那些地方政府的“角色扮演”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他们的激励机制是如何影响最终的政策效果的?这种对权力与市场之间动态关系的探讨,往往是理解中国式改革的关键所在。如果作者能够将经济学模型与社会学观察巧妙地融合起来,用数据说话,同时又不失人文关怀,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将远远超越一本政策教科书的范畴。它应该能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把钥匙。从书的整体设计来看,它似乎更偏向于面向对政策研究有一定基础的读者,而不是纯粹的入门读物,这反而更吸引我,因为它暗示着更深层次的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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