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余墨三集》是《余墨集》和《余墨二集》的延展,辑录陆谷孙教授所写文章中的一部分,大致有读后感、时评、见闻和序跋类几种。还收了演讲、通信、日记类文字若干。散文能表现作者的个性。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思想、性格、情操和追求,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扉页
七旬老翁告白
混混噩噩又一年,颓然自放,顽鄙益甚,见者多嗤称爷爷,惟诸君犹有以取之而不弃。诸君所以见爱者,与某之爱诸君实无异也,即所谓“惺惺相惜,心心相应”是也。
古之所谓君子实非真君子。倘不用于世,必寄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即令其食草木,友麋鹿,仍有不安者矣,躁动也!
独颜回饮水啜菽,居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又有东坡病亟时,索沐浴,还清白,后谈笑而化。生死两淡,后来者岂能不瞻望此中堂堂!七十老物谨以此与诸君共勉。
2010年3月2日
P345
蠢人和恶人,谁更易坏事?
这也算问题?当然是恶人更易坏事了。
我原本也作如是想,直到后来阴错阳差地做了一回谁也看不上眼的某个项目的主持人。那时与我共事的人中间,一个被我暗暗称之为蠢,什么样的稿子,一经他手,错误发现不了不说,对的也会改错。更可悲的是,他懵然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膂力,却偏好揽活,还爱臧否他人,说话时“they is”和“cutted”之类的错误会滚滚而出。另一位精明过人,甚而至于有点险恶,损招不少,常在私下开导我如何瞒骗领导,糊弄他人,同时信奉“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道理,推诿工作有术,轻易不说话,更不冒险说英文,一副深水潜流的模样。共事久了,我竟然发现,两相比较,自己宁可选择后者而非前者。你要get things done, 就需要招儿,损招不也是招儿?而且总比昏招要强。你看,做了个小头头,这理念也会大变,居然觉得用人时宁恶毋蠢也成了一条经验。直到今天,小字辈里有谁当了什么事务所的合伙人,还会给他们以身说法。
纵观今日官场,坏事的常多蠢人,这点太值得用人的领导们正视了。像昨天博文中写到的瞒报运动员年龄,让人抓住“8年里只长3岁”的把柄,这类蠢官如何可以再用?今天又看到一条关于毒豇豆的消息,海南官员指责揭发问题的武汉方面“太不够朋友”,“于国于民都无益”,如此敢道人之所难言,如何可能不犯众怒?想想现在的官员都有高学历,连那23岁就要出任副局长的女孩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原不该颟顸至此。可是从“你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人民说话”开始,昏官蠢话不断,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学历是不是造假。要不,这些官员本人原来的智商实在太低?建议用人之前,除了看学历,加一道测验智商的考核,商数不到100的,决不大用,因为蠢人有时比恶人更易坏事。
2010年3月1日
P382
看不见中秋的月亮
又是冷空气,又是台风,今年中秋看不见月亮。本来月的阴晴圆缺,古来难全,没什么了不起的。报纸原本并不缺少“人咬狗”的新闻,但宁可牺牲newsworthiness, 正儿八经地报道“中秋无月可见”。读者自己没眼睛吗?还有的预告明晚有“彩云追月”,不妨把观月仪式像某国党代会那样延它一延,纯粹是吃饱了撑的。
中国古代的文人骚客都爱拿月亮说事,即使时至今日,写旧体诗的,也常离不开月亮,就连当年的伟大领袖也概莫能外。我在想,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阴柔的特征。要去国外孔子学院演讲的朋友,以月亮为题,做个象形的“月”字的ppt, 再说说“亮”字下方的“几”原作“儿”,人的两条长腿一伸,可见高处的光称之为“亮”,用来唬唬外国人,不也蛮好的?
中国文化阴柔,那可是老前辈林语堂早说过的。光是阴柔,倒也没有什么不好,遇事淡定,谦和,貌似柔仁,任你矢石并下,我自有“黄金甲”护身,说不定还能把那张牙舞爪的阳刚给“克”了。可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电声光的时代,那份阴柔会不会已随之以险刻,会不会被暴戾取代? 看到责在司法的某省高院副庭长杀人之后还分尸,看到曾无限接近“院士”队伍的专家,学着黑社会,雇凶教训方舟子先生,我看对这阴柔论大可质疑。这月亮也不必老被国人捧着当个文化符号,中秋节过或不过,实在关系不大。放假益旅游助世博,本是好事,因为紧接“十?一”,假日被拦腰一截,劳逸节奏被打乱,周日上课险些错过,想想后怕!
但我还是要感谢向我送来良好祝愿和月饼的亲朋好友。你们可能怕我觉得孤独,殊不知有言道,孤独可以是个人的狂欢,狂欢也可以是众人的孤独。
2010年9月22日
P403
考高中比考大学更难
长甥女的女儿明年要考高中,托我找关系,看能不能进所重点。我一点路子也没有,明知无能为力,心底对这种做法还有点反感,拗不过她,只好虚以委蛇,装模作样给熟人打了几个电话,果然无效。
长甥女告诉我,现在考高中比考大学更难。一位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朋友也告诉我,去年和前年的实际录取率是:大学达到60%左右,但是普通高中只有40%(其中约有一半是重点高中)。这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向高校倾斜,大学扩招当然有关。我却从中看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客观效果,是逼着处于9年义务教育出口处14-15岁的少年(和他们的家长)接受竞争最为剧烈的一场筛选和分流。相比而言,其残酷性比之把竞争推迟到三年以后的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竞争还在日益低龄化,正从高中祸延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我怕几代以后,中国人有朝一日都变成头颅奇大而四肢萎缩的外星人式怪物。
竞争剧烈的筛选安排在学生几岁时为好,关系到国家把教育资源向何处何人倾斜。义务教育一摊亟需加强,姑且不谈,决策者能否从我们用来兴建所谓一流大学和现代化“橱窗式”大学城的钱,用来重金聘请“海归”的投入当中,拿出一部分来,从师资到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食堂等硬件设备,花它几年功夫切实加强所有高中,帮助目前的所谓“非重点”逐步接近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等校的水平,从而有助于高中学生为三年后“竞争剧烈的筛选”做好准备?至少,到那时,青涩少年的肩头负重抗压能力总会增强一些吧。我还了解到,目前部分高中教师不是学养不够,而是靠一份干薪对付不了通货膨胀和“居者有其屋”的压力,加上全社会拜金成风,业余盛行上海人所说的“揹猪猡”,家教两节课可得400元(我猜了100元,被耻笑),于是“上课像条虫,家教像条龙”。不知道国家投入多了,用以改善高中教师的待遇(包括达到若干教龄,购屋优惠),扩大他们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开设选修课增加课时,辅以优胜劣汰的教职置换制度(例如聘请“海归”改善高中师资结构),会不会吸引师生“重返教室”?
都说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优于我们和其他一些受孔老夫子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依我看,人家的一大优点在于把“竞争剧烈的筛选”尽量拖后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不以“苦学”去浇灭学生求知的兴趣。以我们国家现有的财力,全面加强高中教育,提高入学率,绝非难事,比之成天嚎叫着办世界一流大学,成本要低廉得多。而把最残酷的筛选从14-15岁的少年身上移走,可能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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