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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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17年俄罗斯纪事》以一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绘了1917年俄罗斯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所涉及到的人物与事件众多,从普通士兵、工人、农民到拉斯普庭、末代沙皇夫妇、普列汉诺夫、克伦斯基、列宁,从二月革命、七月示威、九月科尔尼洛夫叛乱到十月革命,尽收笔下。作者撷取最富于概括力的事件的横断面,以“场景组合”的方式串联起来,全景式地展现俄罗斯当时社会景象。《1917年俄罗斯纪事》细节丰富,叙述生动,图文并茂,一气呵成,但作为专业历史学者撰写的普及读物,又将对历史的阐释寓于叙述之中,引导读者对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时间矛盾性及革命的必然性进行思索。
作者简介
王云龙,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专著有:《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发生学》、《13世纪:前现代的“全球化”》等。
苍松,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目录
引子
1 垂死的制度
2 二月的风暴
3 两个权力中心
4 列宁走上舞台
5 七月阴云
6 右派政变
7 十月炮响
8 建立革命秩序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积极主张社会主义政党入阁参政的克伦斯基要求执行委员会重新讨论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在14日晚间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以41票赞成、18票反对、3票弃权的多数票做出了参加联合政府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孟什维克的左翼,其主张与布尔什维克相似——作者注)投了反对票。会议还制定了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几点施政纲领,对外政策无疑地被放到了首位,纲领提出:“公开提出自己积极的对外政策,按照民族自决原则,与盟国进行谈判,以便修改协议,尽快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平。”
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迅速得到了绝大多数省份的赞成,支持苏维埃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前线军队也表示赞成。军队代表说:“当军队得知社会主义者不愿加入内阁去和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共同工作之时,军队里咆哮起来了,因为整个军队在不得不继续跟它所不信任的人去共同赴死呢。我们想这个咆哮声一定是达到了彼得格勒的。”外省苏维埃反对联合政府的情绪很强烈,莫斯科、梯夫里斯、敖得萨、也加德林堡、诺夫哥罗德、特维尔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苏维埃声明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
5月18日,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了。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这依然是一届临时政府。李沃夫公爵仍担任总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进入联合政府,克伦斯基转任陆海军部长。其余部长仍由有社会影响力的有产者担任。随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人员的入阁,相比原来的临时政府而言,这届联合政府左倾化加强,但革命情绪持续高涨的社会对它的要求更高,联合政府既要努力满足其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要求,又要迫不得已地约束失范的暴民政治,它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对于临时政府的前途,列宁评论道:“公民,我可以给你担保,工人与贫雇农民的‘国家’,比切尔诺夫们及策烈铁里们要左到一千倍,比我们要左到一百倍。稍微再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的。”
4、5月份,俄国进入了春耕季节。但在很多地方,地主和农民都在观望社会革命党的最低土地纲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在农业政策和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切尔诺夫早就说过,“社会革命党的目标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把土地的所有权看做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在这方面,党将站在把全部私有土地社会化的立场,即把由一部分人私人占有的土地没收,将其转变为社会占有,在土地平均使用的原则上由民主的村社组织和地域性的村社联盟支配”。
地主们害怕革命会最终促成政府强行征收他们超面积的土地,因此,在土地政策没有确定之前,受惊吓的地主们不愿春种,而是想尽招数逃避损失。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在某个标准数之下的私产是免于征收的,因此地主们便将自己的产业分成几小部分,假意出售给他人,如协约国或中立国的外国公民,造成许多傀儡业主。富农大肆购买地主的土地,认为自己既然是农民,强迫征收的办法就不会施用到自己身上来。二月革命后,农民提出过土地要求,但在最初两三个月中,农民并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农民说:“我们不要抢,我们要用商量的办法来得到土地。”农民的格言是:“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发现富农投机和地主使用诡计夺取他们心目中的“集体土地”,众多的农民们步行进城,到政府那里去寻求公道与保护。
军队中的农民士兵十分焦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去见克伦斯基,要求他全面制止这种出卖土地的勾当。在玛丽亚宫的一个大厅内,克伦斯基非常冷淡地接待了这个代表团,不等听完代表的陈述,他断然插话道:“这里不能有要求,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农民代表苏维埃不能向政府下任何命令!……我将这个问题转告给农业部,你们会从那里得到解答……”接着,他像军人一样,后跟猛地一转准备走掉。这时其中一个农民士兵说:“关于土地的事我们会自己解决的。而奇怪的是,你作为一个革命的部长,竟待在四周围都有沙皇瞅着的大厅里……该把它们都取下来啦……不然……”克伦斯基狼狈地环顾了一下挂满大厅四周的历代沙皇及其亲属画像,尴尬地应道:“是的,是的!应当盖上布或者拿掉。是的,是的!明天就办。”
士兵只看到了革命后的玛丽亚宫仍旧挂着沙皇画像,而不知道克伦斯基与囚禁着的沙皇仍旧保持私谊,更无法预知那些画像直到十月革命时才被起义士兵撕掉。
农民不能再等待,自己行动了。在农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此时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但他们把以暴力反抗现状的言行看做是布尔什维克的象征。在坦波夫省,一群农民在几个回乡士兵的带领下,抢劫了地主的田庄。喀山省的一群地主控诉道,农民把他们的雇工唤走,并一同抢去了种子!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地主的所有财产都从庄园里搬走了,他们不许地主在自己的森?里伐木,否则就要用武力来对付。乡村里的地主哀叹道:“没有法庭,大家都随心所欲地干;具有良知的一部分人是给吓怕了。”
农民运动不但有自发的暴力行为,也有争取自治机关权力的行动。本沙省的特派员报告道:“当3月间组织乡镇与县的执行委员会时,其中人员成分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呼声就听得到了;早在4月中旬,委员会的成分已经完全是农民了,他们对土地的倾向是不合法律的。”
5月25日,李沃夫公爵在一份电报中列数,非法行动“在全国不断发生着”,“所有此类行为,应认为显然非法的,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应认为无政府的”,“必须采取最严厉办法”。
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于5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上有不少知识分子代表,其中多数是合作社工作人员、军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但这个党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右派、左派、左派中心和正义中心。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总共只有二十多人。
前言/序言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帝国黄昏:1917年俄国动荡实录》 聚焦历史的十字路口,深入剖析一个旧世界的崩塌与新时代的蹒跚学步。 本书并非对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一部试图穿透迷雾,探寻1917年俄国历史深层驱动力的学术性叙事。我们拒绝将那一年仅仅视为“布尔什维克胜利”或“沙皇必然垮台”的单一叙事,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社会、经济、军事和思想演变的长河中进行审视。 一、 历史的底色:沙皇体制的内生性危机(1905-1914) 要理解1917年的剧变,必须回溯至二十世纪初的“预演”——1905年革命。本书开篇即详细梳理了俄国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看似现代化的外壳下潜藏的结构性矛盾。 1. 工业化的悖论: 俄国的快速工业化是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这造成了城市工人阶级在恶劣环境中迅速聚集,成为一个高度集中且极易被煽动的政治力量。我们通过对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工厂工人生活条件的详尽描述,展现了社会阶层固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对立。 2. 土地的幽灵: 尽管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未平息。斯托雷平改革(Stolypin Reforms)的意图是培植一批富裕的自耕农(Kulaks)以稳定农村,但其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农村内部的分化。本书利用大量地方志和统计数据,描绘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土地饥饿”状态,指出农民的不满是任何革命爆发前最庞大的潜在能量。 3. 杜马的虚设: 1905年革命后设立的国家杜马(Duma),本应是权力制衡的工具,却在沙皇的持续干预和解散中形同虚设。我们分析了杜马内部自由主义者(如卡杰特派)的策略失误,揭示了统治阶层对于任何形式的宪政改革的内在抗拒,为最终的暴力革命铺平了道路。 二、 战争的催化剂:大国冲突如何引爆内部矛盾(1914-1916)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压垮沙皇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它并非凭空出现。本书着重探讨了俄国军事动员对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战争如何将体制的脆弱暴露无遗。 1. 军事的灾难与士气的瓦解: 塔嫩堡的惨败、东普鲁士的溃败,以及随后的“大后退”,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对沙皇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我们细致考察了前线士兵的物质匮乏、指挥系统的混乱,以及知识分子和下层军官中弥漫的厌战情绪。 2. 后方的崩溃: 铁路系统的瘫痪、燃油和粮食的黑市化,使得首都的补给链断裂。本书详述了粮食是如何从产地运不出来,以及为什么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城市依然会出现饥荒的怪象——这不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分配与运输系统的彻底失灵。 3. 拉斯普京的阴影与宫廷的腐败: 战争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临前线,将国内大权交予皇后亚历山德拉。围绕皇后的流言蜚语、对“妖僧”拉斯普京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的内阁更迭,极大地削弱了皇室在精英阶层中的最后一点支持。本书还原了1916年底针对拉斯普京的暗杀事件,分析了这一事件对保皇派士气的影响。 三、 两个“二月”:革命的爆发与双重政权的形成(1917年初) 本书将重点笔墨投向1917年2月(俄历)的事件,力求还原一个多中心、充满偶然性的革命进程。 1. 从面包骚乱到武装起义: 我们还原了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纺织女工的罢工如何蔓延,以及关键的导火索——驻军态度的转变。与传统叙事不同,本书强调了基层士兵自发性的倒戈,而非某一特定领袖的指挥,才是二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2. 苏维埃的诞生与权力真空: 临时政府的成立(由杜马自由派主导)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由社会党派和工人代表主导)的并行存在,构成了著名的“双重政权”。我们深入分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早期运作,特别是其发布的“第1号命令”对军队纪律的瓦解作用。 3. 临时政府的致命失误: 临时政府在“战争继续”和“土地问题搁置”上的坚持,是其迅速失去民心的主要原因。本书对比了克伦斯基(Kerensky)等人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残酷,探讨了他们如何在不愿触动根本矛盾(土地和战争)的前提下,试图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机器。 四、 走向十月:激进化与布尔什维克的崛起(1917年春-秋) 我们详细记录了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利用局势的复杂性,从一个边缘化的激进团体转变为掌握权力的力量。 1. “四月提纲”的冲击: 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明确主张,如何清晰地区分了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2. 群众动员的艺术: 本书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如何通过对工人和士兵的宣传,以及对民族问题的承诺(如对芬兰、波兰等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成功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多数支持。我们剖析了“真理报”等宣传工具在瓦解对手阵营中的有效性。 3. “七月事件”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转折: “七月流血事件”暂时挫败了激进左派,但随后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反而迫使临时政府不得不向布尔什维克求援,这极大地提升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性和军事力量,为武装夺权创造了最后的机会。 结语:历史的幽灵与未来的预兆 本书的收尾部分,聚焦于1917年10月(公历)的最终摊牌。我们摒弃了“少数人政变”的简化论,而是将其视为长期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临时政府政治软弱性的最终审判。 《帝国黄昏》力求提供一个多维度的、拒绝简单价值判断的历史全景,旨在让读者理解,1917年的俄罗斯,是一个在饥饿、战争和理想主义的熔炉中,被无情地锻造出来的全新世界。其动荡不仅塑造了俄国,更永久地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