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相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年2月),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全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评分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评分新的一轮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由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与荷兰的杜鼎克教授联合发起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黄一农教授等都参与了这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5册(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把原藏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20世纪40年代末被耶稣会士带到菲律宾后又转道收藏于台湾的一批汉文文献公诸于世;之后钟鸣旦、杜鼎克又主编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2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两位还与蒙曦一起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6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因此,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汉文西学文献最多的三个机构: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收藏的相当一部分明清汉文西书已能重见天日。
评分梁武帝在位48年,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评分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相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年2月),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全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评分晚明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期间中国思想学术演变之根本原因是因为与西学的碰撞。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笔者曾把晚明以来属于明清欧洲基督宗教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西学文献,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一是在明末发现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文献,二是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三是19世纪以来西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而比较系统地发掘属于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的工作,大致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编是1965年起陆续由台北学生书局推出的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第23号(1965年出版)、24号(1965年出版)和40号(1966年出版)。前者为明末李之藻编刊于1626年的《天学初函》,其次为《天主教东传文献》一册,或称正编,继为《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册,1972年,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又推出为数六册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在大陆天主教西学研究尚未解冻的岁月里,这些明清之际影印本曾经给全世界明清西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评分藏品中另有红箱子一口,印着“验光师D.M. 魏伦斯”字样,说明牌上写着:“此乃一验光师之器材箱。虽年代晚近,念其主人D.M. 魏伦斯先生1951 年溺死于佩瑞格林河之故,亦当跻列地方重要文物。此箱于事故中幸存,由佚名捐赠者,或即发现者本人,惠予我馆收藏。”检眼镜的模样像个雪人。上半截儿尤其如此,一个小圆盘摞在大圆盘上——下半截儿是个中空的把手。大圆盘上有个可以看出去的洞,里面可以换上各种焦距的透镜。下半截儿把手沉甸甸的,装着电池。取出电池,把两头镶有圆片的配套短棒插进去,就可以接上电源。不过仪器也许经常要在没电的地方用。艾丽丝·门罗,生于1931年,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还不错。艾丽丝·门罗,生于1931年,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还不错。艾丽丝·门罗,生于1931年,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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