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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大众 《老上海城厢掌故》从上海名称的来历、关于上海建县年份、沙船与上海港、上海城墙与城门、上海拆城和城墙砖、上海县衙门、上海的校场和旧校场年画、城外的商业街、上海的善堂、最古老的天主堂、基督教会学校等方面,讲述了上海老城厢的掌故风物。
内容简介
《老上海城厢掌故》专述上海旧城风物掌故,以资料丰富、叙事清楚、论述流畅为特色。从上海名称的来历、上海建县年份、沙船与上海港、上海城墙与城门一卜海拆城和城墙砖、上海县衙门、上海的校场和旧校场年画、城外的商业街、上海的善堂、最古老的天主堂、基督教会学校等方面,讲述上海老城厢的掌故风物。
作者简介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等。
目录
前言
上海名称的来历
关于上海建县年份
从青龙镇到上海县
沙船与上海港
倭患与上海筑城
上海城墙与城门
上海拆城和城墙砖
上海县衙门在哪里
上海的校场和旧校场年画
设在上海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约约乎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
一城烟火半东南——城外的商业街
从马路工程局到上海城自治公所
中国最早的警察学校和警察机构
为光绪亲政而建的万寿宫
小南门的救火联合会钟楼
上海的南火车站
关于上海江海关的故事
上海的善堂
上海最古老的天主堂
老城厢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民立上海中学到上海民立中学
吴馨其人与务本女校
从日涉园到书隐楼
上海名园露香园及顾绣
上海的天后宫
上海的关帝庙
清代老城厢的三大名庵
精彩书摘
《老上海城厢掌故》:
倭患与上海筑城 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是粮食的主产区,就不必花很大的财力、人力实行“南粮北调”,漕运基本中止。而朱元璋为了围剿、镇压流窜沿海诸岛的农民军,又推海严厉的“海禁政策”,阻断农民军与大陆的交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在他在位期间,海盗实际上已基本被镇压。朱元璋驾崩后,由孙子,即懿文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朱允炊继位,即明惠帝,年号建文。
建文皇帝召用方孝孺等,订立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并削弱藩王的势力。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燕王,领地在今北京一带,得知建文皇帝要削弱藩王势力后,就以“靖难”为名,起兵进攻南京,建文皇帝逃离京城,不知所终,于是朱棣自立为皇帝,年号永乐,不久,他就迁都北平,即北京。于是又遇上“南粮北调”的问题。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中说: 文皇帝靖难后,初议迁都北京,以馈饷艰苦,乃于永乐五年八月,下廷臣会议海运。议已定,奏请于苏州府太仓卫设海道都漕运使衙门,左、右运使二员,秩从二品;同知二员,秩从三品;副使四员,秩从四品;经历照磨各首领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卫、所,俱属提调。奏既上,太宗如议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议。事遂中止。至正统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运赴蓟州诸仓。乃知海运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讲究。由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为解决北方粮食供应不足,就重新讨论恢复海上漕运的问题,还决定在太仓设一个“海道都漕运使衙门”,长官官从二品,地位等同省布政使,沿海的军事单位也由这个衙门提调。不过,也有人提出太祖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海禁”令而加以反对,这又将了永乐皇帝一军,所以,这个主管海上漕运的衙门是否正式设立也不太清楚,一直到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南粮北调”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严重程度,才下令南京造了三百五十艘海船。实际上,明朝的“海禁”始终没有解除,只准许官方的漕运官船往返于北洋之间,而对民间的航运仍处于高压的态势。
明朝,关于以海运的方式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争论不休,于是,一方面继续有限开展海上漕运,另一方面加紧疏浚和打通大运河,争取将漕运由海运改为运河运输,但中央政府对“海禁”的政策始终没有停止,时禁时弛,以禁为主,这就使中国从元朝已经形成的海上航运业衰落了下来,其中不少商人只得离开中国,到南洋、东洋各地,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性向海外移民的发端。《万历野获编·户部·海上市舶司》中说: 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蕃,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继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值),以故积愤称兵。抚臣朱纨谈之详焉。
因海禁而跑到南洋、东洋的船商就成了“蕃”,而无视国家海禁法令,继续在近海贸易的商人又成了“寇”,为了做生意,“蕃”和“寇”又往往联合起来,开展外洋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贸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走私”。于是主张解除海禁的官吏批评坚持海禁的官吏:你们这是书生气十足的人,根本不懂政治、军事,只知道强行阻止中外通商,就可以杜绝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勾结;而实际上,中国的南洋海域辽阔,靠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管控,而商人们在这里“走私”游刃有余。商人们只是希望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利润,但我们处处设防,使他们的贸易无法正常进行,为了对付官兵,商人只得自己武装,一旦与官兵相遇,还能作抵抗,而商船武装的结果,一旦生意不顺利,就会发生抢夺、殴斗、伤人;更有甚者,地方官兵为了自己的利益,又往往向外国商人或中国商人收取“保护费”(即引文中讲的“靳不与直”),商人与官兵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于是,事态又从“武装走私”发展到“武装抢掠”,“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
到了明朝嘉靖中期,沿海的倭患到达最严重的程度,据记载,仅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上半年,上海就遭三次倭寇入侵,被掠去财产无数,百姓损失惨重,于是,就在这年的下半年,上海百姓众志成城,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筑起了一道城墙。《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收录了当时上海人顾从礼关于上海筑城的奏疏,详言上海筑城的原因,说: 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元至元二十九年设县,治(旧时,政府所在地称“治”)原无城垣可守。
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有通习,海寇不敢侵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
从上海建县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已经过了二百五十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上海已经是相对富裕的县城,每年的钱粮收入就达四十余万,而上海县治就在滨黄浦一里之地,海盗闯入内陆后,沿黄浦就直抵上海,经常发生海盗入侵上海的事,“嘉靖戊子(1528年)等年,屡被贼劫烧,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盖贼自海入,乘潮取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顾从礼的奏疏很快就得到批准。
……
前言/序言
汉字很有趣,“邑”在古文字中写作,上面的“口”表示一个有围墙相围的区域,下面的“巴”像—个跽跪的人,合在一起就表示有许多人居住在一起的安居乐业的城镇、城市。古代,战争频繁,有的部落或侯国可以通过战争掳掠奴隶,抢夺财富,为了保卫自己的“邑”,人们就在邑的四周建造高大、牢固的城墙,所以,“城”的本义就是邑的城墙,后来引申而指城镇、城市。“城里为邑,城外为郊,郊外为野”,有了城墙就有了界线,城的里面才是“市区”,城的外面就是郊区,远离城里的地方就是穷乡僻壤。
城市的人口、经济是会不断发展的,如城墙不倒的话,那么,邑的区域只能局限于城里,人们只有冲出城墙,到近郊发展。在汉语中,“厢”本来是指建筑中位于正殿、正堂两侧的偏殿、偏房,如民居中客堂两侧的房屋或房间称之“厢房”,“邑里为坊,邑外为厢”,“厢”就是城外人口密集并有一定商业活动的区域,当然,所谓的“城厢”就是指城和厢,也就是城里和城外人口居住集中的区域,这一点一定要聆清。
上海是元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置县的,由于许多原因,上海在建县后的二百余年并没有筑城,所以上海是一个“有邑无城”的邑城,也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明朝中期,中国近海倭患严重,明嘉清三十二年(1553年)上半年,上海多次遭倭寇抢劫,掠去财产无数,损失惨重,于是才开始筑城,并于当年筑成。上海城墙周九里,于是,一道城墙就确定了上海邑和郊,邑和厢的区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肃清,两年后,康熙颁“弛海禁”令,结束了中国自明初开始的近海禁运政策,上海港的中心,即东门外与黄浦江之间的狭长地块成了繁忙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区,时人作竹枝词咏“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在上海邑城外的东南部形成了“厢”,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不断进步、发展。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在1843年12月17日上海开埠后十年,上海的外贸总量超过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西风东渐,使上海从一个中国传统的城市蜕变为“十里洋场”,上海也是一个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华洋杂处,五方杂处,变异的速度远大于遗传的能量,在上海开埠五十年后,上海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性的大都会。人们津津乐道于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上海的老城厢逐渐被人们淡忘。实际上,在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今天,老城厢还保存着许多文物古迹,这些都是上海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发掘历史就是要尊重自己祖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发掘,研究,传承上海文化起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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