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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梅兰芳》是田汉撰写的记录梅兰芳生平事迹。这部书是李新主编的名家小丛书中的一部,侧重于普及,以小、以精取胜,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名家的娓娓叙述中获得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呈现各位名家。这本书包括了旧戏与梅兰芳的再、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梅兰芳、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序、追悼梅兰芳、和梅兰芳最后几次见面等7篇文章。内容十分丰富,文字简洁,体现了对京剧、对梅兰芳的认识,现在看来相当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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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田汉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漫说梅兰芳》为其撰写的记录梅兰芳生平事迹的专著。
作者简介
田汉(1898—1968),本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创造社成员。曾组织和主持有名的南国社、南国艺术学校等戏剧团体和戏剧教育组织。他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丽人行》等话剧,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优秀之作。建国后曾在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职,在指导戏曲改革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他自己曾改编了《西厢记》、《白娘子》等传统剧目。《关汉卿》和《谢瑶环》分别代表着田汉话剧创作和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目录
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判
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
梅兰芳、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序
追悼梅兰芳同志
和梅兰芳同志最后几次见面
梅兰芳同志精神不死
纪念梅兰芳同志逝世一周年
精彩书摘
因此,对于旧戏的有历史意义的批判仍不能不回溯到《新青年》的戏剧专号,及其他零星讨论。那时作为批判封建旧戏的战士的是胡适之、傅斯年。胡写了纹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写了《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此外有钱玄同答复张厚载的《脸谱》、《打把子》(认为中国戏是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和周作人的《论中国旧剧之应废》(应废的理由:第一是在世界戏剧发达史上看来,中国戏是“野蛮”;第二是中国戏是儒道两派思想的结晶,包含淫、杀、皇帝、鬼神四种毒素,有害于“世道人心”)。
现在假使容许我们做一个批判的批判,我们可以发见他们的批判的尖锐的革命性及其极限。胡适之的批判是从反对关于“昆曲”的张之纯的观点开始的。张在他著的文学史里面说到昆曲与国运的关系:
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
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
这是典型的封建阶级观念论的观点。昆曲和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当然是阶级社会的上部构造的一种。它的曲调虽是来自民间:“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见徐渭著《南词叙录》论南曲)但随着明代南方贵族社会之兴起,“前代富贵家士大夫不甚留意的出自民间的南戏,一变而为他们生活上不可缺的一种艺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上说:“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唱大套北曲……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当时君主、诸王的宫廷邸合里,常有教坊优伶献技……大官僚的府第里,也每豢养着称为‘家童’、‘家优’的伶工一部。……自家欣赏之外,兼作官场应酬结纳之用。…清初大官僚的家里还有豢养优伶的,一般士大夫不改前朝嗜好戏曲的风气。”见《青年界》三卷四期陈子展著《南戏传奇之发展及其社会背景》)洪深氏在他的《论中国戏剧之改良》也接触这个问题,他说:“在皮簧未行以前,昆剧的势力,是独一无二。”“实在的,昆剧代替北曲是民众戏剧的逐渐贵族化。‘场面’的幽静与细致,辞句的文雅与深刻……更决定了这种戏剧仅能给予文人学士们欣赏。所以昆剧除了是唐宋传奇中所有的题材的再现外,其他总是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循规守礼、升官发财、成圣成贤等思想。即使男女相悦,淫奔私就,也一定要使男为才子、女为佳人……而无伤大雅。自然,写民间故事,也不是没有的。但是,一定是以轻贱、鄙视、取笑的态度出之。昆剧中的平民,男都丑角,女尽贴旦,穷形尽相,插科打诨。所以,假使说昆戏是纯粹贵族阶级的戏剧,是没有错误的。”(见《申报月刊》第三卷七号)但是这一封建贵族的文化之花也不能“长好”。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即张之纯所谓“道咸以降”,封建的中国给西欧资本主义敲破了大门。在列强积极的经济侵略和诱导之下,重要的商业都市已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农村经济崩溃,破产的农民开始广大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贵族社会的下层基础急烈地动摇起来。这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它的上层构造之一的昆曲,使它也走向末运。在这一个意义上,实在也可以说:“昆曲之盛衰,实(贵族社会)兴亡之所系。”封建贵族战栗于他们的灭亡的运命,主张复兴他们这一意识形态武器,阻止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恢复封建的秩序,使中国“重睹升平”。这也是他们应有的“梦想”。但胡适之不理解这个,他说:“这种议论的病根全没有历史观念,故把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看做有因果的关系,故说‘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他不知道贵族社会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是有因果关系的。
虽然如此,胡先生对于近百年来发达的“京戏”的评价有极正确的地方。有历史癖的他,首先就中国戏剧发展的道路作了这么一个概观:
试看中国戏剧从古代的“歌舞”(Ballad.Dance)一变而为戏优;后来加入种种把戏,再变而为演故事兼滑稽的杂戏;后来由“叙事”
体变成“代言”体,由遍数变为折数,由格律极严的大曲变为可以增减字句变换官调的元曲。于是中国戏剧三变而为结构大致完成的元
杂剧。但元杂剧不过是大体完具,其实还有许多缺点……后来的传奇,因为体裁更自由了,故于写生、写物、言情各方面都大有进步。……
可以算得是戏剧史的一种进化,即以传奇(昆曲)变而为京调一事而论,据我个人看来,也可算得是一种进步。……
这里胡先生恰好来表示和他的学生傅斯年正相反的观点。傅斯年在他的《戏剧改良各面观》里说:“京调’的来源,全是俗声:下等人的歌谣,原来整齐句多,长短句少——这是因为没有运用长短句的本领——‘京调’所取裁,就是这下等人歌唱的款式。七字句本是中国不分上下今古最通行的,十字句是三字句、四字句集合而成。三字句、四字句更是下等歌谣的句调。总而言之,‘京调’的调,是不成调,是退化调。……”究竟是进化昵,是退化呢?我们再听胡先生说的:
……
前言/序言
总序
李辉
二十多年来,文化热潮此起彼伏,历久不衰。热潮之中,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范围日渐宽泛,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或趋向宏大、笼统,以玄妙、空泛、繁复方式进行阐述;或趋向琐碎、细微,以新奇、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各类文化图书,应运而生,成了出版界的宠儿,其中利弊优劣,很难界定,好在真正热爱文化、有文化情结的读者,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选择权,由此,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
2009年春天,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侧重于普及,以小、以精取胜,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中,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
很好的建议,我当即辅助落实,这就是“名家文化小丛书”的由来。
所谓“名家”,即各领域、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他们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启动之初,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以后将其向其他学科延伸。
所谓“文化”,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尽量突出具体、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玄妙。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生动、有趣的特点,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
所谓“小丛书”,即在每种书的话题“小”之外,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属于真正的“小书”。这一规模的图书,既便于阅读,也便于携带。舍此,恐怕也就失去“名家文化小丛书”所追求的普及目标。
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
辛弃疾有词云:一丘一壑也风流。于是,且借此套小丛书,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
写于2009年6月8日,北京,雷电大雨中
沉浮百年:一部关于京剧的兴衰与传承的史诗 图书名称: 《梨园风云录:从徽班进京到现代变革》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位旦角大师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宏大、细致入微的京剧史诗,它以时间为轴,以历史事件为经纬,全面梳理了京剧艺术自诞生之初,历经风雨、几经沉浮的百年兴衰轨迹。我们试图剥离舞台上的光环与传奇,深入探究支撑起这门古老剧种的社会结构、政治气候、审美变迁以及无数幕后匠人的血汗与智慧。 第一章:天作之合——徽班与昆曲的碰撞与融合 (1790-1840) 开篇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八十大寿引发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四大徽班”进京。我们详细描绘了徽班的音乐体系、表演风格以及他们如何巧妙地吸收融合了当时占据主流的昆曲、秦腔等地方声腔的精髓。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场剧烈的化学反应。本书将重点分析徽班的“乱弹”如何逐步定型,如何从市井娱乐走向宫廷殿堂,并细致考察了早期演员如何应对南腔北调的融合难题,奠定了京剧“唱、念、做、打”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京剧的“野性”与“生命力”正在酝酿,一切尚未定型,充满了探索与碰撞的张力。 第二章:乾嘉时期的鼎盛与格局的奠定 (1840-1890) 随着道光、咸丰年间社会矛盾的加剧,京剧以其更直接、更具情感张力的艺术表现力,迅速占据了市民阶层的心。本章着墨于早期旦角艺术的风格分野。我们将深入探讨以“花旦”和“青衣”为代表的表演体系如何在早期艺术家手中初步确立其规范。不同于后世对某位大师的聚焦,我们更关注群体的技艺传承,分析早期戏班内部如何通过师徒关系、行会组织来维护和发展各自的“流派口诀”和“板式运用”。同时,本书也记录了京剧在商业化进程中,如何与茶园、会馆等场所紧密结合,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章:光绪年间的剧目创新与角色的细化 十九世纪下半叶,京剧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大量历史剧、神怪剧和时装剧(当时的社会剧)被搬上舞台,极大地丰富了京剧的 repertory。本章将重点分析剧目如何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民间传说互动,探讨剧作家如何运用虚拟与象征手法,在审查压力下巧妙地表达对时局的看法。特别地,我们详细研究了“老生”行当在此时期的成熟,如如何区分“宝剑老生”、“趟马老生”的唱腔差异,以及这种细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不是关于某位演员的“绝活”,而是关于表演体系的制度化。 第四章:民国初年的艺人群像与梨园的“现代性” 民国建立,社会结构剧变,京剧艺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本章探讨了戏曲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传统戏班如何尝试向“剧团”这一现代组织形式过渡。我们将描绘一批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既是艺术家又是社会名流的群体形象——他们如何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如何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以及他们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寻求突破。本章不会偏废任何一个主要行当,而是对比分析武生、丑角、老旦等在“舞台革新”浪潮中的不同应对策略。 第五章:战乱与南迁:艺术的流散与坚守 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给京剧艺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本书详尽记录了剧团如何南迁、西迁,在颠沛流离中如何维持艺术生命的延续。这部分着重于文化遗产的“被动保护”。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背景下,演员们依靠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口传心授的技艺,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演出。我们也将探讨此时期,一些剧目主题如何微妙地转向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表达,反映了艺术家深沉的时代责任感。 第六章:新中国的戏改与艺术的重塑 (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艺术被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改造”要求。本章将客观、审慎地梳理“戏曲改革”的历史进程,分析传统剧目在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删减、乃至主题的彻底转变。我们详细研究了“十七年”间,各主要流派的传承人如何在新体制下,既要保持艺术水准,又要完成政治任务的复杂心理状态。本书不回避争议,力求呈现出艺术与政治交织的复杂画面。 第七章:拨乱反正与古典的回归 (1977至今) 文革结束后,京剧界迎来了宝贵的“喘息期”。本章聚焦于传统艺术的“抢救性挖掘”和“正本清源”运动。大量被禁演的传统剧目得以重见天日,修复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分析了回归传统对当下年轻一代演员的意义,以及在现代娱乐方式冲击下,京剧如何通过“流派传承”、“音配像”工程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本书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当代京剧在国际舞台上的尝试与挑战,以及它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继续吸引年轻观众,延续其“活的经典”的生命力。 本书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丰富的历史细节,描绘了一幅京剧艺术百年来在社会、政治、文化多重压力下,不断自我革新、顽强生长的全景图。它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审美记忆,而非某一个体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