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一职。他以扩大党组织和加强劳动运动为首先要务,并且鼓励译介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与列宁的著作。他从此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甚至不是)真理的探索和实践,而另有现实政治中的权谋和斗争。他将被剥除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职位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只是,陈独秀并非沉默地承认或接受这些党的决定。他对于个人及其自由的看法将经历哪些重要的变更?这些变更又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另一重要且犹待厘清的课题
评分考古人类学随笔(新版)
评分第八章 人心与历史: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中的进化论述
评分很学术的书,很喜欢,需要静下心来
评分上学记(第3版)¥29.20(7.5折) 《上学记(第3版)》主要内容包括:第二版序言、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第一章(1921-1939)、我的祖上没有名人、第二章(1939-1946)、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等。
评分第六章 自由与进化:胡适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与历史
评分第三章 转向自我:胡适科学方法观的特征
评分林先生的弟子杨贞德女士的新著《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也是承接这个思想脉络发展而来的。该书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的个案研究指出,由于认定思想文化是决定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基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根本的变革之道是从个人着手,以人心为诉求对象,以自我改造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改革途径,从而忽视了经由法律、制度或经济力所带动的改革。梁启超先生曾谓:“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他还说:“自由云者,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从国家政治推到个人修身,与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向虽正相反,路径却别无二致。梁任公在《新民说》中说:“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众所周知的是,任公《新民说》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胡适就自承受了梁启超无穷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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