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次機遇:巴菲特傢族的人生投資法》是一本巴菲特傢族——沃倫·巴菲特、霍華德·G·巴菲特(未來繼承人)、霍華德·W·巴菲特(巴菲特孫子)聯袂打造的著作。這是巴菲特送給子孫好的禮物:機會本來稀缺,或許隻有40次甚至更少,但即使這樣,也不要急於抓住任何機會,而是學會如何抓住屬於你自己的人生機會,更要學會創造下一次機遇!
《40次機遇:巴菲特傢族的人生投資法》全方位地展現瞭霍華德?G?巴菲特的成長經驗與巴菲特傢族的價值理念。通過迴憶傢族過往故事,將巴菲特大傢庭中私密的趣事與重要的轉摺點和盤托齣,打破人們多年來對巴菲特傢族的猜測與臆想,還原齣傢庭成員真實、鮮活的模樣。
霍華德·G·巴菲特作為股神的長子,似乎從齣生那一刻就贏得瞭“精子彩票”。14歲那年,他不顧母親的反對,隻身一人前往被蘇軍占領的布拉格,在朋友傢裏生活瞭一個月。這次經曆改變瞭他的一生:對飢餓和世界的認識,讓他開始找到自己畢生的興趣,從此立誌做一個快樂的農夫。他大學沒有畢業,而是從父親那裏租瞭一塊地,開始瞭自己的務農生涯。
在《40次機遇:巴菲特傢族的人生投資法》中,霍華德不僅迴顧瞭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傢族往事,還講述瞭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齣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幫助貧睏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齣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瀕危物種,如實記錄瞭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
《40次機遇:巴菲特傢族的人生投資法》不會告訴你如何成功,而是關於勇氣、夢想和希望的故事。人生有時候是殘酷的,一生中的機遇也是有限的,我們該學會如何將有限的精力和生命,投資到擅長的領域、值得做的事情上,隻有這樣,纔能活齣人生的精彩,創造更多的價值。
霍華德.G.巴菲特(Howard.G..Buffett),“股神”巴菲特的長子,沒有從大學畢業,但在農場經營中點燃瞭自己的激情。他的第一職業是農民,也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霍華德.G.巴菲特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政治傢、攝影師、慈善傢。現居伊利諾伊州迪凱特,與兒子霍華德.W.巴菲特一起打理農場。
霍華德.W.巴菲特(Howard.W..Buffett),“股神”巴菲特的孫子,現任霍華德.G.巴菲特慈善基金會的托管人。曾任美國國防部屬下的農業發展處主任、總統奧巴馬行政辦公室的政策顧問。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蘇聯軍隊先吃——“我們隻能吃剩下的”
我對飢餓的認識曾經僅僅停留在它會對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極端情況下也是如此。記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樹草原的泥巴路上連續行走瞭好幾個小時,一直沒有進食。到達目的地後,部落的人給我準備瞭羊眼睛和炸老鼠,為瞭不冒犯他們,我必須要假裝一邊狂飲酒精度數極高的傢釀啤酒,一邊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飢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個村落裏遇到一位婦女,從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對生活的絕望。就在我到達那裏的前一周,她3歲的小孩兒被餓死瞭。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為肝功能衰竭,雙眼發黃,牙齦腫脹,牙齒參差不齊,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瞭。她一把將嬰兒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帶走我的小孩兒,我沒錢養活他。”
對於她的喪子之痛,我無法感同身受,但是當我到達世界上正在經曆赤貧和糧荒的地方時,也曾遇到類似的人和事。當我第一次意識到食物不夠吃時人們會有多麼脆弱,意識到武裝衝突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有多麼大時,我被深深地震撼瞭。我當時還是一個來自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的一個少年,原是為瞭拜訪傢人的朋友纔踏上瞭這次海外觀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齣生在紐約的懷特普萊恩斯,但我是在奧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傢鄉長大的。內布拉斯加州是美國糧食生産的中心,雖然我們那時都不是農民。我父親,沃倫?巴菲特——美國國會議員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資帝國,而我則在不亦樂乎地把玩孩之寶玩具卡車和收集童子軍徽章。
坊間流傳得最多的關於我父親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興趣的,就是我父親現在仍然住在奧馬哈鄧迪一帶的老房子裏,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親蘇珊在那裏把我姐姐蘇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撫養長大。這棟磚房有兩層樓,5間臥室,這一帶小區的房子差不多都是這樣,完全不是人們心目中億萬富翁會居住的房子。那時,父母和我們3個小孩兒,一共5個人一起生活,所以還多齣瞭一個房間。當我現在迴想到底是什麼經曆塑造瞭如今的我時,我發現這個多齣來的房間居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關於我父親的書不計其數,個中故事有真實的,有虛構的。我父親確實是個金融天纔,但也是個沒什麼生活常識的人。他堅信,人應該自食其力,我們3個小孩兒從小就知道,我們這輩子不會有花不完的零花錢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問起父親,他會說他在想如何給我們足夠的錢,讓我們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又不會多到讓我們一輩子碌碌無為。
我尊重這個想法,而且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我父親很有趣,比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願意過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說他沒檔次。他常說的一個笑話就是,“我買的西服其實都不便宜,隻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貨。”
我的童年很普通,沒有挨過餓,小孩兒該有的東西我都不缺,卻也過得平凡質樸,極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話,我們會開著旅行車到很遠的地方。在車上,我們姐弟通常會嬉笑打鬧,著實讓父母頭疼。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們一傢去馬薩諸塞州,因為父親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資的伯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Hathaway)紡織公司。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父母讓我們每人帶一個玩具或一本書,以便打發車上的時間。我選擇瞭一本大大的色彩鮮艷的書,但是隨後發現,把書放在窗外,聽紙張被風吹得翻打的聲音很有意思。我父親一直說:“豪伊,你這樣會把書弄掉,我可不會給你買新的。”果然,我把書弄掉瞭,父親也言齣必行地沒有給我買新的。
父親滿足瞭我讀書和旅行的願望。他鼓勵我們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興趣,並幫助和支持我們,但很少施捨我們什麼東西。我們做瞭一筆“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禮物或聖誕禮物,那麼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就會給我5 000美元買車,我自己賺瞭買車另外需要的2 500美元。我20多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想當一個農民,他就在奧哈馬附近買瞭幾塊地給我——不過我得支付一筆價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還堅持讓我每年給他5%的投資迴報,還是稅前。
雖然父親是個成功的投資人,但是他在傢很少談及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資哲學相一緻的人生經驗。投資應該做長期的,要關注最基本的潛在價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親反復提及的主題。他對價值而非金錢本身更有興趣。他常說:“豪伊,你知道嗎?建立一個好的聲譽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毀掉它隻需要5分鍾 。”父親不贊成我們參加速成的投資研討會或關於現金流的講座。我姐姐蘇茜說,當我們都還小的時候,她有一次要填寫鄧迪小學(Dundee Elementary School)的一個人口普查錶格,在父親職業這一欄,母親讓她填上“證券分析師”(securities analyst)。因為securities有“證券”和“安全”兩層意思,蘇茜就理解成瞭安全分析員。據蘇茜說,“其他小孩兒看瞭還以為我爸爸負責到處檢查防盜報警器呢。”我當時也以為父親是一名保安,我告訴瞭彼得,然後我倆都覺得這個職業很酷——而我卻不記得為什麼我們當時沒有問問爸爸,他的槍在哪兒,為什麼他不穿製服,他花這麼多時間看書和打電話,怎麼還有時間做保安。
我的母親是一位很會關心人的慈母,對我們總是照顧有加,不讓我們脫離成長的正軌。這個任務到瞭我這裏就變成瞭一個挑戰。我那時是個精力旺盛、有點兒叛逆的小孩兒。當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有一次我做瞭件令人討厭的事,母親讓我迴房間,然後把我反鎖在裏麵,讓我好好反省幾個小時。淘氣的我從窗戶爬瞭齣去,到附近一個五金商店,賒賬買瞭一個閉鎖器,然後再爬迴房間,從房門裏麵安裝好這個東西,所以當我的懲罰結束之後,母親想進房間也進不來,這簡直是火上澆油。現在迴想起來,母親要教育、包容調皮搗蛋的我真是需要極大的愛心和耐心。
母親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僅僅把視野局限在我傢的院子和奧馬哈。這就是那個多餘的房間派上用場的地方。她有一顆好奇心,為人慷慨大方,當我還小的時候,母親便讓一些在當時的奧馬哈大學(也就是今天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念書的交換生來傢裏寄宿。之後,有大約六七個交換生寄宿在我們傢,每個人一住就是7個月。我記得第一個交換生是來自蘇丹的名叫莎拉?埃爾?馬赫迪(Sarah El Mahdi)的一個優雅的年輕女子。那是1960年,我纔5歲,所以很多細節都忘瞭,但我可以想起她穿著有非洲特色的五顔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飾的模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時候,薩拉就住在我傢。當時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薩拉還照顧過我。
警棍和長長的隊伍
另一個曾寄宿在我們傢的交換生對我的人生産生瞭更深遠的影響。她是來自捷剋斯洛伐剋布拉格的薇拉?維特瓦羅娃(Vera 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們傢的時候,捷剋斯洛伐剋正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1968年初,短暫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運動開始,捷剋斯洛伐剋湧現齣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作傢,政府也日益開明。很多人樂觀地以為捷剋斯洛伐剋這個鐵幕國傢即將迎來改革,但是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並沒有開啓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瞭成百上韆的蘇聯士兵侵略並占領捷剋斯洛伐剋,大部分的部隊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戰爭爆發之前,薇拉加入到我們的傢庭中來。她的傢人會給她寫信,讓她知道事態的進展,以及通訊社和電視是如何報道布拉格的混亂局勢的。我記得在那段時間裏,披頭士的《迴到蘇聯》這首歌很紅,我也很喜歡,但是每次廣播裏響起這首歌時,她就會煩躁不安,讓我關掉。
那年12月,我過14歲生日的時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蘇茜比我大一歲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園,而我弟弟那時還小,和薇拉也沒有什麼互動。當薇拉1969年晚春離開的時候,她邀請我們去她布拉格的傢做客,我動心瞭。
但母親不同意。我不記得我們從電視或是報紙上到底看到瞭多少細節,但是母親知道那裏的局勢很不穩定。我們忘記瞭當時消息傳播得有多慢,也忘記瞭美國對國外新聞的報道隻是浮光掠影。當時的信息傳播速度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我一直同母親理論,爭取這次機會。記得有一天,父親坐在客廳讀報紙,他聽到瞭我和母親的對話,終於放下報紙說道,“蘇珊–O(他給母親起的綽號),讓他去吧。我想這對他會是個很好的經曆。”
於是,我一個人去布拉格待瞭一個月。到達的那一刻,我纔意識到,之前我們誰也沒有想象到布拉格的局勢會如此嚴峻。飛機降落到跑道上時,我看到機場周圍有很多坦剋、軍車和軍人。我對大型的鐵製東西一直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場景很酷。但是當我下瞭飛機,走嚮移民局檢查處時,那兒有一個大塊頭士兵在檢查護照,他拿著槍,錶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覺。“他會放行嗎?如果他不放我過去怎麼辦?如果薇拉沒有來接我怎麼辦?”我不會說捷剋語,當時也沒有手機,因此心裏一直惴惴不安。當薇拉和她的傢人齣現時,我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瞭;但是當時的旅客、機場工作人員和軍人的臉上都是緊張凝重的錶情。我後來纔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傢在一棟房子的第4層樓,離布拉格的老城區大概半小時。她的父親米洛什為政府工作,是一傢進齣口公司的總經理,月薪摺閤120美元,在當時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親——也叫薇拉,姐姐海倫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裏。他們讓加斯洛夫去客廳打地鋪,所以我最後睡到瞭米洛什書房的沙發上。當時,薇拉傢擁有整棟大廈唯一的一颱黑白電視機,足以彰顯他們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布拉格之行給我留下瞭很多“異國”印象,直到今天我都還記憶猶新。那裏沒有24小時熱水,我們隻能一個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壺燒好水倒進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迴憶是關於食物的。那裏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從蘇聯入侵瞭布拉格之後,這裏的人民生活有多麼艱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沒有預料到這點,因為她前幾年都和我們生活在美國。我記得有幾次我和薇拉一起去雜貨店,排隊排瞭兩三個小時纔進到店裏,隻買到瞭少量的馬鈴薯和麵包。我們有錢,但是可以買的東西就這麼多,還是限量購買。過去我都是隨時隨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布拉格的一個月,我們每天隻吃一兩餐,每一餐都是高澱粉的平淡無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記得我還問過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買些漢堡包或者肉類食品?”
薇拉迴答道:“因為蘇聯士兵先吃,他們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瞭,我們隻能吃剩下的東西。”
布拉格有種超現實的特質。街道上有坦剋,建築的牆壁上有子彈孔,士兵也無處不在。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輕人在一個廣場上抗議蘇聯占領他們國傢,幾輛黑色的車便朝他們駛去,有人從車裏齣來用警棍襲擊瞭抗議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經曆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感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自己又無能為力。又有一次,我們聽聞一個僧侶用自焚的方式來抗議這種侵略。我想親自去看看到底是怎麼迴事,但是從薇拉一傢人的反應中我看得齣來,我不該過問此事。
到瞭布拉格一個星期之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問薇拉,“為什麼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剋斯洛伐剋的士兵?不應該是蘇聯士兵嗎?畢竟他們纔是侵略者。”她解釋說道,因為當街上人很多的時候,會有當地人走嚮蘇聯士兵,用刀捅他們。所以蘇聯迫使捷剋斯洛伐剋的士兵在那些危險的地方站崗,做這份苦差事,而蘇聯士兵則在安全的地方監視。
另外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時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們從薇拉傢的黑白電視機裏看到美國的宇航員第一次行走太空。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齣第一步,一種強烈的自豪感湧上心頭,我很想歡呼。要知道,這條登陸月球的新聞之前在美國已經被流傳數月瞭,當時每個美國男孩都夢想著成為宇航員。然而擠在薇拉公寓裏的鄰居,卻都神情嚴肅,甚至透露齣一絲敵意。我後來從薇拉那裏得知,俄語主持人在電視上說美國人在撒謊,登陸月球的新聞是預先排練好的,他們其實降落在美國的某個沙漠中。
我當時隻是個小孩子,幾乎很少踏齣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半步,但是我開始意識到,我過於理所應當地認為,生活都如美國那裏一樣和平穩定瞭。我從來沒有深陷任何危險中,但是現在,我看到在有武裝衝突的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熱。事後我每每迴想起自己當時在薇拉傢的所作所為,就會萬分後悔。他們是慷慨大方、有頭有臉的人。薇拉的父親對自己女兒曾去美國學習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傢人在美國照顧瞭薇拉,讓薇拉感受到瞭傢的感覺。於是他決定帶我和他們一傢去外麵吃頓晚餐,為我送行。我當時也沒怎麼多想,雖然看得齣薇拉不大喜歡這個提議,並嘗試說服父親,但是米洛什堅持這麼做。
我們去的餐廳幾乎空無一人。薇拉顯得坐立不安。在整個布拉格之行中,我都處於一種輕度飢餓的狀態。(那種狀態遠遠算不上忍飢挨餓,但是我當時還小,沒有意識到這點。)於是我作為孩子的本性暴露齣來,心想:“太棒瞭,終於可以吃頓好的瞭。”
我們坐瞭下來,開始看菜單。薇拉的父親說我想吃什麼就點什麼,而薇拉則憂心忡忡地看著我。這一刻,我很討厭她,更準確地說,我錶現得像個渾蛋。我看到菜單上有種食物的名字裏似乎含有牛排或者漢堡包,我說我要點這個,想都沒想它多少錢。薇拉告訴我:“你不會喜歡這個的,它不是你以為你想吃的東西。”她父親讓她彆說話,再次強調我想吃什麼都可以。
而薇拉一傢都點瞭便宜的食物,當我點的東西上桌後,居然是韃靼牛排。沒錯,是生肉。我瞟瞭一眼,就說:“我不吃這個。”我壓根兒不想點生肉,薇拉也警告過我。現在她很生氣。最後,薇拉一傢幫我一起吃光瞭這盤我點的東西,我想他們大概也不喜歡吃這個,但是總不能白白浪費這麼多的蛋白質。
每個人都會因為年輕、無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犯錯。對於年輕,我們或許無能為力,但是對於無知,我們是可以改變的。那次的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冒險。那次的所見所聞點燃瞭我日後去幫助像薇拉一傢那樣無法控製自己命運的人的欲望。我記得當我看到秘密警察用警棍毆打民眾,我心中滿是恐懼,焦慮不已,然後我真的驚訝地發現我不在奧馬哈瞭。在我身處的那個地方,你不能依靠法律來保護你,不能相信警察,法規變化無常,混亂的時局隨時可能讓你和你的愛人深陷危險之中。
多年後,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曾在波斯尼亞因拍攝被逮捕,並被短暫拘留,那是在長達三年的血腥的波斯尼亞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這場戰爭發生在原南斯拉夫的領土上,交戰雙方是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 在那個沒有什麼法律製約的局勢下,我感到非常無助。坐在我對麵的警察,動機和意圖都不明確,他們對我采取的行動會影響我的未來,然而我對此卻束手無策,沒有任何發言權。最終我被釋放瞭。像這樣讓我感到徹底孤立無援的情況發生過幾次,但這種恐懼最多也就持續瞭幾天或者幾個小時,然而這卻是世間上百萬的人每天都在經曆的事情。而這些經曆背後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哪裏有貧窮和苦難,哪裏就有糧食問題。糧食問題不僅讓人身體不適,同時也是有辱人格、滅絕人性的。
我能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傢當時有一間多餘的臥室,因為我母親讓我們知道瞭這個世界比我們認識的要大得多、復雜得多,因為我父親感覺到我已經準備好迎接冒險瞭。我至今仍然記得那次旅行中我老是吃不飽,記得那份兒韃靼牛排,記得餐桌上大傢復雜的情緒——薇拉父親的驕傲、我的無知、薇拉對傢人的忠誠和擔憂——這些都在提醒著我:食物是我們人類的基本生活要素,民以食為天。
故事3 從鏟平泥土到耕地
我褲子的膝蓋處總是將我齣賣。你或許曾在擁擠的遊樂場的沙箱裏看過這樣一個遊戲場景:小孩兒低聲模仿著玩具卡車引擎的聲音,把卡車推上斜坡,然後卸下一堆沙子。我就曾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小時候在奧馬哈自傢院子裏玩孩之寶卡車,常常一玩就是幾個小時。最愛的是下雨過後,院子裏滿是泥巴,這時候我會在泥巴裏把褲子膝蓋那裏弄得髒兮兮的,還玩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天,每當我結束在世界各地的農業項目考察迴到傢裏,妻子德文都會笑我那沾滿汙漬、磨損破爛的褲子的膝蓋處。因為我每到一個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來,抓一把當地的泥土,用手搓一搓,感受它的質地和有機成分,而且我會篩選並分析土裏正在生長的作物的根莖。
我必須瞭解泥土和土壤的區彆。
很多人以為,我們傢來自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我們就注定要成為農民,而我父親打破瞭這個成見,從事瞭金融業。1869年,我的曾曾祖父在內布拉斯加州開瞭一傢雜貨店,但是我從來沒有和我的任何一個親戚有過關於務農方麵的對話,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父親投資瞭奧哈馬北部400英畝的土地,也就是之後我從他那裏租來的那片地。
我覺得自己的第一職業是農民。每到耕種或收獲季節,我坐在拖拉機或收割機上,那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刻。
我18歲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沒有想好是找工作還是繼續念大學。我在高中錶現很好,成績很優秀,是辯論隊裏的明星,有跆拳道黑帶,但是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後該何去何從。一開始我去瞭南達科他一個小型的私立大學,因為我有兩個朋友也在那兒讀書。讀瞭一年我就覺得念不下去瞭。於是我想去日本學習鬆濤館空手道(Shotokan)來輔助我的跆拳道訓練,但是父親對此並不贊同。
我當時既焦躁不安,又對事物充滿好奇,當我得知世界海上學校(World Campus Afloat)要從加州的查普曼大學齣發,我很是感興趣,隨後報瞭名。這個海上學期(Semester at Sea)讓學生可以一邊乘坐遊輪周遊世界,一邊學習專業知識,並遊曆諸如摩洛哥、南非、印度和中國颱灣這些地方的港口。那次的經曆從很多方麵改變瞭我的一生,也預示著我今後會開啓更多的旅程,它讓我對旅遊産生瞭更大的興趣。但是當我迴來之後,我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去瞭普查曼大學學習瞭一段時間,最終還是迴到瞭奧馬哈,因為我對金融和投資都不感興趣。一次,我在奧馬哈偶然看到一個人操作著前端裝載機在進行建築施工,我似乎一下子找到瞭自己的興趣所在,我心想:“這纔是我想學習的,說不定還有人願意付錢讓我做這事。”
當我的好奇心被調動起來後,我整個人就像著瞭魔一樣。我知道一個叫弗雷德?霍金斯(Fred Hawkins)的人在奧馬哈有一個大型的建築公司,我給他打瞭電話,問瞭問我可不可以當麵和他聊一聊。他自學成纔、白手起傢,一手打造瞭一個瞭不起的公司。我走進去自我介紹瞭一番,然後說我想跟他學習使用推土機和其他大型設備。他一副冷漠的樣子,直愣愣地看著我說道:“孩子,你是含著金湯匙齣生的,和我的夥計們一起工作你肯定不能忍受超過5分鍾,你還是走吧!”他聽到我是巴菲特的兒子纔給我機會和他交流,但是又因為我的這個身份把我趕瞭齣來。
我想他並沒有惡意。如果你是像巴菲特這樣的名人的孩子,那麼你也會習慣人們對你是誰做齣他們理所當然的判斷,而不會花時間去瞭解你本人。我猜華爾街那些著名的財務主管和好萊塢明星的孩子周圍應該不乏類似經曆的朋友,但是作為生活在奧馬哈的巴菲特後代,我就沒有這麼幸運瞭。奧馬哈有很多瞭不起的人,但是在這裏,你輕而易舉就可以猜到彆人怎麼看你,彆人對你有什麼期待。有的時候這很公平,有的時候卻不公平。我知道和地球上數十億人每天麵臨的痛苦和挑戰相比,我受的這點兒委屈算不上什麼,但是當時我還年輕,更渴望彆人通過我的優點——而不僅僅是齣身——來評價我這個人,所以我還是很憤憤不平的。
離開弗雷德辦公室的時候我內心很受傷,心想走著瞧吧,我會讓你颳目相看的。於是我又去拜訪瞭另一個從事建築的夥計,我從朋友那兒聽說過他,他叫弗蘭剋?蒂茨(Frank Tietz)。這一次我說道:“夥計,我想學怎麼操作履帶式滑移裝載機。”他迴答說他不會錄用我,因為我沒有任何經驗。我問:“如果沒人雇用我,我怎麼會有經驗?”當然我知道這也不能怪他。
我於是建議道:“我免費給你打工一個月怎樣?”一個月之後,他再決定是否繼續雇用我,我以為這個提議肯定行得通。
“不行,不能這樣做。”弗蘭剋迴答說,“我的夥計們不會喜歡這個主意。”
“他們怎麼會關心這個?”我問道。
“你免費做的工作,本可以是他們拿報酬做的工作,你搶瞭他們的飯碗。這可不行。”
我沒想過這點,所以隻能垂頭喪氣地離開他那裏。然後我又給我另一個朋友打電話,他叫比爾?羅伯茨(Bill Roberts),有一個挖掘公司。我問比爾:“如果我自己購買設備,你可不可以把那些你不想接的活兒介紹給我做?”
比爾說可以。
我懵懵懂懂的冒險終於開始加速瞭:我快速地閱覽各種報紙,並且找到瞭一輛卡特彼勒955K型號的前端履帶式裝載機,價格為
16 500美元,和其他打廣告的履帶式裝載機相比起來要便宜一些(當然一分錢一分貨)。我從負責我們傢銀行業務的人那裏藉瞭2萬美元,因為我知道父親不可能會藉我這筆錢。
比爾?羅伯茨又幫我把裝載機拖到瞭我的第一個施工現場,一個朋友想在那裏挖一個地下室。我覺得這是開啓我施工生涯的絕佳地點。那一天,我在洞裏施工,四周的牆壁傾斜,坡度很陡,幸運的是我把裝載機停在瞭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停止瞭手頭上的工作,因為我知道比爾也在某處挖一個地下室,所以我花瞭幾個小時去觀摩並學習他是怎麼做的。迴來之後,通過反復的嘗試,謝天謝地,我終於知道怎麼把牆壁和地麵弄平整瞭。
比爾真的很夠朋友,他介紹瞭很多小項目給我,還常常用他的拖車幫我把裝載機運到施工現場。沒多久,我就覺得我需要一部自己的拖車,這樣我就可以自己拖運我的裝載機。我拜訪瞭一個叫哈裏?索倫森(Harry Sorensen)的夥計,他自己也會操作重型建築設備,曾在得剋薩斯州開采石油。我問他:“你可以幫我造一部拖車嗎?”
“沒問題。你能先支付我3 500美元的訂金嗎?”我已經賺瞭些錢,所以就給瞭他訂金。
6個月後,我還在麻煩比爾用拖車拖運我的裝載機,其間我一直跑去問哈裏拖車的進度如何,他總敷衍我說:“還沒弄好,幾個星期之後再來吧。”最終我受不瞭瞭,說道:“哈裏,請退迴我的3 500美元。”他迴答:“我沒有這筆錢瞭。”
“什麼叫你沒有這筆錢瞭?”
“我這兒有颱彆的設備,你大概用得到,就是這颱拖拉機,你可以把它賣瞭,也可以自己用。”後來我知道,那是一颱195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莫林(Minneapolis Moline)5星拖拉機。就連我都知道它根本不值3 500美元,但是我還能怎麼辦呢?他已經花光瞭我的錢,我又得不到我的拖車,拿走這颱拖拉機是我挽迴點兒損失的唯一方法。當比爾得知我現在有兩個設備需要藉助他的拖車來拖運時,他笑瞭。
我開始用這部拖拉機乾些活兒,沒多久它的傳送裝置就壞瞭,我把它拖到經銷商那裏修理,修理費居然要3 500美元,這颱拖拉機最多賣1 500美元,在它身上花7 000美元簡直是瘋瞭。
我四處詢問,最後找到瞭奧托?文茨(Otto Wenz),他是個修理設備的天纔。我告訴他,“我這颱拖拉機的傳送裝置壞瞭,而且我的預算有限。”他很快就修好瞭,還不收我的錢。我問他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他說,他的幾塊玉米田需要用圓盤耙耙一下。也就是用一種帶有凹刀的工具把作物殘茬兒切碎掩埋、深鬆,然後平整土地,目的是把地上的土塊弄鬆,將雜草切碎。我從來沒有種過地,但是齣於對奧托免費修理拖拉機的感激,我還是去瞭他的農場,他的兒子韋恩也在那兒,我們把一個圓盤耙勾到他的迪爾6030拖拉機上。我在烈日下開著那輛大拖拉機,韋恩告訴我耕種的各個步驟,我很享受這一切。而且,我不必在洞裏嘗試把土牆弄平。我突然感覺,“這比挖地下室有趣多瞭。”
我一下子對農活兒充滿瞭興趣。有一天,我在地裏一直工作到最後,天色已暗,奧托的舊拖拉機是沒有駕駛室的,射燈的照明也很糟糕,我們一直在梯田上工作,當我弄好一片地之後,我心想:“隻剩最後一片地瞭,還有時間,我乾脆做完算瞭。”當我耙瞭5分鍾左右的時候,我看到一輛輕型貨車嚮我衝瞭過來,車頭燈在瘋狂地閃動。我停下瞭手上的工作,韋恩跳下車嚮我跑來。“快住手!你耙的這塊地我父親已經種瞭玉米瞭!我馬上把播種機搬過來,重新播種,他應該發現不瞭。”
想想也有趣,有時我們注定要走的道路總是充滿瞭混亂、挫摺和錯誤,然而任何值得去做、值得學習的事情都含有這些元素。奧托、哈裏、韋恩,和一個叫弗朗西斯?剋蘭施米特(Francis Kleinschmidt)的農民以及我在那之後認識的一些人,都或多或少地促使我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如果哈裏當時給我做瞭一部拖車,我或許已經成為奧馬哈的推土機之王,從此也和務農絕緣瞭。如果我的拖拉機沒有壞,我就不會遇到奧托,之後也不會碰到像弗朗西斯這樣耐心的夥計教我務農的基本知識。
在和世上不同的人溝通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成功人士都承認,他們一旦決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會全身心投入其中。他們不會因為可能會犯錯而畏首畏尾。在找到最適閤的職業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嘗試過幾個不同的職業。為瞭充分利用這40次機遇,你時不時要做一些你不一定會做的事情,犯一些錯誤,然後從頭再來。這是個簡單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改變(農民是最排斥改變的人)。如果你覺得你對一件事很感興趣,不要多想,放手去做。
在接觸農活兒之後,我離開瞭奧馬哈幾年,這期間我常常想起當時在地裏乾活兒的經曆。1982年當我再次迴到這裏時,我已經有瞭一個妻子和4個繼女,我要開始養傢瞭,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地來耕種。我喜歡待在農場,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候,我和除瞭南極洲之外的其他大洲的數韆名農民都有過交流。
當我的兒子HWB還小的時候,他會抱著枕頭和我一起坐在駕駛室裏,我用錄音機放他最喜歡的迪士尼電影原聲帶,就這樣與他共同度過幾個小時的歡樂時光。我會讓他掌控方嚮盤,教他認一些動物,並告訴他一些農業常識。如今,他經營著奧馬哈的一片我父親買下的耕地。他不像我一樣喜歡大汽車和泥土,但是他熟練掌握瞭電腦技術和GPS(全球定位係統),美國如今有如此大規模的農業也是有賴於這些技術。他有一次從華盛頓飛往奧馬哈,在飛機上給我發瞭封郵件,告訴我他剛剛在35 000英尺的高空上用黑莓手機和飛機上的無綫網絡把中樞灌溉係統打開瞭,足見他是多麼精通高科技設備。我是那個在沙箱裏玩兒玩具卡車的小孩兒,而HWB是你在停電後指望著能夠把錄像機重新編好程的那個小孩兒。
……
我已經去世的妻子蘇珊和我在結婚後很快有瞭我們的第一個小孩兒——她如果還在世的話,一定會讓我補充說明,那並沒有快到在那個人們動輒評頭論足的年代裏惹來非議。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叫蘇茜,她很乖巧,任何事情都不需要父母操心,所以我們很快就有瞭想要第二個孩子的想法。人們常說,做好父母睏難重重,而我和妻子的結論是,這有聳人聽聞甚至言過其實之嫌。
17個月後,也就是1954年12月,霍華德?格雷厄姆?巴菲特齣生瞭。撫養瞭這個小傢夥幾個月後,蘇珊和我決定緩一緩再生第三個孩子,也是最後一個。因為霍華德生性好動,精力旺盛,蘇珊常常感嘆如果她生下的是相對安靜點的三胞胎,日子肯定會輕鬆得多。
霍華德的名字是以我心目中的兩位英雄命名的,即便是在近60年後我寫下這篇序的今天,他們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第一位英雄毋庸置疑是我的父親霍華德,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響著我;第二位當之無愧是本?格雷厄姆,他是一位教導有方的好老師,他的理念幫助我積纍瞭大量財富。所以霍華德一齣生,就肩負著厚望。
當霍德華還小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未來將何去何從。我父親給予我的一份大禮就是:他曾言傳身教地讓我明白,他關心的是我的個人價值,而不是我所選擇的道路。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他對我有無限的信心,我應該大膽追求自己的夢想。
自那之後,我就從彆人對我的期望中解脫齣來,隻想全力以赴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對我來說是種恩賜,所以當我自己撫養小孩兒的時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模仿我父親的這一做法。說到撫養小孩兒的各種理念,我和蘇珊簡直如齣一轍。
我們給子女傳遞的這種“你的人生你做主”的信息産生瞭一個特彆有趣的結果,那就是:雖然他們三個都很聰明,但是沒有一個念完大學。為此,我和蘇珊也完全沒有覺得睏擾。甚至,我還經常拿這事開玩笑:如果把他們三人在大學獲得的學分加起來,其分數足夠“湊齣”一個讓他們輪流使用的學位。
雖然他們都沒有大學畢業,但我認為這並沒有妨礙他們日後的發展。我的子女,和我生活在奧馬哈的祖輩及子孫們一樣,上的也是公立文法學校和公立高中。事實上,包括我們三個子女在內的幾乎所有傢族成員,上的都是同一所位於市中心、曆史悠久、不分階級的公立學校,在那裏,他們每天都要和來自不同社會、擁有不同經濟背景的同學打交道。那些年裏,他們學到的關於真實世界的東西甚至要比大部分有碩士學位的人還要多。
為瞭尋找一個能夠充分、高效利用自己旺盛精力的事業,豪伊(Howie,霍德華的昵稱)一開始確實走瞭不少彎路。在這本書裏,他嚮我們講述瞭自己如何找到瞭他的道路,以及他一路的發現所帶來的精彩紛呈的旅程。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故事,而且真情實意躍然紙上。豪伊在書中描述瞭他的行動,有些成功瞭,有些失敗瞭,而這一切都為其日後的慈善事業提供瞭藉鑒。
豪伊熱衷農活兒,這也使得他的工作對數百萬赤貧農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對於這些人來說,唯一的希望就是腳下的土地。豪伊無所畏懼,與其說他的一係列經曆讓他像一個慈善傢,倒不如說他更像一個探險傢。他是他那個領域的印第安納?瓊斯(IndianaJones)。
這本書是豪伊在講述他的故事,然而我想感謝兩位女子,正是她們造就瞭今天的豪伊,讓他能夠帶著滿腔熱情,以旺盛的精力和聰明的纔智投入工作,幫助那些不幸的人改善生活。第一位要感謝的就是他偉大的母親。幸運的是,豪伊從他母親那裏繼承的特質比較多。
所有認識蘇珊的人都能理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簡單來說,她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更關心彆人,而且這種關心發自內心。她遇到的每一個人——不論貧富、膚色、年齡——都能立刻感覺到她把他們當作地位平等的人來對待。
蘇珊絕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也沒有放棄自己人生中的享樂,她和形形色色的人建立起瞭紐帶,改善瞭他們的生活。她給那些人帶來的感動,是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但是豪伊在這方麵也毫不遜色,他的胸懷可以和他母親的相媲美。
盡管如此,豪伊還需要他的妻子德文來幫助他集中精力,他們結婚31年瞭,這種需求不曾減弱。如果說蘇珊的愛讓我找到瞭自我,那麼德文的愛則滋養瞭豪伊。與我和豪伊每日有近距離接觸的人都知道,我們不是什麼讓人省心的主,我們工作起來常常心無旁騖,其他一切都顧不上瞭。但我們倆都非常幸運,因為我們找到瞭各自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女人,她們愛我們,並撫平瞭我們的棱角。
他母親的基因和教誨——蘇珊通常隻身教不言傳——讓他有瞭持之以恒幫助他人的熱忱。在這方麵,他永遠處於加速模式。我的經濟支持更讓他在近年可以更大規模地實施他的計劃,這是很多前輩和慈善傢都無法企及的。我對他取得這樣的成就非常開心。
世界上約有70億人,大多數人的命運其實在齣生的一刻就被譜寫好瞭。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類似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Alger)小說裏的主人公改寫命運的故事。事實上,在美國,這樣的人不計其數。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還有數十億的人,他們齣生的地方、傢庭背景、性彆、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決定瞭他們將會經曆怎樣的人生。
在傢庭背景上,我的子女算是中瞭大奬。很多與他們齣身相似的幸運兒隻顧享受人生,並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小孩兒也含著金湯匙齣生。這樣的方式本身也無可非議,但是如果與之相伴的,是一種“如果我能這樣做,為什麼彆人不這樣做”的自命不凡的態度,就讓人厭惡瞭。
我希望世界上的幸運兒——特彆是從我們祖先那兒受益匪淺的美國人——有更多追求。我們確實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在享受這份愜意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種更多的樹。
我的子女能認識到他們是何其幸運,我對此感到高興。更讓我高興的是,他們決定將這份幸運傳播開來,與他人一同分享。他們沒有因為自己的福氣而懷有負罪感,而是充滿感恩之情。他們通過花費自己的時間和我的金錢來做慈善事業,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付齣比我的金錢更重要。
在這本書中,你將會讀到豪伊做過的一些不同尋常的項目。我忍不住想說,我為他深感驕傲,請大傢原諒我作為父親的這種自豪感,如果他母親還在世的話,她也會引以為豪。相信讀者們透過他的文字,會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說。
那時,我經營著伊利諾伊州中部一個1 500英畝的農場,很多農業設備都采購於阿桑普森的斯隆器械公司(Sloan Implement Co.),阿桑普森是我生活的小鎮,位於迪凱特南部,有1 200人口。
評分
我看瞭這本書籍很好,有不錯的感想。認真學習瞭這本書,給我幾個感受
評分適閤管理人看 有思想的
評分 評分 評分巴菲特的爺爺奶奶省吃儉用培養瞭5個大學生,老三也就是巴菲特的爸爸後來成瞭美國國會議員。
評分評分
識,也從書中明白瞭許多道理,也積纍瞭不少好詞、好句。我的作文水平一下子提高瞭好多。我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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