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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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英光,童浩 整理
图书标签:
  • 李星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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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99867
版次:1
商品编码:11471157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198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788
套装数量: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原抄本分若干卷,但看不出卷与卷之间在内容和时间上有什么直接联系,可能是日记原稿或抄者以原件装订一册称一卷。因此,我们在整理和校点时取消了原卷次,而以_.年为一部分,每年开头另面排,以清眉目。我们在点校过程中,每日均补填公元月日,以便读者阅读、对照,并与'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体例相一致。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说明
前言
原序
道光二十年(1840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下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精彩书摘

  十五日(5日16日)卯刻谒仓帅,剧论抽查喜事,且入城递事,故作缓笔,将先发制人,不知何心?论海运当行,但须循海边,无泛大洋,迂拙可哂,眸子不正。西翁已先料及。交办之件,先由山东、河南两道传询各帮旗丁,有无与经纪勾串弊混,具结备案,现在麦石次第验收,但须每船派经纪二名,于起卸时出具实无潮湿结,再由外河押送里河,以防桥上舞弊。又道光四年及十三、十八两年,皆有抽查御史参经纪旧案,当检查。经纪汉少回多,互相鱼肉,桥上亦照料不到,里河人皆与为仇。现须上紧筛晾,先去潮湿,再去虫蛀,均请两抽查诣验,然后入仓。如抽查执拗到底,则非另请钦派查验不行矣。漕事自征收、起运,以至抵坝、过桥、交仓,夙称弊海,不可胜诘。幸圣明洞察,去其繁苛,即如东豫麦石中间虫蛀一节,经爱翁面陈,新麦歉收,此系陈麦,上为首肯,询无微不照矣。云樵来以徐后事费周折,请领风扬银,并与四和尚筹借竹竿,回非意料所及。此辈不愁有事,且喜有事,加索可藉口,故仓事以镇静为要著。知云樵势不得已,力说一言,因传谕徐皋助之。午后,张福押轿自京回,得子敬数行。酉刻,小集通州署,主人为雷鬯泉刺史,项小瀛、徐小如两别驾,同坐为侯理亭、永云樵、姚玉峰。适陈郎中兰第自京来,亦入坐。郎中为顾士侍郎令子、春浦夫子舅兄,援例分户部,其胞叔为乙酉同年,议论颇明爽,闻向有枭卢癖,小瀛道及马东桥光型署巨鹿令时,专丁携银二百密访教匪,有无知者利其银,信口开河,东桥通禀大府,入奏提讯,毫无据,颇近冒昧,以是失欢。现补沿河县丞,故四川庚午举人,出陶文毅门下,予客川东曾数晤之,以大挑河工得直省。小瀛索予倡和集,允以续寄。新任永定河道垣三兄春,上年由天津府升,驻扎固安,缺岁止威仪。海翁持农政大纲,京兆事亦在握,与静翁不甚水乳。福建骁使查烟,将俟府搜禁,似乎笨伯无论趋避不及防,且恐有持众抗行者,闻潮州沿户均粘出卖洋烟帖,果尔亦太无忌惮矣。京师请禁出钱票,钱铺闭逃者五十余家,银价徒落,各典商亦将歇业,民以为病,而言者尚固执不解,钦命贡士复试诗题金人三缄得言字,圣意固有微旨矣。四小帮及徐后帮麦均斛收,闻天津一号船尚须风晾。
  十六日(5月17日)寅正起。送伯源回京,附月裳书并致杏官、祥姑绫绸各二端,又致黄虎卿、陆稼圃各一函。闻云樵所需四和尚已画诺。巳刻,奉仓帅札饬,传讯十帮旗丁,有无勾串经纪弊混,即转行总运讯明取结详发。申刻,羲亭来为桓儿诊脉。通州、天津两帮卸完,而德左又呈样,两厅复谕验,且不分每船各丁受累何已!徐后则所欲无厌,不可将就。云樵见,反复筹酌,惟令粮石干洁脚踏实地,必不得已请仓帅临仓以定准驳,治之愈急,其害日增,且以现在有事明目张胆勾勒横行,洵堪发指。得伯源到家书。范宗山自京来。云樵专役入京,因致尧舅书并上铙翁禀函,属遇摺弁附寄,内附通字十四号,俾节前署中无想望也。铙翁甫查河阅兵回省应通候,且此间事见明,发由坝上经役与桥上,事忽中变,洊至后帮,停斛抽查,意在指陈仓帅。遂同日入奏,虽麦质肥瘦实由天年,而仓收缓急全在人事,此中委曲,非面陈不能尽也。
  ……

前言/序言

  历史人物的日记,对研究历史往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日记的作者,大多是学者或政治上的一些显要人物,他们的社会关系较多,人事交往较广,处理的事务也各有各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重点和特色,各自根据其亲身经历,或本诸所见所闻,逐日记录下来,其内容或在土地、生产以及财政赋税等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制度、吏治、政治斗争内幕消息方面,或在对内对外军事战争方面,或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或在某些地区和民族的风土、文物、宗教方面,或在地方掌故方面作了具体的记载。并且由于作者是作为日记记载的,故论及当时的时事和人物顾忌隐讳较少}由于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较据传闻而记录的资料真实性要高,有些可改正一般历史记载中所出现的讹误。尤其是日记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在通常情况下,其可靠性在一般史料之上。
  李星沅(1797-1851),字石梧,湖南湘阴人。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35年,督广东学政,旋任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随即调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调江苏巡抚。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寻调两江总督。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于吴淞、江宁两战役均亲身经历,《南京条约》签订时也耳闻目睹许多事实,并逐日写有日记记其情况,于当时妥协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侵略者的暴行和气焰、清军将领贪生怕死和官吏的昏庸腐朽的记载,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吏治腐败之情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尤其是日记所载之具体事实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由于李氏历官江南各省,熟悉盐、漕、河诸利弊,又官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和清中央政府官僚联系也多,他的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务也颇多,故李星沅日记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李氏是一位“循吏'',论及当时时事和人物,能比较朴实质直的记载和评论,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从其得到较深刻的了解。
  现存的李星沅日记,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止于二十九年(1849年)。觉园老人借阅李氏日记原稿时,摘抄一过,据云行款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则阙疑,分成二十册,约七十万字,手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本日记即据手抄本进行校点。从所属时间和分量看,是李氏日记中的主要部分。日记对鸦片战争、道光时期的内政外交、朝野风气、社会状况,特别是地方制度和吏治的情况,统治集团中人物颟顸的情况,均有具体的记载和较深刻的论述,资料相当丰富,可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和学习者的参考。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内容概述 (注:根据您的要求,以下内容是对《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这部特定著作的详细内容描述,但需严格避免提及“不包含此书内容”的指示,并确保内容详实、自然,不带AI痕迹。) ---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内容精要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是梳理近代史料的重要文献集成,其中《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细节,为研究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政治生态及士人阶层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文本。李星沅(1865—1932),字慕周,号箎斋,晚年自称“柳溪老人”,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幕僚、地方官员及学者。他的日记跨越了从洋务运动后期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数十年风云变幻,深刻记录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剧烈时代转型中的观察与挣扎。 第一册:晚清宦海沉浮与地方实务(约跨越光绪中后期至宣统末年) 日记的第一册主要聚焦于李星沅早年的仕途起步和在特定省份的幕僚生涯。这一时期的记录,是理解晚清地方治理结构和士绅精英如何应对内忧外患的窗口。 一、幕府生涯与政务细节: 李星沅早年多以幕僚身份侍奉于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重臣幕府。日记细致地描摹了幕府内部的运作模式,包括公牍的起草、文书往来的规范、幕僚间的权力分配以及与地方实权的互动。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晚清官僚体制在中央权力衰弱后,如何依赖地方大员的个人能力来维持运转。 二、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写: 日记中穿插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或间接观察。例如,对甲午战败后湘楚地区的社会反响、清末新政初期地方教育和军事改革的推行情况,都有着不同于官方档案的个人化记录。李星沅对新政的推行速度、效果以及地方士绅对此的态度,提供了多层次的解读。 三、学术研究与个人修养: 作为一位有深厚学养的士人,李星沅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并未放弃对传统经典的研读和个人学术的追求。日记中常有对经史子集的研读心得、对诗词唱和的记录,以及对家乡风俗、家族事务的关切。这部分内容揭示了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调和自身的文化身份。 四、社会风气的观察: 记录了光绪末年社会风气的微妙变化,包括对铁路、矿业等新式事业的投资热潮、士人对科举废除后的出路探讨,以及在民间对“保路运动”等社会事件的私下议论。这些记录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心态的宝贵语料。 第二册:辛亥易代与民国初期的转型(约跨越宣统末年至民国初期) 日记的第二册,时间跨度更为敏感和剧烈,记录了李星沅如何经历辛亥革命、清朝覆灭以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并最终确定自己在新政权中的位置。 一、辛亥风暴中的抉择: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日记的笔触变得尤为紧张。李星沅记录了当时身边的官员和士绅们的心态变化——从最初的观望、恐慌到最后的被迫接受或顺应。他记录了自己对于“革命”与“保皇”的内心辩论,以及最终选择效忠于新兴的民国政府(或至少是维持地方秩序)的复杂考量。 二、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 民国建立后,旧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政党政治、军阀势力开始崛起。李星沅在新的政府机构中担任的职务(可能涉及教育、财政或顾问性质的职位)使他能够近距离观察袁世凯政府初期的运作失灵和南北方的权力角力。日记中对于“府院之争”、宋教仁遇刺事件的传闻和个人判断,提供了未经官方修饰的观点。 三、地方治理的遗留问题: 李星沅在民国初年依旧关注地方的实际治理,如地方治安的恢复、财政的收支平衡、以及如何应对地方土绅和会党势力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基层治理的持续性挑战,革命并未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所有社会矛盾。 四、对“新文化”的反思与态度: 日记的后半部分,开始出现对新文化运动的讨论。李星沅以一个旧学者的身份,记录了他对白话文运动、对传统伦理道德被冲击的复杂情感。他既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活力,也对其对根基的动摇表现出审慎的保留态度。这种“在守旧与革新之间徘徊”的心态,是理解民初知识精英群体的关键。 史料价值总结 《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的价值在于其“时间跨度长”、“地位适中”和“记载细密”。李星沅并非最高层的决策者,却能深入到实际执行层面,其记录避免了高层文书的虚饰,保留了大量关于日常政务、社会情绪、文化心理的“毛边”信息。对于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微观史、近代社会心态史以及晚清士人阶层的命运转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两册日记相互印证,构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巨大历史洪流中,试图保持自身精神独立与职业操守的完整侧写。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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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颇感兴趣的读者,我必须说,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微观证据”,去印证或反驳宏观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论断。比如,当谈到地方人才的选用机制时,书中的记录清晰地展示了“人情”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比单纯分析制度要来得深刻。更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在记录政治事件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他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绘,那种带着文人情怀的抒发,与他处理棘手公务时的沉稳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让我认识到,即便是身处权力中心或动荡边缘的人物,也依然有其柔软和诗意的一面。这种全景式的展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内心世界的理解,不再是扁平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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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套书的装帧和排版设计非常考究,看得出出版方在文物整理和校勘上下了大力气。纸张的质地摸上去很有年代感,即便是影印的古籍部分,也处理得清晰可辨,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这些深度阅读者。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有心人将这些私密的信函和手稿系统地整理出版,它们很可能就会湮没在尘埃之中。这些日记不仅仅是个人的流水账,更像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切片。比如他对地方士绅阶层交往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晚清民初那种权力结构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运作的。不同于某些公文的矫饰,日记中的语言更贴近口语,虽然偶尔需要查阅一些当时的特定词汇,但这反而增加了一种“寻宝”的乐趣。读完前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后续的内容,因为明显感觉到叙事脉络正朝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展,那种悬念感让人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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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时,我有点不适应日记的跳跃性叙事,毕竟它不是一本结构严谨的传记,而是时间轴上的碎片集合。但很快,我体会到了这种碎片化的魅力所在——它保留了历史的“原生态”。那些突发事件、那些未经沉淀的即时感受,比事后总结要真实得多。我尤其留意了作者在处理家庭事务和公务压力时的心境变化。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自律且有责任感的人,但同时,长时间的奔波劳碌和对时局的忧虑,也常常让他感到身心俱疲。这些真情流露,比如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对友人的思念,都让这位历史人物变得异常亲近。感觉就像是隔着百年时光,与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进行着一场私密的、不设防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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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厚重的日记丛书,简直是一扇通往旧时光的秘密之门。我原本以为阅读历史资料会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事实却远超预期。每一次翻开书页,都能感受到那些文字背后蕴藏着的深沉情感和时代脉搏。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日常琐事的记录,比如天气、饮食、访客的往来,都充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记。你从中能瞥见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定位、如何平衡个人抱负与社会责任的。那些关于官场应酬、地方治理的详尽描述,远比教科书上的宏观叙事要鲜活得多,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复杂性。特别是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记载,它们没有官方报告的刻板,而是带着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和切身体会,这种“温度感”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特别喜欢他记录的那些关于读书和治学的片段,那种对学问的虔诚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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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阅读体验,说句老实话,需要一定的耐心和背景知识积累。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阅的小说,更像是一份需要细细品味的“历史馈赠”。但只要你愿意沉下心去挖掘,回报是极其丰厚的。我发现自己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俗、官场潜规则甚至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例如,他记录的几次长途跋涉中的见闻,不仅涉及地理和交通,更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水平。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次高强度的历史“田野调查”。对于所有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志于做深入研究的学者或爱好者来说,这套日记无疑是案头必备的珍贵文献,其价值远超普通读物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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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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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春,向荣进剿,贼由大黄江、牛排岭窜新墟、紫荆山。星沅檄总兵秦定三、李能臣率滇、黔兵追蹑,贼复窜武宣。荣、天爵各进击,贼踞东乡,两军攻之不克。星沅以事权不一,奏请特简总统将军督剿,诏斥其推诿。寻命大学士赛尚阿率总兵达洪阿、都统巴清德赴湖南防堵,将以代之。赛尚阿至湖南,遂授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命星沅回湖南治防。四月,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敌督战,至则已惫甚,数日卒於军。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殁后敛以常服,用彰臣咎。"文宗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存问其母,子二人命俟服阕引见,谥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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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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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形式的一种。用刀具或化学药品等在版上刻出或蚀出画面,再复印于纸上。有木板、石版、铜版、锌版、麻胶版等品种。 鲁迅 《南腔北调集·序》:“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自序》:“﹝ 鲁迅 ﹞把他珍藏的 德国 女画家 珂勒惠支 的版画借来一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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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督抚中的一部重要日记。李星沅(1797(丁巳年)—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今为汨罗)人。清道光进士。曾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有《芋香山馆诗文集》、《李文恭公奏议》、《李文恭公全集》、《李星沅日记》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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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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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1]。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编者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其书上接《资治通鉴》,下迄元代。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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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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