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文丛：存在的遗骸 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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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遗骸》作于2003—2008年，旨在以激进的形式推进“柔弱之思”（weak thought）的存在论。这一哲学立场由瓦提莫(Gianni Vattimo)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来得到了罗蒂（Richard Rorty）、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及其他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肯定。
　　尽管《存在的遗骸》属于严格的哲学考察，但政治向度的种子亦已埋藏其中，因为作者所揭示的存在“遗骸”的柔弱性和“弱者”本身，即贫穷者，被忽略者或遭遗忘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内容简介

　　作为欧洲哲学界的新锐，圣地亚哥·扎巴拉和导师瓦提莫共倡“柔弱之思”，在形上学、政治哲学、文化批评等领域新作迭出。《存在的遗骸》围绕存在问题展开运思，系统论述海德格尔及海德格尔之后舒尔曼、德里达、南希、伽达默尔、图根哈特、瓦提莫等欧洲哲学家的存在论，从而证成以下论题：自海德格尔“消解在场存在”或“克服形上学”之后，我们必须追问存在的遗骸。这一追问使我们能够对形上学（经由诠释学）的瓦解做出回应，能够在人之“被抛状态”的可能性之中追寻新的目标与抱负。哲学不是要去理解永恒者，而是必须重新引导人类走向对自身历史的解释。

作者简介

　　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Zabala），哲学博士，洪堡学者。现任法布拉大学ICREA研究员，《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撰稿人。著有《存在的遗骸》（TheRemainsofBeing）（2009），《分析哲学的诠释学性质》（TheHermeneuticalNatureofAnalyticPhilosophy）(2008)。与吉安尼·瓦提莫（GianniVattimo）合著《诠释学的共产主义》（HermeneuticCommunism）（2011）。编有《虚无主义和解放》（NihilismandEmancipation）(2004)，《宗教的未来》（TheFutureofReligion）(2005)，《柔化的哲学》（WeakeningPhilosophy）(2007)，《艺术作品的真理诉求》（Art’sClaimtoTruth）(2009)，《诠释学的后果》（ConsequencesofHermeneutics）(2010，与JeffMalpas合编),《被晃动的存在：存在论与事件》（BeingShaken:OntologyandtheEvent）（2013,与MichaelMarder合编）。

　　吴闻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法哲学比较。参与“汉语与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语言哲学向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十二五”重大项目）等课题的研究。曾在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美国）、《哲学分析》（上海）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译作《大学中的“存在”：分析哲学合法化与哲学教育之争》（圣地亚哥·扎巴拉著）刊于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十二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吴晓番，河海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求学期间究心于张东荪、龚自珍，2010年作《龚自珍哲学新论》，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发表论文10余篇，论题涉及乾嘉伦理学、清代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等。另有译作数篇。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出版专著1部，译著2部，发表中英文论文40余篇。

目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章 被摧毁的存在：海德格尔对在场存在的消解 /37
第一节 重提存在的意义 /46
第二节 追问“磨耗的”存在 /63
第二章 消解之后：存在的遗骸 /81
第三节 舒尔曼：成系统的无始基的特性 /89
第四节 德里达：迹痕的宝藏 /102
第五节 南希：独一多元的共存 /110
第六节 伽达默尔：语言的交谈 /120
第七节 图根哈特：句子的意义 /130
第八节 瓦提莫：柔弱的事件 /139
第三章 通过解释创生存在：残存的诠释学存在论 /149
第九节 话语连续体的逻辑 /156
第十节 “由内”创生存在 /165
参考文献 /177
译后记 /215

前言/序言

　　本书的论题如下：自柏拉图以降，哲学不仅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样是对“存在的遗忘”，而且还表达了存在的残存，也就是说，存在的遗骸。巴门尼德、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所以分别提出“toon”（存在）、“esgibtSein”（有存在）和“ilyadel�皎簍re”（有存在），那是因为存在是事件，它具有原初意义上的慷慨和丰富性，从中馈赠并开启了哲学之思。在开始研究哲学之初，我阅读了柏拉图、奥古斯丁、尼采、杜威、帕莱松（LuigiPareyson）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形上学在那时便令我着迷、震撼，因为它所研究的是科学以之为前提却并未予以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事物具有一种普遍且完全决定性的属性，那就是存在。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正是这一存在引导哲学追问以下问题：存在者的存在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存在而非存在者、思考而非计算？计算属于科学之域，而科学研究存在者，比如核物理学，它关注原子核的力、相互作用以及内部结构。相反，思考则隶属于形上学的领域，因此是哲学的事业。哲学不关心原子核这样的存在者，而是思考原子核的存在，以便经验存在如何在每个原子核中彰显其自身。在如上的思考中，哲学并不像笛卡尔的主体性、康德的超验或尼采的唯意志论所做的那样贬低实体世界的价值；相反，它使自己沉浸于事物充分的“有”之中。
　　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其或显或隐的存在论基础。自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及巴门尼德开始，存在论的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就已经决定了哲学与人类的本质。这一问题同时还关乎人类生活的目的及其意义，关乎价值和原则。正是我们实际的道德生活使得人类追问这一问题。尽管存在问题已被遗忘许久，但有幸在20世纪的开端，海德格尔将它重新带回到我们面前。沃尔夫（ChristianWolf）在1729年出版的《存在论》（Ontology）一书中首先将存在问题称为“存在论”。自此以后，“存在论”便成为“形上学”的同义词。我们看到，存在问题曾经是，并且将一直是最真实、最核心的哲学问题。它最令我着迷的，并不在于绝大多数哲学家研究过它，而在于存在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的前提，因为它始终持存。换言之，即使是所有那些并未明确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家与哲学流派也同样预设了对存在的理解及存在的残存，而这种预设亦决定并限定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哲学史上，每个时代都相应于该时代某位重要哲学家为实体存在的命名：柏拉图的“相”（idea），亚里士多德的“现实”（energeia），阿奎那的“行动”（act），笛卡尔的“表征”（representedness），康德的“客性”（objectivity），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spirit），柏格森的“生命冲动”（élanvital），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伽达默尔的“交谈”（conversation），德里达的“迹痕”（trace），等等。既然存在问题暗含着必不可少的连续性，而作为哲学家，我们身处于研究存在问题的语言学传统中，那么，追寻存在问题便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
　　所有这一切使我认真对待海德格尔的哲学，特别是“消解在场存在”或“克服形上学”所导致的后果。海德格尔提出此观点，一方面旨在从对存在的遗忘状态中恢复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存在并未应用于人之在这一特定的存在形态。为了平息或激发我对痴迷存在问题的忧虑，我的导师曾经说过，“做哲学家就是要痴迷于作为动词的存在（关注何者存在何者不存在），因为它使你不满足于自身的同一性，它邀请你去寻找完整的存在视域——换言之，去对话”。他一再使我确信并非只有我一人对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家感到痴迷，但他同时又告诉我，鲜有人从残存的角度分析首先由海德格尔所做的解构工作的后果。我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是出于什么社会学的考虑，或者意图提出一种关于存在的效果历史，而是因为那些认真对待海德格尔消解工作的后果的哲学家同时还考察了“没有同存在之为存在相涉的东西”（已被解构），“存在是磨耗程度最深的东西”（已被理解），以及存在“留下了迹痕”（正在创生）。现在，存在的这种柔弱或受限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消极的方面，即似乎它已走到尽头；相反，这是另一种开端：通过不能在场的存在的遗骸，对在场存在的恢复与摧毁开启了克服形上学的道路。
　　形上学始于柏拉图而终结于尼采，这是因为通过上述消解工作我们已经克服了将存在理解为对象的做法。对象式的理解方式导致了概念上的限制，因为它设立了诸多两极对立：在场与不在场，存在与无，真理与谬误，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抛弃形上学，因为它构成了我们对于存在的理解。我们无法回避这种理解，因为它参与了我们的传统、人性以及命运的构成。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哲学家将我们的时代称为“后形上学”的时代：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形上学不是坚硬或决定性的东西，因为我们有能力自觉地将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处理，有能力弄清楚它曾经是什么、将来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甚至它自身将要成为什么样子。
　　本书雄心勃勃的“取径”乃是概述存在从内消解之后的诸种遗骸。除了讨论存在的遗骸之外，我们还将考察如何创生更多的存在——因为从古至今的存在论、体系或哲学都只是存在的遗骸，而我们获得对遗骸的理解的解释同时也创生了存在。“取径”所意味的，不仅是一种路径，同时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关注，而且首先是一种思考方式。对存在的遗骸的探寻将会为我们铺筑道路。所有的路径都是思考的路径，而我所取的这条路径雄心勃勃，因为它发源于哲学原始的、首要的惊讶。在那些已经认真对待这一消解的哲学家那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找到存在的残骸：舒尔曼、德里达、南希、伽达默尔、图根哈特和瓦提莫。必须立即澄清的是，我对这些哲学家的解读，包括最重要的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并非佯装提供一种忠实于他们思想的解释——或者为阅读其原始文本提供一种替代品——而是严格地考察他们作品中呈现的存在的遗骸。如果说，存在者的存在向这些哲学家诉说自身，所以他们说出了存在是什么，那么，我的解释就不是描述他们的诸种观点，而是必须通过他们的观点解释存在。
　　学生回报导师教诲最好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模仿或重复，而是发展他自己的思想。而只有当导师允许这样一种思想发展发生的时候，上述的回报才有可能。著名的知识分子、教育家斯坦纳（GeorgeSteiner）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就是很好的例子。斯坦纳在《师之教》（LessonsoftheMaster）中解释道，导师“指引的视野事实上是一种重新审视的视野（re�瞯ision），是已经看到的东西（déjàvu）”，因为“传统”（traditio）与希腊人所说的“交付”（paradidomena）——前者指“已经流传下来的东西”，后者指“正被移交的东西”——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草率或偶然的，相反，它是一种呼唤，是导师在他自己做学生时曾经做出的回应。乔姆斯基在《乔姆斯基论民主和教育》（ChomskyonDemocracyandEducation）中谈到，“最优秀的导师在展示地形的同时允许学生从复杂的材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如果说，导师的能力在于“指示”（deuten,pointto）（它与“指称”[bedeuten,mean]不可分），那么学生的洞察力就必须在于回应这种召唤，或者说，指示。
　　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对于我的导师瓦提莫教授及其哲学指示的回应。尽管我是对本研究负责的唯一作者，但若没有他的哲学思考和教导，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认为自己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ofSalisbury）笔下的侏儒那样，“坐在巨人的肩膀上，凭借更敏锐的视觉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相反，我看到的东西并没有更明晰一些；事实上，借用罗蒂一个很贴切的说法，我只不过是在寻求一种交谈从而回应某种呼唤。虽然我在本书中的议题超出了瓦提莫的研究范围，但是我思想的精神和本质却完全沉浸于他的
　　“柔弱之思”中——至少，此乃吾之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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