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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平，吴杰 编

图书标签:

• 唐鉴
• 方东树
• 书法
• 篆刻
• 金石
• 清代
• 艺术
• 鉴赏
• 碑帖
• 文献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04567

版次：1

商品编码：1171165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52

内容简介

方东树和唐鉴都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其思想、著述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从其诸多著述中，选择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数种予以点校整理，包括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大意尊闻》、《考集文录》和唐鉴的《学案小识》、《唐确慎公集》。其中《汉学商兑》、《大意尊闻》均全文收录；《学案小识》略有取舍，仍按原书顺序编排；《考集文录》和《唐确慎公集》则多有去取，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期冀通过上述著述的整理，既反映方东树和唐鉴二者或同或异的思想面貌，也展现出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中叶著名理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多次参加科考不第，长年奔走四方，或坐馆授徒，或参赞幕府，或主讲书院。博通群籍，刻苦自励，勤于著述，留心时事。曾师从桐城派大家姚鼐，长于诗古文辞，所著《昭昧詹言》，论诗评诗，颇有真知灼见，为清代著名诗话之一。治学宗尚程朱，恪尊道统，其《汉学商兑》一书，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虽多谩骂诋毁之语，但也不乏切中汉学弊病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界认真反思汉学的弊端，进而推动了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晚年家居，以讲学著述终老。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外任广西平乐府知府、贵州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官至太常寺卿。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实心任事。治学宗尚程朱，摒弃陆王，贬抑汉学。晚年在朝大力倡导正学，严立藩篱，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所著《学案小识》一书，通过为理学家等众多学者作传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在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脉络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作。

编者简介
黄爱平，广西桂林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1987年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朴学与清代社会》等书，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清史书目》等教材、工具书，并发表论文100余篇。
吴杰，江苏锡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先后任职于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现为《现代阅读》主编。

目录

目录


导言1

方东树卷

汉学商兑
重序
汉学商兑序例
凡例十则
卷上
卷中之上
卷中之下
卷下
汉学商兑题辞

大意尊闻
大意尊闻述恉
卷一
卷二
卷三
考槃集文录
辨道论
天道论上
天道论中
天道论下
原天
原性三首
原理二首
原神
原静二首
原动
原义
原直
原我
原恶
原真
治河书
江南省疆域略
化民正俗对
劝戒食鸦片文
病榻罪言
考槃集文录自序
老子章义序
栎社杂篇自序
待定录自序
未能录序
进修谱序
时政策自序
王氏族谱序
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
徐荔庵诗集序
朱字绿先生文集序
吴康甫砖录序
周书武成年月考序
汪氏学行录序
姚石甫文集序
节孝总旌录序
明季殉节附记序
马氏诗钞序
许氏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序
粤海关志叙例
重编张杨园先生年谱序
望溪先生年谱序
刘悌堂诗集序
潜桐左氏分谱序
培根支谱序
书法言后
书阮籍传后
书望溪先生集后
书钱辛楣养新录后
援鹑堂笔记书后
潜丘剳记书后
书惜抱先生墓志后
管异之墓志书后
切问斋文钞书后
左忠毅公家书手卷跋尾
合刻归震川圈识史记例意刘海峰论文偶记跋
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
马一斋先生遗书跋二首
书嘉定黄氏日知录集释后
先集后述
与罗月川太守书太守后复姓程，官至巡抚
复罗月川太守书
上阮芸台宫保书
答人论文书
与友人论师书
答友人书
答姚石甫书
答叶溥求论古文书叶君，粤之嘉应人
复姚君书
答友人书
与姚石甫书
与魏默深书
复戴存庄书
金陵城图记
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
新建珠场社学记
费公祠记
重建东坡书院记
桐城新建魁星阁记
新建桐乡书院记
重修谷林寺续置田产碑记
赠谭丽亭序
送毛生甫序
送张亨父序
辨志一首赠甘生
赠马云序
赠文生序
蒋邑侯暨德配曾宜人五十双寿序
姚石甫六十寿序
吴贞女传
舒保斋家传
都君传
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
祭姚姬传先生文
妻孙氏生志
书妻孙氏生志后
终制
名字说
自题像赞
歇庵铭
冷斋说
学海堂铭并序
为姬传先生请祀乡贤公启

方东树年谱简编

唐鉴卷

学案小识
学案小识叙
学案提要
传道学案
平湖陆先生［陇其］
桐乡张先生［履祥］
太仓陆先生［世仪］
仪封张先生［伯行］
翼道学案
睢州汤先生［斌］
昆山顾先生［炎武］
济阳张先生［尔岐］
衡阳王先生［夫之］
大兴张先生［烈］
蔚州魏先生［象枢］
盩厔李先生［颙］
婺源汪先生［烜］
高安朱先生［轼］
宝应王先生［懋竑］
漳浦蔡先生［世远］
宁化雷先生［］
婺源江先生［永］
临桂陈先生［宏谋］
潍县韩先生［梦周］
桐城姚先生［鼐］
守道学案
永宁于先生［成龙］
柏乡魏先生［裔介］
安溪李先生［光地］
泽州陈先生［廷敬］
湘潭陈先生［鹏年］
孝感熊先生［赐履］
江阴杨先生［名时］
漳浦蔡先生［新］
桐城方先生［苞］
兴县孙先生［嘉淦］
宝应朱先生［泽沄］
吴江陆先生［燿］
经学学案
余姚黄先生［宗羲］
吴江朱先生［鹤龄］陈长发附
太原阎先生［若璩］
德清胡先生［渭］
蠡县李先生［塨］
长洲惠先生［周惕。子士奇、孙栋附］
长洲余先生［萧客］
休宁戴先生［震］
大名崔先生［述］
心宗学案
慈溪潘先生［平格］
学案后序
唐确慎公集
请立民堡收恤难民疏
进畿辅水利备览疏
壬辰防瑶五论
请申明殴期亲旧章以符定律议
核议富川县保甲条规禀
办理柑子冲瑶匪蒇事拟善后事宜八条禀
禀查禁水手滋事章程四则
粮船水手捞十字河沙不便禀
育养幼孩不可领作奴仆移文
晓谕昭潭士子示
兴立义学示条规四则
道乡书院学规四则
义学示谕附条约六则
劝民开塘治田示附开塘四法、治田四法
谕乡民团练示
呈销佩刀滋养牲畜示
禁宰耕牛示
禁止淫词小说示
息讼安民示
禁枷锁赛祭示
拟饬州县为民除害谕
劝捐输义仓谕
劝民早种早收谕

朱子学案目录序
重刊朱子年谱序
续理学正宗序
罗罗山西铭讲义序
易确序
潜虚先生遗集序
朱慎甫布衣遗书序
寒香馆集序
直省乡墨序
感应篇试帖诗序
眼科备览序
金陵节孝备考序
蛇丘刘氏谱序
安化王氏族谱序
蔡氏族谱序
赠贺藕耕太史提学山西序并九条
赠严乐园太守归所治序
赠萧秀才序
富川县宋塘三辇义学序
区田种法序

读大学或问二说
格物说
窒欲说
族谱说
曾立安字说

与陈秋舫书沆
复曾涤生侍郎书
复何丹谿编修书
复窦兰泉吏部书
复戴汝舟茂才书楫

敬恕轩记
楹语记
五原学舍图记
新建五源书院碑记

题刘忠介公与陶石梁书后
题汪容甫先生书诸葛武侯诫子书后
书刘君茮云墓志后
书宋氏双节传后
题西岭塞团练册

永宁节孝吴杨氏传
车陈氏传
诰授荣禄大夫前云贵总督贺君墓志铭
诰授朝议大夫掌四川道监察御史贺君墓志铭
戚母蒋太恭人墓志铭
节孝李钟氏墓碑
节烈梁马氏墓碑
李舍人白桥哀辞

惩忿箴
训俗俚歌八十六首，为山苗作
幼学口语

唐鉴年谱简编
后记

精彩书摘

导言



方东树、唐鉴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其生平际遇虽有所不同，学术造诣亦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多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步入近代之时，两人各有一部著述风靡一时，歆动天下，这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二者都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职此之故，因将两人重要著述合编为一卷。以下分别述之。

一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因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五十知非”，卫国国君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
参见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方东树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泽，字苧川，晚自号待庐，乾隆十二年（1747）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主讲山西洪洞玉峰书院。能诗擅文，论学尊崇朱熹，论文宗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训，字味书，未入仕。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承桐城派大家刘大櫆、姚鼐之学，力倡古文词，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
受家族和家学的影响，方东树自幼向学，即喜为古文词，并显示出很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他仿效南朝齐、梁间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得到乡里前辈叹赏。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范围日益广泛，兴趣也有所转移。据其自言：“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盭，为不当意”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22岁，他与父亲方绩同拜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家姚鼐为师，受业于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在姚门诸弟子中，方东树不仅“随侍讲席最久”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八年条。，而且以其杰出的诗文才华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学术趋向，深得姚鼐器重，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
在拜师姚鼐的同年，方东树亦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广生。与所有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方东树也期冀走上读书做官、学以致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十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乡试，一次应考岁试，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年届57岁，始绝意仕途，不再应试。
科举多次受挫，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参赞幕府。他先后馆于江西新城陈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志伊尚书府邸，又辗转于安徽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并应姚鼐之邀，长期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其间还曾应江宁知府吕燕昭之请，参与纂修《江宁府志》。虽常年往来奔走，不遑宁处，但收入却极为微薄，方东树常常陷入衣食着的窘境。诚如其自言：“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羇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48岁的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请赴广州，参与纂修《广东通志》。此后数年，除短暂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协纂书籍，或教授经学。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遂自粤归里。其后，又先后主持安徽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佐理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客居武进县令姚莹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广东参赞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次年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请，参与纂修《粤海关志》。道光二十年（1840）归里，授徒论学，培养人才。桐城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文汉光、甘绍盘、郑福照等十余人均出其门下，各有所成。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闻》等书凡十余种，并自编其文集、诗集。虽然生活依然艰困，但方东树甘之如饴，著述授徒，“益穷性命之归”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唯对自己当年因漂泊在外，生计窘迫，未能归家为其父亲奔丧一事耿耿于怀，“誓宜没于外以自罚”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咸丰元年（1851），当新任安徽祁门县令唐治邀请他前去主持东山书院时，方东树不顾年高体弱，执意前往。未及数月，即因病卒于当地，享年80岁。
尽管终其一生，方东树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始终坚持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尝言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发生水灾，县令杨大缙不但不加抚恤，反而一味贪赃婪索，导致民怨沸腾。而当地官府竟以民变上疏安徽巡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当时方东树正客居邓廷桢幕府，闻讯后立即面见邓廷桢，详陈实际情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请求罢兵，终于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涂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东树因参赞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客居广州，目睹鸦片流毒天下，祸害百姓。他忧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劝戒食鸦片文》。。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提出：“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化民正俗对》。又作《劝戒食鸦片文》，痛陈鸦片之害，力劝食者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方东树虽然已因年老归乡居家，但仍心系国事。当他得知朝廷将帅面对英军进逼大多退守避让，不战而逃，东南数省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兵燹之祸时，极为痛心疾首。他不顾衰病在身，伏案疾书，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纵横捭阖，鉴古论今，提出收服汉奸，申严军法，增修武备，禁断贸易等制敌之策，认为“谋国之道，不恃敌之不攻，惟恃我之不败。今日之事，及逆夷暂退，急须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只要“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病榻罪言》。。道光三十年（1850），方东树已家居10年之久，年届79岁高龄，但当他读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与魏默深书》。，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当年。诚如其弟子苏惇元所言，方东树一生，“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首。，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
当然，方东树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恪守程朱理学、捍卫儒学道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尊崇朱子之学，历来是桐城方氏家族的传统，方东树也不例外。他“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从姚鼐，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自谓“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二”。故其立身处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学术，裁量人物，不以朱子为宗，甚而“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序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对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方东树自然深为不满。他曾撰《辨道论》，指责汉学“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辨道论》。。嘉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不仅学术界群趋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而且还出现了为汉学家立传，彰显汉学学术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即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眼见“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丳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本不欲置辩的方东树再也按捺不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发愤著述，撰成《汉学商兑》三卷。他仿效朱熹当年为批评其他学人学派之说所著《杂学辨》的体例，首先摘录论敌原文，再“各为辨正于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书；所作辨正，“特论其纲领宗旨”；若“援引事类，或推衍余意”，则“以类附注句下”。全书“本止一卷，首尾脉络相贯”，但因篇幅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在阐发其书宗旨义例的《序例》中，方东树开篇即列举汉学家攻击宋学的要点所在，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由此出发，方东树旁征博引，反复辩难，对汉学家的思想主张、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集矢于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汉学大家，大段征引其言论观点，逐条予以辩驳，甚至不惜攻击谩骂诋毁之辞。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立说，“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尤为反感，指责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一言几于道，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重序》。！不仅如此，方东树还给汉学家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比之于杨、墨、佛、老，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他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学士大夫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噍类矣”。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学术宗旨深致不满，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故而他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核的学术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在他看来，此等学问“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损大体，关闳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故而方东树对汉学诸家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可以说，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和攻击，把清初以来或隐或显的汉宋之争推向了一个极端。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考据驳杂细碎，益国计民生；认为训诂考据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他纯粹从卫道的立场出发，一以程朱理学为衡，门户之见极深，故而其书多充斥愤激之辞、诟詈之语，名为“商兑”，实则攻击，乃至谩骂、诋毁，这不能不说是《汉学商兑》一书的最大缺陷。萧一山也认为：“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专以诋毁经学家为务，而道统之观念更为炽烈，益多主观之论矣。”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汉学商兑》成书后，当时的理学家多有赞誉，如姚莹称：“研究大著，宏博渊通，沉精明辨，息群言之喙，区大道之途。书成一家，义宗百氏，洵斯文之木铎，为正学之明镫。”
姚莹：《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沈钦韩谓：“不遍读群书，不足知其援据该洽；不精深穷理，不足知其折衷允当；不能包括古今义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书之蕴。”
沈钦韩：《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甚有称《汉学商兑》之书成，“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者。其后，随着晚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风气的转变，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方东树其人其书的肯定，《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影响也越来越大。民国初年，梁启超纵论清代学术，对是书多所认可，他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按：梁启超谓《汉学商兑》“成于嘉庆间”，不确。参见本书《方东树年谱简编》。但另一方面，对《汉学商兑》一书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乏持否定意见者。有学者认为，该书论据“陈言力，所以并未起什么作用”
汪绍楹：《校点后记》，见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也有学者断言：“究其实，汉学衰微与汉宋调和等，与《汉学商兑》并任何的直接关联。”
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客观而言，认为《汉学商兑》出而“汉学之气焰始衰”，将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誉为“一种革命事业”，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完全否定汉学衰微与《汉学商兑》一书的关联，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光初年，汉学虽仍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自身弊端日益显露。随着形势的变化，不仅来自外界的批评始终不断，汉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省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汉学商兑》对汉学全方位的批评、攻击乃至诋毁，疑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汉学的弊病，从而对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钱穆在指出《汉学商兑》一书“专务纠驳”、“肆口忌”，并将方东树学术造诣与当时学者加以比较之时，也认为该书“惟以纵横排奡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20、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方东树恪守程朱理学，也极为重视立身制行。在他看来，“学之本事”在于“修己治人之方”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待定录自序》。，士人“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足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他一生勤于读书著述，“每日鸡鸣起，至漏数十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虽迫于生计，经常奔走四方，但于“舟车尘土之间，忧戚病患之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仍好学深思，刻苦自励，时时体验“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凡有所悟，皆随笔条记，积数十年之功，撰成《待定录》百余卷，“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惜其书未刊，后毁于兵燹。晚年家居课徒，方东树亦持身谨严，侃侃不阿，“遇事据理直论，或面折人非”，“凡以诗文就正者，既告之法，必进以古人务本之义”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对晚辈要求尤为严格，他先后撰成《大意尊闻》、《山天衣闻》等书，或记述“内省自讼”之所得，或择取古人相关之格言，欲以警示儿孙后辈。特别是《大意尊闻》一书，初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即其归乡的第一年。在此后家居的十年中，方东树不断进行修改，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即其去世的前一年，才最终定稿。在这部随笔札记体裁的著述中，方东树将其一生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凝聚于笔端，“自小学以至于大学之事，格致、省察、克制、存养以至于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齐家、训俗、教学以至于治平之业，不有以探其原而穷其弊，笃实亲切，不阔不肤”
方宗诚：《大意尊闻序》，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可谓其教也谆谆，其情也殷殷，既写给儿孙，实则亦写给世人，至今读来，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当然，方东树并非完人，其性格亦有缺陷，他自谓其“性轻脱率意，又精神短浅，虑患不深，疏放不慎”
方东树：《未能录》卷上，《敬事五》，见《仪卫轩全集》，光绪十七年重刻本。，故而常常好发议论，针砭讥刺，逞一时快意，而罔顾其所安。即便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之时，也往往不能做到心平气和，《汉学商兑》就是如此。这大概也是智者之失吧。
方东树在文学上亦有相当造诣。他认为“文章如面，万有不同”，著书撰文，当“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本之以义理，以求其醇。表章纪事然后重，陶铸性情然后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姚石甫文集序》。。故其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见《考槃集文录》卷首。尽管因学术兴趣转移，方东树曾一度“屏文章不为”，甚至欲焚而弃之，但实际上仍笔耕不辍，自言“吾用于世，而窃慕古之立言者，蕲与为不朽，故平生喜著书”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冷斋说》。。所撰文章亦在其好友毛岳生、姚莹的劝说及其弟子戴钧衡、方宗诚的协助下，得以编成《考槃集文录》十二卷并保存下来。当时人即对其文多有好评，管同说：“不尽之意，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此境界。”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引管同语。方宗诚也推崇说：“先生之文醇茂昌明，言必有本，随事阐发，皆关世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不仅其文堪列桐城派之林，方东树在诗歌创作乃至诗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将诗作先后编成《半字集》二卷、《王余集》一卷、《考槃集》三卷等行世，时人称其“穷源尽委，而沉雄坚实，卓然自成一家”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特别是他评点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等读本，阐发其论诗见解，后汇编为《昭昧詹言》一书，成为桐城派以文论诗的代表作，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方东树对佛、道思想也有研究，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
《清史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他曾著《老子章义》、《考正感应篇畅隐》、《语心证璞》、《向果微言》、《最后微言》等，讨论儒、佛、道三家心性之旨。因在其思想主张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且对后世影响不大，故此从略。

二

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
唐鉴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唐焕，字尧章，乾隆六年（1741）举人，曾任山东平阴县县令。父亲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学者称陶山先生。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江苏荆溪、吴江、吴县知县，海州、通州知州，松江府、苏州府知府，官至陕西布政使。他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瘼，每至一地，均兴利除弊，振兴文教，深得民众拥戴，江苏士人为其绘像刻石，立于苏州沧浪亭。在学术方面，唐仲冕也颇有成就。他崇尚明体达用之实学，精研群经，长于考证，与钱大昕、王昶、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乾嘉学者多有交游往还，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唐鉴幼年跟随祖父读朱子《小学》诸书，又通读《资治通鉴》等史著，奠定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嘉庆十二年（1807），刚届而立之年的唐鉴得举湖南乡试。十四年（1809）中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1），简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在当地兴利除弊，捕盗安民，并相其地宜，推广开塘治田之法。四年（1824），以母病告归。后迭遭母丧、父丧，守制6年。服阙，再补平乐府知府，于任内捐廉修缮文庙、考棚、书院，革除陋规，惩治盗贼，又重申开塘治田之法，以惠民生。时值湖南江华瑶民赵金龙率众起事，波及广东、广西两省。唐鉴奉命出守平乐府属要隘富川，得知贺县瑶民意欲聚众响应，他“轻车减从，亲往抚之”
唐尔藻：《唐公镜海府君行状》，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事平之后，又亲自拟定善后章程，惩治扰民胥役，兴办义学书院，以端正风俗，消除隐患。十三年（1833），因办理瑶事有功，唐鉴得升任安徽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兼管钞关。次年，调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管理漕粮督运事务。他在其任谋其政，多次就漕运事宜上疏言事，得到朝廷认可施行。十六年（1836），补授贵州按察使。十八年（1838），调江宁布政使。时两江总督陶澍卧病，唐鉴代为处理日常事务，陶澍去世后又署理两江事务。他为政清廉，处事干练，深得皇帝信任。二十年（1840），内转太常寺卿，入京供职。鸦片战争爆发后，举国震动，唐鉴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他不畏强权，毅然上疏，“劾琦善、耆英等人，直声震天下”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一。。二十五年（1845），唐鉴因入值内廷途中发生翻车事故，手肘受伤，遂于是年冬奏请开缺，回到湖南善化。居乡期间，唐鉴或与同乡后学罗泽南、刘蓉、左宗棠、劳崇光等人探讨性理之学，或应邀主讲江南尊经书院，借以倡导正学，培养人才。咸丰元年（1851），因其弟子吕贤基推荐，内阁特旨传谕唐鉴进京。新登基的皇帝对这位74岁的老臣极为重视，先后召见十一次，或问家世学术，或询安民之策。唐鉴皆一一进言，凡“中外利弊，所不罄”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又以当年在京供职时所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进呈。咸丰帝“嘉其品学兼优，器识安定，欲令留京供职”。但因年老体衰，唐鉴去意坚决，他先后陛辞四次，始得“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咸丰十一年（1861），唐鉴因病卒于湖南宁乡，享年84岁。后曾国藩代递其遗折并请谥，奉特旨予谥“确慎”。
唐鉴生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主要为政经历，则在嘉道年间。虽然算不上高官显宦，但其一生，亦扬厉中外，颇多建树。在其前后长达3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唐鉴始终讲求经济之学，重视国计民生。在他看来，“学贵有用，用之于家而一家孝弟，用之于国而一国仁让；事君而有益于君，治民而有裨于民，通于古而宜于今，守其常而权其变”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三。。又说：“礼乐农桑当求其切于时者，典章文物当论其通于今者。”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他明确指出：“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
唐鉴：《学案小识叙》，见《学案小识》卷首。基于这一理念，唐鉴论居官朝廷，抑或为政一方，均勤政爱民，实心任事，努力践履经济之学。
早在考中进士，入官翰林之时，唐鉴就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志同道合之友人，相互切磋学问经济，树立了经世济民的志向。尽管只是一介文官，但唐鉴却究心经济民生，目睹畿辅水利久废不举，田土荒芜，他采择古书，并实地查访直隶地区河流湖泊，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希望朝廷派遣得力官员，重修水利，开垦农田，既为农民解决生计问题，也为国家谋求生财之道。
外任地方之后，唐鉴对民风习俗、地方利弊尤为重视。粤西地区山深林密，历来为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唐鉴先后两任广西平乐府知府，不仅在当地大力推行诸多惠民举措，而且还在为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民族观，能够相对平等地对待当地的瑶民。在他看来，“天之生人，畀以至灵之性，即畀以向善之性，瑶岂有异耶！”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据此，他明确表示，“瑶亦人也，异视之则异，同视之则同”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二，《壬辰防瑶五论》。，瑶民中亦有“尚衣冠，重礼义，随民籍，入庠序”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之人，因而，当湖南瑶民起事波及广西，平乐府属富川、贺县等地民情汹汹之时，他力主抚绥，反对征剿，并于事平之后，采取较为可行的治理办法。在调任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期间，唐鉴闻知漕船运粮水手多有恃强逞凶，聚众斗殴之事，即亲自拟定《禀查禁水手滋事章程四则》，严格约束，严加管理。但当他得知山东一些运河官员因河道淤塞，往往责令粮船水手帮同挖沙时，又毅然为粮船水手请命，上《粮船水手捞十字河沙不便禀》，指出水手责在漕运，不宜帮同捞挖运河淤沙。在贵州按察使任内，尽管其治在刑名、吏治，并不直接参与民生事务，但唐鉴目睹当地山多地少，习俗广种薄收，民众食不果腹的困穷情形，仍常与时任贵州巡抚的好友贺长龄共同探讨裕民之策，大力推广区田法，并劝谕农民早种早收，莫误农时。而在任江宁布政使期间，针对江南风气浮华，习俗奢靡，各种迎神赛会花样百出，甚至“多有妇女童稚枷锁随行”之举
参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禁枷锁赛祭事》。，唐鉴多次颁布告示，晓谕严禁，以端风俗，以利民生。而当他察觉一些州县官为图省事，为保乌纱，往往于地方“劫盗、抢夺、偷窃等事，闻报不即查拿，反将事主任意磨折，逼其改重为轻，掩饰从事，知害不除”等情，尤为痛心，特别予以谕示督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确指出：“州县于民为尤近，故民之称州县者曰父母。试思父母之于子，忍见其受人侵暴乎？忍见其被人劫夺乎？忍见其号呼而不为之详查乎？忍见其痛楚而不为之垂怜乎？”要求州县官设身处地，为民着想，他说：“尔州县未出仕时，亦闾里子民也。倘或有跳梁入室，告之官而官不究，且加之督责，其必厌恶此官，薄劣此官。若竟被劫被抢，一告不应，再告三告亦不应，而反遭诘难，反受磕诈，其当何如怨恨，何如冤结也。今俨然为民父母，而遂忘之乎？遂不知子民之苦乎？”

综观唐鉴30余年的仕宦经历，完全可以说，他以自己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实践，诠释了为官的职责和境界，诚如其督饬州县官时所言：“设官所以爱民、卫民、保民，救民之疾苦，捍民之患害。见有加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当之，见有困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御之。此凡临民者，皆宜有是心。”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拟饬州县为民除害谕》。这既是唐鉴对州县官治民理政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多年历官中外的写照。
然而，较之临民莅政，经济事功，唐鉴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更大的，还是他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唐鉴幼时即跟随祖父唐焕读朱熹《小学》等书，奠定了最初的学问基础。“年三十后，专读朱子之书，于《文集》、《语录》致力尤深。”
许乔林：《四砭斋省身日课序》，见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首。初入仕途，为官翰林时，他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人既以经济相劝勉，亦以理学相切磋，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争论问题。其后任职地方，他在自身潜研性道、浸润程朱，致力于涵养修身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教化风俗，认为“人心风俗全系乎教”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因而每官一地，均以兴学立教、培养人才为己任。任平乐府知府时，捐资重修道乡书院，创办五原学舍，并亲自制定书院学规及义学规制，要求士子勤学、敬师、择友，尤要树立“希圣希天”的志向，“取圣贤之言行以为步趋”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道乡书院学四则》。。官贵州按察使之时，招当地士子入署读书，并于官署倡立四处义学。“官江宁，亦如之”。晚年重回内廷，更是大力倡导正学，笃守程朱，严立藩篱。一时之间，京城一批意欲有所作为的学人士子，如倭仁、曾国藩、吴廷栋、吕贤基、何桂珍、窦垿等人，皆从之“考德问业”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衰微已久的程朱理学也因此而逐渐兴盛起来。告老归乡后，又先后主讲江南尊经书院、钟山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朗江书院，为阐扬程朱理学，培养经世人才尽心竭力。
作为道光年间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唐鉴还通过梳理学术史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此即《学案小识》的编纂。道光二十三年（1843），唐鉴以程朱为宗主，开始对清初以来200年间的学术进行辨析和总结。历经两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编成《学案小识》一书，经其弟子何桂珍、窦垿、曾国藩及其外甥黄兆麟、黄倬等人校阅刊行。全书凡14卷，加卷末一卷，实际为15卷。其编排则分五大学案：卷一、二为《传道学案》，收录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凡4位学者；卷三至五为《翼道学案》，收录汤斌、顾炎武、张尔岐等19位学者；卷六至九为《守道学案》，收录于成龙、魏裔介、李光地等44位学者，卷十、十一则为该案的《待访录》，收录应撝谦、张贞生、刁包等68位学者；卷十二至十四为《经学学案》，收录黄宗羲、朱鹤龄、梅文鼎等104位学者，其中卷十四末附《待访录》，收录张惠言、金榜、王鸣盛等8位学者；卷末为《心宗学案》，收录张沐、潘平格、赵御众凡3位学者，后附《待访录》，收录邵廷采、魏一鳌、张问达等6位学者。全书收录学者计256人，若加上因父子、兄弟或同好等关系而附录的严如煜等7位学者（其中守道3人、经学4人），则为263人。
唐鉴在《学案小识》卷首的《提要》中，对其将清初以来200年间学术人物划分为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和心宗五大学案的缘由，逐一作了说明。《传道学案》居于全书冠冕，地位最为重要，别择也最为严苛。唐鉴认为：“传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与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而进于明，进于行也。则谓之明可，谓之行可，谓之传可。”
唐鉴：《学案提要》，见《学案小识》卷首。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同此。可见，只有传承孔、孟、程、朱之道的学者，才是唐鉴心目中的传道者，也才有资格录入《传道学案》。翼道与传道相辅相成，在唐鉴看来，“传道者少，未尝不为道忧；翼道者众，又未尝不为道喜。非翼道之重于传道也，翼之则道不孤矣。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矣。不能夺其传，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然则道之传也，传者传之，翼者亦相与传之也”。也就是说，由于有翼道者的辅助，传道者始得不孤，道统传承亦得不绝，故而翼道较之传道虽略逊一筹，但其羽翼道统传承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当然，儒学道统的传承，除传道、翼道者之外，守道者的始终不渝也功不可没。唐鉴说：“今夫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梗，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赜，抱仁戴义可以淑心身，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正因为有了守道者的坚持和守护，儒学道统的传承也才有了基本的保障。故而在《学案小识》一书中，传道居首，翼道次之，守道再次之，三者相互呼应，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不仅收录的学者达135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卷帙在全书15卷中占11卷，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三。
理学道统传承之外，对清初以来蓬勃兴起的汉学，《学案小识》也不能不有所反映。但唐鉴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对汉学心存不满，多所贬抑。在他看来，自汉代说经“专门名家”之后，“支分派演，愈推愈广，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曼衍而所底止，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附会亦在所不免也”。唐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氐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未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故其书所立的《经学学案》，只用五分之一亦即3卷的篇幅，简要记载包括附录4人在内的116位汉学家的学行。而对陆王心学，唐鉴更是直斥其为“害道之学”，上自王阳明，下迄孙奇逢，抨击不遗余力。他说：“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欲狂，愈名高而愈礼，沦澌流荡，所底极，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孙先生者，与鹿伯顺讲学于明者也，入国朝年已七十，遁影韬形，枯槁以终其身，宜矣。而乃移讲席于苏门山，仍以其旧闻号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因此，其书仅将《心宗学案》附于卷末，著录3人，列待访者6人而已。
唐鉴秉持程朱理学的立场，不仅在学案的设置和编排上意存轩轾，而且在内容记述上也有轻重之分。作为学案体著述，《学案小识》大体沿袭了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确立的总论、传主传略、传主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体例而略有变通。唐鉴将各学案总论汇为《国朝学案小识提要》一篇冠于卷首，以下则按各学案分卷，依次记述学者学行。对全书主体即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收录的学者，记述内容大体包括传主生平传略、论学要语以及著者对其学术的评论和著述的介绍等。其中尤以论学要语即传主学术资料的选辑所占篇幅最大，为示征信，还逐一列举篇名出处。只有列入《待访录》的一些学者，或因“一时搜求未得其著述”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待访录》。，有的未录其论学要语。而对收入《经学学案》的学者，所记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只载其生平，介绍其著述，并未摘录传主的学术资料。个别有摘录者，也都不注出处。唐鉴自言：“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于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二，《经学学案》。但实际上，这一做法，正反映了著者对汉学的轻视和不满。至于列入《心宗学案》者，著者虽摘录其论学要语，但却多所批评，甚至随录随驳，摒之为异端邪说，足见唐鉴极力维护程朱理学道统的苦心孤诣。
如果说，唐鉴在学案的设置和内容的记述方面已有轻重轩轾之别，那么，在入传学者的选择和编排上，则更突出地反映了著者的学术立场和门户之见。其中，作为全书主体的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入选学者及其排列顺序，几乎完全从著者个人的主观标准出发，既非依据时代先后，亦未按照师承授受，而是以传主捍卫理学道统传承的勇气和作用来第其高下，定其先后。如位列《传道学案》之首的陆陇其，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气象既不如陆世仪，其年代亦在张履祥之后，只因其极力尊朱黜王，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并享入祀孔庙之殊荣，唐鉴便将其拔擢于全书卷首。又如同为清初王学大儒孙奇逢弟子的汤斌、耿介和魏一鳌，唐鉴以汤斌“潜心圣贤之学，尽性至命”，“卒谥文正，从祀两庑”
唐鉴：《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案·睢州汤先生》。，将其列入《翼道学案》之首；耿介亦因能“笃志躬行，以倡明绝学为己任”
唐鉴：《学案小识》卷七，《守道学案·登封耿先生》。，得列入《守道学案》之中。而魏一鳌则因“从徵君孙先生游最久”，师徒问答最多，不免“高旷之病”
唐鉴：《学案小识》卷末，《心宗学案·待访录·新安魏先生》。，被贬入《心宗学案》，且置于《待访录》内，所记不过三言两语。其他如《经学学案》收录人物多年代倒置，《心宗学案》入传者寥寥数人，也都让人难以索解。故《学案小识》甫成书，便招致学者质疑。据唐鉴弟子窦垿记载，有人在得知该书目录之后即提出疑问：“若是其门户乎？是书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则吾惑滋甚。新学论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非传道乎？得不传之学于六经，非经学乎？”
窦垿：《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稍后，江南学者鲁一同更直接批评“唐氏之书横列三等”，其传道、翼道、守道之分，“进退率于胸怀，轻重凭其位置，虽具尚论之识，实乖虚己之义”。并对唐鉴将经学排除在儒学道统传承之外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既列三等，又述经学，不知经者为是道耶，为非道耶？经不蹈道则非学，道不宗经则非道，适开门户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恉。”对心学一派学者，鲁一同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陆王之学，高明得之为简易，愚顽蹈之为猖狂，此其优劣乃在疏密之分，非关邪正之别”，而唐鉴抨击太过，“遂使吾道之内，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变日下，人材至难，何苦自相摧败如此”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二，《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民国时期，梁启超对该书也评价不高，他说：“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语以史才明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32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萧一山更是全盘予以否定，认为“唐鉴作《学案小识》分‘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等项，完全保守道统观念，而强以关重要之程朱残局为主体，最学术史之眼光”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1页。。
诚然，唐鉴此书确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在道光末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风俗浇漓，清王朝内外交困，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的情势下，唐鉴如此不遗余力地表彰正学，扶持道统，坚守门户，严立藩篱，实际上反映出其欲借此挽回世道人心，拯救社会危机的良苦用心。诚如其外甥黄兆麟所言：“是编标道统之所归，明范围之所在，既不得以猎取名物而弃身心，更不得以蹈袭禅机而忘懿德。挽狂澜于既倒，引一发于千钧。此则吾舅父扶持正学之苦心也夫！”
黄兆麟：《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而唐鉴这一用意，也得到了其弟子曾国藩、何桂珍、窦垿等人的认同。其后，随着曾国藩、倭仁、吕贤基等一批惕厉中外的理学家的崛起，理学复苏，清王朝的统治也一度走出困境，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可以说，唐鉴的《学案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中叶以后学术风气的变化和理学的复兴。尤其是该书将清初以来程朱学派的135位学者汇为一编，在基本反映出清代理学发展概貌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综而观之，在道光年间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学术潮流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先后继起，或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或从学术史总结的视角为理学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前者有荡涤之力，后者则具开辟之功，二者一破一立，堪称清代中叶学术潮流转换的风向标和理学复兴的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方东树的著述很多，据其自言和弟子所述以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汉学商兑》3卷、《待定录》100余卷、《书林扬觯》2卷、《未能录》2卷、《进修谱》1卷、《猎较正簿》1卷、《山天衣闻》1卷、《一得拳膺录》（卷数不详）、《思适居铃语》4卷、《大意尊闻》3卷、《老子章义》2卷、《阴符经解》1卷、《阴符经测义》（卷数不详）、《考正感应篇畅隐》3卷、《语心证璞》1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最后微言》10余卷、《栎社杂篇》（卷数）、《半字集》2卷、《王余集》1卷、《考槃集》3卷、《考槃集文录》12卷、《昭昧詹言》20卷、《跋南雷文定》1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援鹑堂笔记刊误》1卷补遗1卷、《刊误补义》2卷（《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书林扬觯刊误补义》1卷），另辑有《金刚藏》10种。同治年间，方宗诚编刊《仪卫轩全集》，收录其据方东树诗文重加编纂的《仪卫轩文集》12卷《外集》1卷、《仪卫轩诗集》5卷、《大意尊闻》3卷附录1卷，以及《未能录节录》、《进修谱节录》、《语心证璞节录》、《感应篇畅隐节录》等数种。光绪年间刊行的《方植之全集》，则收录了方东树所著《考槃集文录》12卷、《半字集》2卷、《考槃集》3卷、《王余集》1卷、《仪卫轩遗诗》2卷、《书林扬觯》2卷、《汉学商兑》3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
后人将此两种合为一卷附入《昭昧詹言》后，成为《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本。、《跋南雷文定》1卷、《山天衣闻》1卷、《进修谱》1卷、《未能录》2卷、《大意尊闻》3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昭昧詹言》10卷《续》8卷《续录》2卷等10余种。此外，尚有《刊误补义》钞本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刻本存世。笔者从方东树现存著述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3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汉学商兑》。该书自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之后
今人朱维铮认为道光十一年辛卯本系重刊本，初刻本应刊于道光六年丙戌（1826）（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卷前，上海，中西书局，2012）。漆永祥认为朱说不确，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即为初刊本（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笔者认同漆永祥之观点。，方东树仍不断有所修订，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的《刊误补义》中，即包括《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后方东树从弟兼弟子方宗诚于同治年间参赞四川总督吴棠幕府，与方东树之孙方涛在校勘初刻本的基础上，增入《刊误补义》相关内容，并对原刻本一些诋毁过甚之处作了删削，重加刊刻，此即同治十年（1871）吴棠望三益斋成都刻本。自此而后，《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刊刻者或据道光十一年原刊本，或依同治十年重刻本。前者如光绪八年（1882）四明华雨楼重校本、十四年（1888）吴县朱记荣《槐庐丛书五编》本、十五年（1889）孙溪朱氏刻本，今《续修四库全书》本；后者如光绪十七年（1891）方宗诚校刻《方植之全集》本、二十年（1894）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其后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等，由此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系统。
关于《汉学商兑》刊刻详情，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又，朱维铮言“今见诸本，均与道光辛卯本同”（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似不确。比较而言，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刊刻最早，同治十年望三益斋本则内容更全。但方宗诚等人在增补《刊误补义》有关内容之时，亦对原书作了一些删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书面貌。因此，本次点校整理，仍以道光十一年辛卯本为底本。
其二，《大意尊闻》。该书先后有同治五年（1866）方宗诚等人校刻本和光绪年间《方植之全集》本。其中同治五年刻本于卷三末尾附载《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又附录一卷，为方宗诚所记方东树平日言行及教诲之语。此次整理，以同治五年刻本为底本，删附录一卷，《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因已见《考槃集文录》，故亦予删除。
其三，《考槃集文录》。方东树文集有两个版本，一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定《考槃集文录》12卷，收文239篇；一为方宗诚在此基础上选刻的《仪卫轩文集》12卷，收文103篇。本次整理，以方东树自定，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通行本《考槃集文录》为底本，从中遴选出10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唐鉴著述也比较多，据其自述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读易反身录》2卷、《易牖》2卷、《读易识》2卷、《读礼小事记》2卷、《四经拾遗》4卷、《畿辅水利备览》14卷、《平瑶纪略》2卷、《学案小识》14卷末1卷、《朱子年谱考异》（卷数不详）、《朱子学案》80卷、《四砭斋省身日课》14卷、《唐确慎公集》10卷首末各1卷。今存《读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四经拾遗》、《畿辅水利备览》、《学案小识》、《四砭斋省身日课》、《唐确慎公集》凡7种。笔者从中选择最能反映其思想主张及其经济事功的两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学案小识》。该书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砭斋初刻本，光绪元年（1875）和光绪十年（1884）重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1920-1936）、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和世界书局《四朝学案》（1936）各本。本次整理，以道光二十六年四砭斋初刻本为底本，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2位传主学案加以点校，并按原书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各学案顺序编排。
其二，《唐确慎公集》。该书有光绪元年其婿贺瑗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次整理，以光绪元年刻本为底本，从中选取7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遵循古籍整理的通则，文字凡有改正及增补之处，均用方括号表示，所有校改、增补以及需要特别说明之处，均出校记；避讳字径予回改，异体字、古今字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改为通行规范字，通假字则保持原貌。
本书有关方东树《汉学商兑》、《考槃集文录》的点校整理，分别参考了徐洪兴和唐明贵、张淑红的成果
参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方东树撰，唐明贵、张淑红校点：《考槃集文录》，见《儒藏（精华编二七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有关唐鉴《学案小识》、《唐确慎公集》的点校整理，参考了李健美的成果
参见唐鉴撰，李健美校点：《唐鉴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由于学识和时间的限制，本书的遴选和点校整理或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序言

《古韵新章：中国古典文学赏析》 内容简介： 《古韵新章：中国古典文学赏析》是一部深入浅出、力求还原中国古典文学原貌的评论性著作。全书以精到的理论分析和生动的文学解读相结合，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世界的大门。本书不聚焦于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而是着眼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脉络中的关键节点、核心主题、重要流派及其审美特质，旨在引领读者建立起一种更全面、更深刻的文学理解体系。 本书的结构设计匠心独运，并非简单的年代梳理或作家传记的拼凑，而是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解剖与阐释。第一部分“文学的滥觞与精神的原型”追溯了中国文学的源头，从先秦的《诗经》、楚辞等早期经典出发，探讨其如何奠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作者审视了这些早期作品中蕴含的自然观、社会观以及个体的情感表达，并分析了其所承载的“天人合一”、“民本思想”等早期哲学思想对后世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讨了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非正式文学形态在塑造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学母题方面的作用，揭示了中国文学“写实”与“抒情”两种基本倾向的早期萌芽。 第二部分“盛唐气象与文学的辉煌”则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此处并非简单罗列唐诗大家，而是深入分析唐诗之所以能达到巅峰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背景。本书着重阐释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对文人阶层的塑造，以及佛教、道教等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在具体作品赏析上，作者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诗歌段落，从意境的营造、语言的锤炼、格律的运用、题材的多样性（如边塞诗的雄浑、田园诗的恬淡、咏史怀古诗的深沉）等多个层面进行剖析，力图展现唐诗“风骨”、“气象”等核心美学范畴的内涵。此外，本书也触及了唐代其他文学体裁，如唐传奇的叙事艺术及其对后世小说发展的启示，展现了唐代文学的整体繁荣景象。 第三部分“宋韵流转与词曲的婉约与豪放”将笔锋转向宋代，重点分析了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歌体裁的兴起与发展。本书区分了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并深入探讨了各自的审美特征、代表人物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作者认为，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的失意，共同催生了宋词既有细腻委婉的情感表达，又不乏深沉慨叹的艺术风格。在词的分析中，本书特别关注词的音乐性、句式变化、意象的选择以及情感的铺陈，力求让读者体会到宋词“韵味”的独特魅力。同时，本书也对宋代的散文成就，特别是宋代小品的精巧雅致有所提及，展现了宋代文学的精致化倾向。 第四部分“元曲的率真与明清小说的世情百态”则将读者带入更具生活气息的元明清时期。本书深入解读了元曲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上的重要贡献，尤其强调了元曲贴近市民生活、语言通俗生动、情感率真泼辣的艺术特色。作者通过分析元曲的唱词、曲牌的运用，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随后，本书的重点转向了明清小说的辉煌成就。本书并未将小说简单归类，而是从“世情”、“历史”、“神怪”等不同维度，系统性地梳理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名著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者尤其强调了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构建、细节描写、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精湛技艺，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对社会百态、人性深处的洞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本书在此部分力求避免对具体情节的简单复述，而是着重分析其艺术手法和思想价值，引导读者理解这些小说何以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第五部分“诗学理论的演变与批评的智慧”是本书的理论升华部分。在这里，本书跳出具体作品的赏析，将视野转向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作者梳理了从《诗品》、《文心雕龙》到明清小说家批评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探讨了历代文论家在体裁划分、风格评价、创作方法、读者接受等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本书并非枯燥地罗列理论，而是通过对重要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梳理与辨析，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意境说”、“神韵说”、“气韵生动说”等核心美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这些批评理论如何反过来指导文学创作，推动文学的进步。作者强调，理解文学批评的智慧，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本书的语言风格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的感性与趣味。作者避免使用晦涩的术语，而是通过具体的例子和生动的比喻，将复杂的文学概念解释得清晰易懂。全书处处体现着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尊重，以及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无论其文学基础深浅，都能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知识的增长、审美的提升，并最终培养出独立解读和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能力，领略那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的古老韵致。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评论集，更是一次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度探索之旅。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震撼，并非是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它所展现出的那种对“道”的探寻与坚守。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之下，作者似乎总能洞察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某种不变的规律或伦理准则。它不仅仅是在记录过去，更像是在探讨如何在变动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原则的坚定。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那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不偏不倚，既肯定其功绩，也审视其局限，展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包容与深刻。这种气质使得整本书读起来，不带有一丝浮躁的现代气息，而是沉淀着一种近乎于“静水流深”的力量，让人在读完后，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开始反思自身所处的时代与境遇，极具启迪意义。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说实话，初读时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它不像现代白话文那般直白流畅，而是带着一股凝练的文言韵味，句式结构和词汇的选择都极其考究，充满了古典文学的美感。这种风格要求读者必须放慢语速，用心去体会每一个用词背后的深层含义。然而，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便会发现其中别有一番洞天。那些看似拗口的句子，实则蕴含着极高的信息密度和美学价值，每一次细读，都会有新的领悟。它像是一首需要反复吟咏才能领会其精髓的古诗词，初听可能觉得生涩，但细品之下，那种韵律感和深邃的意境便会逐渐显现出来，让人心悦诚服于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评分☆☆☆☆☆

翻开书页，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历史的厚重感，文字的叙事节奏徐缓而有力，仿佛能将读者瞬间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亲身经历那些尘封的往事。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每一个抉择、每一个眼神的流转，都蕴含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深刻的时代背景。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默默咀嚼那些精妙的措辞，感受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智慧与哲思。它没有那种市面上很多通俗历史读物追求的戏剧性高潮，反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和对关键事件的冷静剖析，构建起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世界观，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其强大的逻辑性和感染力所折服。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凝视着那些奔腾而过的浪花，每一个浪花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幽暗。

评分☆☆☆☆☆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次阅读体验，我会选择“醇厚”。这本书的耐读性极高，完全不是那种一次性消化的快餐读物。它需要时间去消化、去沉淀。我甚至在读完某个章节后，会特意放上几天，让书中的思想在我脑海中自行发酵、碰撞。它的价值在于它所构建的思维框架和提供的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人性与历史的必然。与其说是在“读”它，不如说是在与一位极有学识的长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方不急于给你答案，而是引导你去提出更深刻的问题。每一次重读，都会因为自身阅历的增加而获得新的感悟，这正是经典作品永恒的魅力所在，让人愿意反复捧读，常读常新。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初看之下便给人一种沉稳而古朴的气息，纸张的选择也颇为考究，触感厚实，带着些许岁月的痕迹，仿佛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珍藏的文物。书脊上的烫金字体在微光下闪烁着低调的光泽，与深色的封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透露出一种内敛而深厚的底蕴。内页的排版也十分讲究，字体的选择古雅而不失清晰，行距和页边距的处理恰到好处，让人在阅读时感到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眼睛也不会感到过分的疲惫。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从侧面反映出出版方对于这本书的重视程度，也为阅读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拿到手里时，那种分量感，就让人对接下来的文字内容充满了期待，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被精心打磨过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忍不住想细细品味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