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迴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帶領我們徜徉於文化史的長廊,為我們展現“文化記憶”理論的繽紛畫捲。
《迴憶空間》與《文化記憶》一起,構成“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之作,也被普遍看作是德國記憶理論的柱石。對於我們深入理解許多當下麵臨的問題,例如對二戰的認識和反省、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等,均頗有啓發。
海報:
內容簡介
何謂“記憶”?它的機製、媒介、功能是怎樣的?諸如此類的問題,近年來已經引起曆史、生物科學、信息科學、政治學、哲學、宗教和藝術學等諸多學科的關注。阿萊達·阿斯曼在本書中運用各種研究工具,以文學經典、裝置藝術等具有象徵形式的傳承的全部內容為研究對象,細緻考索瞭文化記憶的種種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變遷,為“文化記憶”搭建瞭豐富、深刻而又頗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
《迴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本書與《文化記憶》一起,被視為“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之作!
作者簡介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德國康斯坦茨大學英美文學係榮休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在英語文學和記憶研究領域著述頗豐。近年主要從事德國“二戰”後的記憶問題,文學與社會中的代際關係,以及記憶理論等方麵的研究。她與揚·阿斯曼(Jan Assmann)一起,貝視為“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人。
目錄
“曆史的觀念譯叢”總序
前言
導言
第一部分 功 能
第一章 記憶作為“術”和“力”
第二章 紀念的世俗化——記憶、聲望、曆史
第一節 記憶藝術與死者紀念
第二節 聲望
第三節 曆史
第三章 莎士比亞曆史劇中的迴憶之爭
第一節 迴憶與身份認同
第二節 迴憶與曆史
第三節 迴憶與民族
第四節 劇院裏的後續錶演
第四章 華茲華斯與時間的傷口
第一節 記憶與迴憶
第二節 迴憶與身份認同
第三節 迴想:迴憶與想象
第四節 冥憶:神秘的返照
第五章 記憶的箱子
第一節 記憶作為方舟
第二節 大流士的匣子——海因裏希·海涅
第三節 可怕的箱子——E.M. 福斯特
第六章 功能記憶與存儲記憶——迴憶的兩種模式
第一節 曆史與記憶
第二節 功能記憶與存儲記憶
第三節 與剋裏斯托夫·波米揚的一場關於曆史和記憶的談話
第二部分 媒 介
第一章 迴憶的隱喻
第一節 文字隱喻:黑闆、書籍、復用羊皮紙
第二節 空間隱喻
第三節 時間性的記憶隱喻
第二章 文字
第一節 文字作為永生的媒介和記憶的支撐
第二節 關於文字和圖像作為記憶媒介的競爭
第三節 文字的沒落——伯頓,斯威夫特
第四節 從文本到痕跡
第五節 文字與痕跡
第六節 痕跡與垃圾
第三章 圖像
第一節 能動意象
第二節 象徵與原型
第三節 男人記憶中的女人形象
第四章 身體
第一節 身體文字
第二節 迴憶的穩定劑
第三節 虛假的迴憶
第四節 文學中的戰爭創傷
第五章 地點
第一節 地點的記憶
第二節 代際之地
第三節 聖地與神秘風景
第四節 典型的記憶之地——耶路撒冷和忒拜
第五節 紀念之地——彼特拉剋在羅馬,西塞羅在雅典
第六節 精靈之地——廢墟與招魂
第七節 墳墓與墓碑
第八節 創傷之地
第三部分 存儲器
第一章 檔案
第二章 存續、朽壞、殘餘——存儲的難題以及文化的經濟學
第三章 在遺忘的荒原上的記憶模擬——當代藝術傢的裝置作品
第一節 安塞姆·基弗
第二節 西格麗德·西古德森
第三節 安娜和帕特裏剋·普瓦利埃
第四章 記憶作為苦難寶藏
第一節 剋裏斯蒂安·波爾坦斯基——«不在場的房子»
第二節 娜奧米·特蕾薩·薩爾濛的係列攝影«物證»
第五章 檔案之外
第一節 拾荒者——關於藝術與廢棄物的關係
第二節 為世界的剩餘物開設的小博物館——伊利亞·卡巴科夫
第三節 死者百科全書——達尼洛·基什
第四節 慈悲圖書館——托馬斯·雷爾
第五節 熔岩和垃圾——杜爾斯·格呂拜恩
結語 於文化記憶的危機
文獻版本說明
索引
譯後記
前言/序言
譯後記 最早接觸阿斯曼夫婦的記憶理論是在2000年左右,當時我正在德國讀博士,論文題目是德國戰後文學中的曆史反思與中國“文革”後文學反思的比較,主要考察君特·格拉斯和莫言的作品。格拉斯的研究文獻已經汗牛充棟,如何提齣新的角度真是讓人頗費心思。後來我讀到阿萊達·阿斯曼的一部著作,深受啓發,進而順藤摸瓜,研讀瞭莫裏斯·哈布瓦赫、揚·阿斯曼和哈拉爾德·韋爾策等人關於記憶理論的著述,茅塞頓開,論文也就水到渠成。2006年我迴國不久就結識瞭北京大學齣版社的嶽秀坤編輯,他當時正負責耶爾恩·呂森和張文傑先生(已故)主編的“曆史的觀念譯叢”,其中收入瞭記憶理論的幾本重要著作,已經翻譯齣版韋爾策的《社會記憶:曆史、迴憶、傳承》。當時齣版社原擬節選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和阿萊達·阿斯曼的《迴憶空間》中若乾重要章節,閤並為一本書齣版。我力勸秀坤編輯,阿斯曼夫婦的這兩本著作是德國記憶理論的基石,值得全文引進,並自薦翻譯《迴憶空間》。後來由於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的雜事繁冗,小兒懷德又橫空齣世,所以翻譯工作一拖再拖,直到2014年纔脫稿,而這時秀坤編輯已經在首都師範大學獲得教職,離開瞭齣版社,編輯工作轉交陳甜女士。2015年11月,阿斯曼夫婦受北京大學和歌德學院北京分院之邀,來華講學,《文化記憶》和《迴憶空間》兩書能以此機緣次第齣版,堪為幸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的記憶研究如火如荼。德國的記憶研究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碩果纍纍。記憶研究之所以在德國頗受重視,與記憶這一主題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著密切的關係。十三年的納粹統治給人類社會造成的纍纍創傷是德國人無法忘卻也不可以忘卻的曆史經曆。如何對待這段曆史?能否像德國前總統裏夏德·馮·魏茨澤剋所言“誠實與純淨地紀念”這段往事,“使它成為自己內心的一部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如今70年的時間裏,德國人為此付齣瞭艱辛的努力。從戰爭剛剛結束時的心理防禦機製,到後來阿登納政府提齣的“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口號,這些以遺忘過去為目標的做法雖然讓人在短時間內規避瞭揭開傷疤的痛苦,但在社會和傢庭領域卻留下瞭很多長期潛伏的後患。1968年學生運動後,人們對待那段不堪迴首的曆史的態度纔漸漸積極起來,直到1970/80年代,“整理過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纔開始在阿多諾所言的意義上成為人們新的行動方針。在德國乃至在歐洲,一種“迴憶文化”漸漸生成,針對納粹曆史的迴憶工作(Erinnerungsarbeit)已經成為德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日常部分,正是這樣的基礎纔使記憶理論研究獲得瞭在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推動力。 在德國的記憶研究中,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夫婦的成果可謂是記憶理論的柱石。揚·阿斯曼是古埃及學傢,他對地中海周邊的古代高級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麵對這些古代文化的深厚積澱及其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揚·阿斯曼提齣瞭文化記憶這個概念,第一次把記憶這個原本隻用於個人的、生理學上的現象,拓展到瞭文化現象之上。文化記憶這個概念既避免瞭“傳統”“傳承”等概念的褊狹,又去除瞭“集體記憶”概念中的模糊性,甫一齣現就得到瞭學界的高度認可。揚·阿斯曼還進一步把文化記憶分為“熱迴憶”和“冷迴憶”兩種類型,以描述不同的記憶內容對社會變遷造成的或推動或阻礙的影響。 在阿萊達·阿斯曼這裏,文化記憶的研究對象的範圍又獲得瞭極大的拓展,其內容不僅是“神話傳說,發生在絕對的過去的事件”,而是“具有象徵形式的傳承的全部內容”,其中不但包括流傳有序的文本正典,還有後現代的小說;不僅有古羅馬的殘垣斷壁,還有剛剛完成、甚至尚在進行的裝置藝術。文化記憶的時間結構也不再是“神話性史前時代中絕對的過去”,而是這些傳承的全部內容在曆史的嬗變中“要仰仗不斷的闡釋、討論和更新”。如此龐大駁雜的內容,哪些在建構身份認同、證明閤法性、作為行為指南或價值標準上發揮著功用?哪些又沉睡在曆史的黑暗之中?阿萊達·阿斯曼又區分瞭迴憶的兩種模式——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功能記憶是有人棲居的記憶,是經過選擇、連綴、編排,使其具備結構和關聯,並從這一建構行為中獲得意義的記憶;而存儲記憶則存放著暫時無用的、變得冗餘的知識,沒有利用的機會,也沒有其他可能性,它不是任何身份認同的基礎,它的作用在於包容比功能記憶所允許的更多或不一樣的東西,作為當前功能記憶的校正參照。存儲記憶被放置在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等存儲器中,它們所具備的動能是潛在的,“存儲記憶可以看作是未來的功能記憶的保留地。它不僅僅是我們稱之為‘復興’的文化現象的前提條件,而且是文化知識更新的基本資源,並為文化轉變的可能性提供條件”。對文化的未來來說,兩種模式能夠同時並存、並保持相互之間的高度滲透性至關重要,隻有這樣文化纔能保持其更新的能力。 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這一對概念的厘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們消除瞭尼采、哈布瓦赫、皮埃爾·諾拉等堅稱的曆史與記憶之間的二元對立,使曆史研究和記憶研究有瞭融會貫通的可能;其次,它們揭示瞭曆史或者過去如何對當下發揮功用的機製:一個主體通過激活來自過去的一部分信息建立起一個功能記憶,自己則成為功能記憶的載體或承擔主體,在這個功能記憶中它為自己架設一個特定的過去的建構,並以此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另外,這一對概念還解釋瞭迴憶與遺忘的關係問題:此刻被迴憶的東西會因為失去瞭重要性而沉入遺忘的深淵,而此刻被遺忘的東西也可能因為獲得瞭新的重要性而被重新記起。迴憶與遺忘兩者並不是對立的現象,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 如果讀者想要在本書中尋找某套完整的記憶理論的話,恐怕是徒勞的。此書成書之時,記憶理論正在創建之中,很多思想仍在經受磨礪。書中的基本理論框架在阿萊達·阿斯曼後來的著述中又有所補充和修正。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書“寫作的興趣點在於盡可能多地展現對於復雜的迴憶現象的不同觀點,同時展現較長的發展脈絡和問題的持續性”。也正是由於書中內容的豐富性,纔使不同學科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啓發,這也是這本書得到廣泛接受的原因。 阿斯曼夫婦的研究雖說分彆以古代文明及文化史的內容為基礎,但是對現實也富有積極的指導意義,揚·阿斯曼的研究挖掘瞭中東地區尤其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間衝突的根源,給問題的解決提供瞭可能的方案。阿萊達·阿斯曼的研究更是對於當下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給予大量的關注。她對於德國的記憶工作、兩德閤並所遺留的問題都運用記憶理論進行瞭闡釋,給人很大的啓發。隨著時間跨入21世紀的門檻,經曆瞭中國跌宕起伏的20世紀的一代人漸漸離開曆史舞颱,很多第一手的、鮮活的曆史記憶就這樣隨之而去,許多學者、藝術傢甚至普通人都意識到瞭這一點,紛紛以口述史、老照片、私人博物館、自傳等形式試圖挽迴和留住這些記憶。希望從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現代歐美文化中汲取營養的記憶理論能給中國的記憶研究以啓發和推動,實乃譯者初衷。 對書中引用較多的莎士比亞、華茲華斯、海涅等名傢作品,譯者參考瞭硃生豪譯本(譯林齣版社,《莎士比亞全集》8捲本)、丁宏為譯本(中國對外翻譯齣版公司,《序麯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錢春綺譯本(上海譯文齣版社,《羅曼采羅》),在此一並錶示感謝。考慮到所引譯文在本書中是作為論據齣現,譯者對部分文字做瞭稍許改動,主要是將某些關鍵詞改為直譯。其他文學作品引文的翻譯也以準確性為首要原則,有時難免纍及其文學性,在此特彆加以說明。 譯者還要對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嶽秀坤老師對本書的選題立項、北京大學齣版社陳甜編輯認真縝密的審校工作錶示衷心的感謝。本書的翻譯工作得到瞭歌德學院翻譯計劃的資助,謹緻謝忱。最早負責此項目的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郭玲女士在項目進行期間韶齡早逝,令人唏噓。現此書完成,芳魂有知,當以為慰。 潘璐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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