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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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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史
• 20世纪
• 翻译史学
• 文化史
• 中国现代史
• 学术史
• 历史学
• 文学翻译
• 翻译理论
• 文化交流

出版社： 中西书局

ISBN：978754751339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18147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0

字数：366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本书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

内容简介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三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作者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作为一部专门学科的史学史，全书资料翔实，论说丰赡，品评力求客观而深入，填补了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作者简介

邹振环，195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鄞县。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兼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曾任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罗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政治大学访问教授，台北故官博物院访问学者；多次赴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访学交流。

目录

导 言
第一节 　 翻译 、 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学
第二节 　 作为专门史 “ 中国翻译史学史 ” 的范围 、 取材与分期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本书结构
上 　篇
第一章 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
第一节 　 发轫时期的译书目录与 《 译书略论 》
第二节 　 梁启超的佛典翻译史研究
第三节 　 “ 翻译文学 ” 概念的提出及其运用
第四节 　 早期翻译史研究的三大家 ： 郑振铎 、 贺麟与阿英
第五节 　 综合性历史与文献学著述中的翻译史
本章小结
第二章 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
第一节 　 《 翻译通报 》 与 “ 中国翻译史特辑 ”
第二节 　 俄苏作品的翻译和俄苏翻译史研究的转向
第三节 　 翻译出版史史料派两大家 ： 阿英与张静庐
本章小结
第三章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
第一节 　 方豪与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
第二节 　 张振玉 《 译学概论 》 与孟瑶 《 中国小说史 》 中的 “ 译史 ” 与“ 译论 ”
第三节 　 释道安 、 张曼涛 、 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研究
第四节 　 60年代至80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
第五节 　 9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研究
第六节 　 台湾区域性翻译史研究论著的空缺
本章小结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
第一节 　 韩迪厚与汉文系统的第一部英文汉译史
第二节 　 曾锦漳的 《 林译小说研究 》
第三节 　 罗香林与西书汉译及汉籍西译史的研究
第四节 　 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第一套互译目录 ：《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 和 《 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 》
第五节 　 香港的中文 《 圣经 》 翻译史研究
第六节 　 董桥的 《 翻译与 “ 继承外国文学遗产 ” 商兑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专题资料的汇编
第二节 　 1984年 ： 中国的 “ 翻译史 ” 年
第三节 　 翻译家自述 、 口述和访谈的出版
第四节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
第五节 　 译名问题讨论集
本章小结
下 　篇
第六章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上）
第一节 　 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
第二节 　 科学翻译史料的清理
第三节 　 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
第四节 　 翻译出版传播史
第五节 　 翻译教学史
第六节 　 断代翻译史
第七节 　 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
第七章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下）
第一节 　 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
第二节 　 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
第三节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
第四节 　 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
第五节 　 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
第六节 　 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
第七节 　 汉籍外译史
下篇小结
全书结语
引用资料
书影索引
后 记

精彩书摘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曾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也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也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本书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20世纪（1902—2000），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2000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谱系。笔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篇幅，对整个20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成为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黄焰结在《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一文中指出翻译史学理论的内容，应该包括探讨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即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的理论探讨，认为这些理论涉及翻译史料学、译史的书写模式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和编撰翻译史）、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译史阐释理论探讨（批评以往的翻译史论、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或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译家与译作的评价理论，译史批评理论，译史的定义、类型与特征，译史的目的与范围，译史的分期理论，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的探索；而关于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则涉及翻译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该文可能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翻译史学史”这一名称。“中国翻译史学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史研究。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定位与其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学科范围的界定，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中就极力提倡专门史的研究：“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阐述各种专门史的具体做法，特别是文化专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做法。齐思和则进一步强调专门史又需有专题研究为基础：“语云‘欲速则不达’，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察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编制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也。”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指对中国翻译的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资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反思。与“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小说史学史”“中国音乐史学史”“中国科学史学史”等类似，“中国翻译史学史”亦属于新出现的专门学科史，是指对翻译史学科自身客观历史进程的反省，即研究者主体对这一历史客观研究进程的理解和把握，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中国翻译史学史。本书既有对“翻译史研究”的考察，亦有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反省，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它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言之，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它要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即中国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
　　……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流变与回响 20世纪，中国翻译事业与中国现当代史的洪流交织，既是西方思想、科技、文化涌入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自身文化走出去的探索之路。在此过程中，作为翻译实践的理论指导与学术研究的翻译史学，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轨迹。本书《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便是对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学术图景的梳理与呈现，它不仅仅是翻译史的编年，更是一部思想史，一部知识生产史，一部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塑造自身学术话语的生动写照。 本书旨在全面、深入地考察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的发展脉络，勾勒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特点、面临的挑战、涌现的重要学者及其学术贡献。我们并非简单地罗列译者、译著与译论，而是试图探究翻译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考察其与时代背景、政治思潮、教育政策、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揭示翻译史学如何反映和塑造了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翻译观、文化观乃至中国观。 一、 萌芽与奠基：20世纪初的艰难启蒙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中，“西学东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下，对翻译的关注也逐渐从单纯的“信达雅”之争，向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和历史回顾延伸。虽然此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翻译史学”研究，但一批先行者已经开始了对翻译活动的历史性考察和理论性探讨。 例如，严复在翻译西方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对其翻译理念和方法进行了阐述，其“信、达、雅”的译论虽然侧重于具体翻译原则，却也为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林纾虽然以“意译”著称，但其译作的大量普及，也促使人们思考翻译的接受度与影响， indirectly stimulating historical reflection。鲁迅、周作人等文学巨匠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的文学性、文化性、社会性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的译文及相关的杂文、序跋，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上半叶翻译的复杂性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此外，一些早期对西方思想史、文学史进行介绍的著作，往往也会附带对相关译者的生平及其翻译活动的简要回顾，这些零散的资料构成了翻译史学研究的初步积累。然而，此时的翻译史学研究尚缺乏明确的学科定位，多是作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附属，带有较强的史料搜集与个案分析的色彩，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与体系。 二、 繁荣与分化：30年代至50年代的学术活跃期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日益成熟，翻译研究也开始走向专业化。一批学者开始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的翻译史，探讨翻译在传播西方知识、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其中，陈福田的《中国翻译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它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翻译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梳理，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翻译情况，为后来的翻译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王佐良等学者也对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不仅关注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也开始将目光投向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翻译的认识也呈现出一定的分化。一方面，强调翻译的革命性与启蒙性。翻译被视为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批判封建糟粕的重要武器，翻译的质量与效果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翻译本土化与文化适应性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反思如何让外国的先进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本土的语境，避免生搬硬套，注重翻译的读者意识与接受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引导。翻译史学研究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例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成就的总结，对“为人民服务”的翻译观的理论建构等。然而，在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上，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翻译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 三、 转型与反思：60年代至80年代的曲折探索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翻译史学研究也几近停滞。然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翻译的政治功能被空前强调，对翻译的意识形态解读也愈发凸显，这为后来的反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的翻译史，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和修正。 这一时期，翻译的社会功能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开始系统地研究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挖掘翻译的“他者”视角，反思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同时，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也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翻译学的新理论，如目的论、叙事学等，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关注翻译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中的作用。 许多重要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涌现。例如，一些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翻译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不同流派、不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风格与贡献。对科技翻译、哲学翻译等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四、 拓展与深化：90年代至今的多元视域 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翻译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跨学科的特征。翻译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益精细。 本书将重点关注这一时期翻译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学科交叉与融合： 翻译史学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学者们不再局限于翻译本身，而是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例如，对翻译中的性别、阶级、民族身份等议题的研究，以及对翻译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关系的探讨。 微观与宏观并重： 在宏观梳理20世纪中国翻译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本书也将关注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通过对特定译者、特定译著、特定翻译群体的深入分析，揭示翻译史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例如，对某些重要翻译家（如傅雷、朱光潜、叶圣陶等）的翻译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考察，以及对某些重要翻译事件（如《资本论》的早期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大规模引进等）进行深入剖析。 翻译理论的本土化与创新： 积极借鉴西方翻译学理论，但更注重结合中国翻译史的实际，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创新。探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如何将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与现代翻译理论相结合。 翻译技术的演变与影响： 考察20世纪以来翻译技术的进步，如打字机、复印机、计算机、机器翻译等的出现，及其对翻译实践、翻译史研究方法产生的深刻影响。 五、 本书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写作，旨在： 1. 系统梳理与呈现： 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发展历程的清晰、全面的图景，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2. 深刻反思与启迪： 引导读者反思翻译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理解翻译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 挖掘与传承： 挖掘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研究的宝贵遗产，为当今的翻译研究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滋养。 4. 促进对话与交流： 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对话与碰撞，推动翻译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正式发表的翻译史学专著和论文，还将广泛考察译者序跋、评论文章、书信、回忆录等一手史料，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将关注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背景、研究方法、研究取向，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的流变与回响。 通过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翻译在塑造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更能从中洞察知识生产的规律，理解学术话语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形成、演变并最终沉淀下来的。本书希望成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厚度的著作，为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

评分☆☆☆☆☆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文化史而非纯粹翻译理论的读者，我尤其关注不同文化思潮是如何通过翻译的中介得以实现跨界交流的。然而，在这部厚重的史学著作中，翻译活动本身似乎被降格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学技术操作，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较量和文化挪用过程，被轻轻放过了。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讨论文本的“信达雅”标准是如何演变的，但鲜有关于这些标准背后的权力结构是如何运作的讨论。举例来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观念的“被翻译”或“被拒绝翻译”，其背后的社会动机远比翻译技巧本身更具研究价值。遗憾的是，本书的分析视角过于内敛，始终聚焦于翻译学科内部的自我循环和理论辩驳，未能将翻译史真正置于更广阔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剧场中进行审视，这无疑是其视野上的一大局限。

评分☆☆☆☆☆

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仿佛是为那些已经身处该研究领域前沿的学者量身定制的“工具书升级版”，对于像我这样试图从外部视角切入历史脉络的普通读者来说，门槛实在有些高了。作者的笔法，仿佛是直接将学术会议上的多篇论文生硬地拼接在一起，段落间的衔接显得尤为突兀，像是硬生生地用胶水粘合起来的碎片。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术语的堆砌和对早期研究成果的密集引用，这固然体现了作者的博览群书，但也使得文本的阅读流畅度大打折扣。我尝试寻找一些关于翻译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如何塑造普通民众世界观的具体案例，但这些“柔软”的切口几乎没有被触及。它更关注的是“谁在哪一年提出了什么理论”，而非“这项理论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结果就是，合上书本时，脑海中留下的只是一串串晦涩的年代和人名，缺少一个可以牢牢抓住的、富有感染力的故事线索。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老实说，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它试图用一种近乎年鉴式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但这种线性的叙述方式，反而削弱了对重大转折期动态变化的分析力度。历史的魅力在于其复杂性和多维性，但在这部作品中，一切都被规范得过于整齐划一，仿佛时间河流被强行拉直了。我注意到，作者似乎对某个特定时期（比如特定年代的政治运动影响下的翻译策略）给予了过多的篇幅，但对其他时期，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过渡阶段，却是一笔带过，缺乏必要的深度剖析。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高低起伏不平，重点过于突出而缺乏整体的平衡感。我期待的是一种能捕捉到历史细微波动的、更具“弹性”的叙事，而不是这种一板一眼的、事无巨细的流水账式记录，这让阅读过程变得相当的枯燥和疲惫。

评分☆☆☆☆☆

坦白讲，这部书的语言风格极其的“学者腔”，充满了晦涩的排比句和高度抽象的概括性陈述，读起来需要频繁地停下来查阅背景知识，否则很容易迷失在作者精心编织的概念迷宫里。与其说是在阅读一部历史，不如说是在阅读一份被高度压缩和提炼的学术成果摘要集。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在处理一些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时，作者采取了一种近乎“中立的逃避”策略，即尽可能地罗列各方观点，却极少给出作者自己坚定的判断或有力的倾向性分析，仿佛生怕触犯了哪一方的学术禁忌。这种“面面俱到”的平衡感，最终导致了文本的力度被大大削弱，失去了批判精神和历史的穿透力。我更希望看到一个清晰的、有力的声音，哪怕是带有倾向性的，也总比这种四平八稳、缺乏激情的陈述要好得多。

评分☆☆☆☆☆

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为中国翻译研究领域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我原本以为对这个看似已经被梳理得七七八八的领域会有多么大的惊喜，然而，阅读体验却像是在一个熟稔的剧院里，看着演员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老套的走位和台词。作者似乎沉迷于对既有史料的排列组合，试图构建一个宏大而严谨的叙事框架，却忽略了真正触动人心的细节和那些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声音。书中的论证过程虽然逻辑严密，引文浩如烟海，但读起来却如同在啃食一具被过度防腐处理过的标本，缺乏生命力和鲜活感。那些关于翻译思想流变的关键节点，像是被固定在了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光可鉴人，却冰冷得让人难以靠近。我更期待能看到一些关于翻译实践者内心挣扎、文化碰撞中个体命运的深度挖掘，而非仅仅停留在对宏观趋势的总结上。这种过于学院派的、缺乏温度的叙事，最终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份详尽的档案汇编，而非一部引人入胜的史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