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约翰·杜威政治哲学代表作
公众能否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
所谓的“公众”是真的存在，还是仅是虚无的幻影？
深度阐明国家与公众的内涵，透析民主的本质与可能
内容简介
本书是杜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1927 年，杜威将自己反驳李普曼的演讲结集出版，就是《公众及其问题》一书。杜威在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论述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澄清了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公众与专家的关系，民主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展现了对公众运用自身智慧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
在杜威看来，公众不是幻影，而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公众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杜威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在当今时代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
约翰·杜威（1859年－1952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的民主和自由理论是其政治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他在这方面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因而被西方思想界称为“民主和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曾来中国讲学，对中国的现代思想、文化，尤其是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还被誉为 20世纪影响东西方文化大的人物。杜威一生著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民主与教育》《哲学的改造》《人类的本性及行为》《经验与自然》《人的问题》《我们如何思维》《公众及其问题》等。
目录
目 录
CONTENTS
序（1927） / 1
再版序言（1946） / 2
第一章 寻找公众 / 1
第二章 发现国家 / 31
第三章 民主国家 / 63
第四章 公众的消失 / 93
第五章 探寻大共同体 / 121
第六章 方法的问题 / 155
杜威年表 / 182
精彩书摘
如果有人希望了解“事实”以及事实的含义之间的差距， 应该从社会讨论领域入手。很多人似乎认为，事实的含义就在于事实本身。只要搜集足够的事实，它们的含义就昭然若揭了。据信自然科学的发展能证实这种看法。自然事实有获得人们信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现象本身。它来自方法，来自研究和计算手段。没有人仅仅通过搜集事实就接受一种特定理论的含义，只要这个人有一套完整的学说能整理这些事实。只有当事实可用于自由启发新观点时，从信念到含义的重大转变才会发生。如果自然科学缺失了实验仪器和计算手法，即使原始事实是一样的，人类的想象力也可能迷失在各种解读理论中。
无论如何，社会哲学的事实和学说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政治事实与关于国家性质的现行理论。如果调查者只观察现象的话，不难从国王、总统、议员、法官、警长、评审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的行为中发现一种合理的共性。与这种共性相对的，是对于国家的基础、性质、功能和正当性存在的各种分歧，以及意识到这种分歧似乎是无可救药的。如果有人需要的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国家的定义的话，他就会突然陷入争论中，陷入一堆矛盾的主张中。一种据说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惯例认为，国家是发挥了最大潜能的相互关联的和谐生活；这就使国家成为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完整性的基石。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众多社会机构中的一个，拥有狭隘但重要的职能，即是其他社会单位冲突的仲裁者。1 每一个团体都因人类某种既定的利益而产生，并为实现这种利益而存在，教会是为了实现宗教价值，行会、工会和同业工会是为了实现物质经济利益，诸如此类。然而国家没有自身利益，其目的是形式上的， 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自己并不演奏乐器，也不演奏音乐， 其作用是为了确保其他乐手彼此配合齐奏出乐曲。不过还有第三种看法，认为国家是有组织的镇压工具，从出现伊始就是社会毒瘤、寄生虫和暴君。第四种看法认为它是一种多少有些笨拙的工具，是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争吵得太厉害。
当我们研究这些不同看法的分支以及产生它们的土壤时， 会感到困惑。有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国家是人类联合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展示出人类各种不同能力的最高成就。这种看法最初形成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它发展于古老的城邦，在那里，只有完全自由的人才能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戏剧、运动、宗教和政府共同体。但是这种看法流传了下来，并适用于当今的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与教堂是并行的（这种看法的另一个分支认为政府从属于教堂），是神的世俗机构，目的是维持教堂外的秩序以及人们的礼仪。一种更现代的理论把国家及其行为理想化了，它借鉴了理性和意愿的概念，并将其放大化，认为国家是意愿和理性的客观表现，远远超过人类个体或个体集合所能表现出的愿望和目的。
不过，我们想写的并不是政治学说的百科全书或历史。因此，我们并不打算武断地提出政治行为事实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共同点，要想跳出僵局，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有关含义和解读的问题置于区别于政治学的政治哲学范畴研究。这样就能指出，一切哲学都离不开无用的猜测。从中获得的教训是完全放弃所有学说，忠于有据可查的事实。
我们极力主张的这种解决方法简单又有吸引力。但是采用它绝无可能。政治事实无法孤立于人类的欲望和判断独立存在。如果人类对已有政治机构和形式的价值的判断发生改变， 那么政治机构和形式多多少少也会发生改变。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论并不会脱离它们解释的事实而独立发展，它们只不过放大了事实中的某种因素。人类习惯维持并产生了政治现象，这些习惯是会发生更改变化的。这些习惯并非完全在理性目的和刻意选择的作用下产生，远远不是，但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了它们的影响。有些人类群体一直攻击并试图改变某些政治习惯，而其他一些群体则积极支持并维护它们。我们不能假装认为我们能满足于事实，而不会在某个阶段提出法理的问题：即权力问题，合法性问题。这种问题总是会不断扩大，直到成为关于国家本身性质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要在限于事实的科学和不受控制的猜测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毫无根据的盲目攻击和防御以及明智的区别性批评和自觉的规范之间做出选择。
数学和自然科学声誉很高是有道理的。不过事实差异并不受人类欲望和努力的影响，事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利益和目的才成为其本身的样子，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任何方法论都无法否认的。我们越真心渴望获得事实，就越需要区分决定人类活动的事实以及被人类活动决定的事实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差别，社会科学就会成为伪科学。杰弗逊主义者以及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政治理念并不是远离美国政治行为事实而单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理论。它们是对事实某些特定方面和因素的表达，但它们还有更广泛含义：它们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造就了这些事实，并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继续造就它们。有一种理论认为国家是保护个体现有权利的工具， 另一种认为国家的职能是在个人之间更加均衡地分配权力，这两者之前的分歧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些理论是由国会议员以及法庭的法官执行并实施的，并会对后续的事实产生影响。
我确信亚里士多德、 斯多葛学派、圣·托马斯、洛克、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实际影响常常被夸大了。然而不应因有时采用的判断这些思想效果的适当方式而否定它们， 也不应因为这些思想没有发挥效果而否定它们。因为思想属于拥有身体的人类，而容纳思想的那部分身体结构和程序与执行行动的那部分身体是不可分割的。大脑和肌肉共同协作， 就社会学来说，人类的大脑是比人类的肌肉体系和感觉器官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并不打算进行政治哲学的讨论。国家的概念太僵化， 争议太多了。它更易被侧面而非正面指责。每次我们说出“国家”一词，就有一批知识幽灵来模糊我们的视线。我们一不留神，“国家”理念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拖进对各种不同思想逻辑关系的思考中，而不再考虑人类活动的事实，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意愿。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从后者开始，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避免进入最终会展现政治行为标志和迹象的某种思想中。
这种方法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从何处开始，取决于我们是否以最终说明“应然”或“实然” 为出发点。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应然”的话，有可能会不经意间篡改所选事实，迎合预设。我们不应该从直接起因力量所导致人类行为阶段开始。我们也不应该寻找形成国家的力量。如果那样，我们可能会陷入神话学领域。用人类是政治动物的说法来解释国家起源是陷入了空谈的怪圈。1 这就像把宗教归因于宗教本能，把家庭归因于婚姻和父母亲的感情，把语言归因于推动人类讲话的自然天赋。这种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所谓因果力量的后果。它们相当于说臭名昭著的鸦片的催眠力量可致人睡眠。
这个警告并非针对假想敌的。试图从严格“心理学”数据推导出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努力是恰当的。用群居本能来解释社会安排是懒惰谬论的典型例子。人类不会像水银滴一样聚在一起形成一大团，即使他们那样做，其结果也不会是国家或任何模式的人类协会。这种本能，不论是被称为群居性还是同感力还是相互依赖的感觉，抑或是一方的主导和另一方的屈尊或服从，顶多具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在最坏情况下， 被当作因果力量的所谓的本能和自然天赋代表一种生理学趋势，这种生理学趋势以前被它们应当解释的社会条件塑造成行为和预期习惯。生活在游牧群体中的人对他们习以为常的游牧部落生成了感情，不得不靠依附他人而生存的孩子发展出了依赖和服从的习惯。自卑感是社交获得的，炫耀和控制的“本能” 只不过是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机体器官通过发声在生理上展示自己，就像鸟类的发声器官。不过狗吠和鸟叫足以证明这些本能趋势并不会产生语言。要想转变成语言，自身的发音需要得到外界条件的转变，既有器官也有超器官或环境的因素：值得注意的不光是刺激，还有构造。婴儿的哭泣毫无疑问可以用器官的方式解释，但是嚎啕大哭之所以成为一个词是因为它是其他人应激行为的后果。1 这种应激行为以培养和关爱的形式出现，取决于传统、习俗和社会模式。为什么不假定有杀婴的“本能”以及指导和教育的“本能”呢？或者遗弃女婴照顾男婴的“本能”？
不过，我们可以采取不那么虚构的形式进行推理，不诉诸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社会本能。植物的活动与无机物一样， 都与自身生物构造有关。四足动物奔跑，蠕虫爬行，鱼儿游泳，鸟儿飞翔，它们天生如此，这是“动物的天性”。将奔跑、爬行、游泳和飞翔等本能插入构造和行为中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让人类结合、聚集、相遇、联合的器官条件正是让其他动物成群结队聚在一起的那些条件。我们描述了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常见的结合和合并，但是未能触及人类联合的独特之处。这些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或许是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无生命物体中表现出的吸引和排斥也是一样。像动物学一样，物理和化学或许能指给我们一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人类就难以联合，但是它们不会向我们提供群体生活的充分条件以及采取的形式。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写作节奏把握得极为精妙，像极了一部悬疑片。作者很擅长设置悬念，他不会直接抛出结论，而是先布置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小场景或轶事，让你在跟随这些故事线索时，感到困惑、甚至有点不耐烦。然而，当读到全书的后三分之一时，所有散落的碎片突然间完美地嵌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逻辑严密的整体结构。这种结构设计，本身就暗含了作者对于“理解的发生”这一过程的深刻洞察——真正的理解往往不是线性的灌输，而是需要一个顿悟的瞬间。我尤其欣赏作者处理敏感话题时的那种克制与智慧。他没有陷入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聚焦于权力结构和信息流动的微观机制。看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技术”和“制度”共同塑造的，而这本书成功地把这些无形的塑造者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风格简直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乐，层次分明，张弛有度。起初，它用近乎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关于“群体”的、略带浪漫色彩的图景，让我不禁沉浸其中，以为这会是一部温和的社会学观察笔记。然而，随着章节的推进，乐章的基调陡然一变，转入低沉而尖锐的铜管乐部分。作者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群体心理中那些潜藏的非理性、盲从性以及自我毁灭的倾向。我尤其震撼于他分析“意见领袖”角色的那几页文字，他没有将这些人脸谱化为简单的煽动者，而是深入剖析了他们在特定社会心理真空下如何被塑形、又如何反过来重塑大众的认知结构。这种对人性幽暗面的揭示，虽然读来令人不安，却又有一种直击本质的痛快感。它迫使我审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思考“我”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某个宏大叙事，并被赋予了特定行为模式的。读完合上书本的那一刻，空气似乎都变得稀薄了，因为那些熟悉的日常景象，经过这本书的过滤，已然蒙上了一层疏离而审慎的色彩。
评分老实说，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深厚得令人望而生畏，但真正让我放不下的是它所采用的跨学科视角。作者似乎拥有不止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他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心理学的认知偏差模型，甚至是人类学的部落主义研究，巧妙地编织进对当代社会传播现象的解读中。这使得他对“信息茧房”或“回音室效应”的分析，远超一般流行的社会评论的浅尝辄止。他不仅仅在描述现象，更是在构建一个预测性的框架——即在何种条件下，特定的信息环境会产生何种可量化的社会后果。虽然其中涉及的专业术语需要读者偶尔停下来查阅，但这种略微的“阅读阻力”恰恰是值得的，因为它保证了论证的严密性。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信息的高塔，虽然过程有些吃力，但一旦到达顶端，眼前的视野便豁然开朗，以往困惑我的诸多社会事件，此刻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支点。这是一本需要反复研读、并时常在现实中印证其观点的“工具书”。
评分与其说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如说它是一场深入灵魂的对话。作者的语气非常个人化，他似乎坐在读者的对面，用一种既亲切又带着深深忧虑的口吻，与我们探讨那些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却从未停下来深思的问题。书中的例证多取自当代生活，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交媒体互动、新闻标题的碎片化呈现，在他笔下都变成了充满张力的分析对象。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极具感染力，让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一个正在参与构建或解构当下现实的行动者。书的结尾部分尤其发人深省，没有给出任何虚假的希望或乌托邦式的承诺，而是极其诚恳地提出了个体在面对系统性复杂性时，应持有的那种清醒的、审慎的“参与”姿态。它教会我的，是理解的难度，以及坚持去理解的必要性。
评分这本书读起来像是一趟穿越历史迷雾的旅行，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某个特定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宏大图景。他没有停留在对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那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深层心理动因和文化语境。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态度，每一个论断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之上，但行文却一点也不枯燥。比如，书中对某一关键性公共辩论的重构，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例，将当时各方观点的交锋、妥协与最终的爆发点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体会到那种思想碰撞时的电光火石。读罢，我不仅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立体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启发了我去反思我们当下所处的语境——那些看似新奇的“问题”，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幽暗深远的过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思维工具，而非简单的答案。它要求读者保持警觉，不轻易接受既定的叙事，而是主动去探寻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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