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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5693
商品编码：30124671579
包装：精装
出版时间：2015-01-01
具体描述
| 图书基本信息 | |||
| 图书名称 |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 | 作者 | 希都日古译 |
| 定价 | 368.0元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ISBN | 9787509755693 | 出版日期 | 2015-01-01 |
| 字数 | 701000 | 页码 | |
| 版次 | 1 | 装帧 | 精装 |
| 内容简介 | |
| 本书汇集了清崇德元年至康熙九年的“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簿”收入的3000件档案中的1400件档案译文，内容涉及清朝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以及清朝对以上地区的统治政策和当时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等方面，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原始、直接的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
| 作者简介 | |
| 希都日古，蒙古族，1967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后旗。1990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7年获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曹永年教授；2000年获内蒙古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师从亦邻真教授和齐木德道尔吉教授。2002～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边疆民族史专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成崇德教授。 |
| 目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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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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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
| 译者前言 清史工程基础项目，档案类翻译项目之一“档案·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项目，于2007年4月签署合同，11月正式立项，2011年7月完成结项。该项目的终成果《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另外包括附录《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汉译》，即中国历史档案馆收藏，李保文整理《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全书的汉译）一书译稿大约50多万字，终于即将付梓问世。本人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和本书编译者，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本书译文所使用的蒙古文档案底本为中国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辑，齐木德道尔吉、吴元丰、萨·那日松等主编影印本《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另外，本书译文还包括《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的全译，其档案原件为中国历史档案馆所收藏，底本为李保文编辑、整理、转写的影印本《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997年由内蒙古少儿出版社（通辽）出版。 一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的主要内容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中的档案文书包括内秘书院起草或翻译的文书以及收到的外来信件、奏文等。其中内秘书院起草的蒙古文文书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为颁布清朝重大政治、军事、皇室事务而起草的诏、谕、敕、诰、册等。二是向蒙古颁布的诏、谕，发给蒙古的敕书（敕命）、诰命册文。外来信件包括从蒙古各部来的信件、奏文、呈文的抄件，西藏、青海、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蒙古、俄罗斯的信件和呈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所收档案文书的种类很多，按其内容有皇帝即位诏书、亲政诏书，有为皇子生、皇太后崩，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上谥号、徽号、尊号颁布的诏文，有册封皇后、妃子诏文，以及为地震灾异、移宫等颁布的大赦诏文，还有宣布摄政王之罪诏、顺治帝罪己诏等，这类诏文共54篇。崇德年间颁布的清朝礼仪制度方面诏文有18篇。有为皇帝岳父立碑、为妃子丧葬火化所颁布的诏文各1篇。 有出征朝鲜诏书2篇，出征明朝诏书4篇，通报战况1篇，清军攻克锦州谕外藩蒙古诏文2篇，满、汉、蒙王公和外藩蒙古王公所上贺表2篇。出征南明诏文2篇、征讨闽浙地区诏文1篇。出征李自成及报捷诏文2篇、出征张献忠诏文1篇。出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的诏文、报捷诏文和奖惩追击腾机思的四子部台吉等方面的敕谕3篇。 还有清军入关前与明朝贸易人参之敕谕、摄政王入北京后宣示公平贸易令，发遣祖氏兄弟于沈阳给科尔沁诏文、策试进士文，进太祖太后实录的奏文、表文、谕3篇，给俄罗斯敕谕2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有大量清朝颁发给满、蒙、藏上层贵族、喇嘛及官员的册文、诰命和敕书（敕命）。其中有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13篇，满洲福晋的诰命12篇，满洲公主册文18篇、格格册文9篇。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610篇（内有重复），其中主要是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大臣，八旗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官员，青海和硕特台吉的诰命、敕书（敕命）。外藩蒙古王妃诰命43篇。还有册封喇嘛、顾实汗的册文2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的诰命30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保护寺院田产之谕文７篇，往来信函3篇。朝鲜国王册文2篇。给蒙古王公、台吉的祭文99篇。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清朝皇帝给蒙古各部的敕谕和来文数量也较多，有关喀尔喀部的文书87篇，其中给喀尔喀部的敕谕、礼单等49篇，来文25篇。西藏方面的文书近160篇，其中有清廷给吐蕃汗、阐化王、顾实汗及其子孙，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西藏政教首领的敕谕、礼单，及西藏方面的来文、奏文、信件、礼单等。给青海蒙古台吉方面的敕谕和青海方面的来文共15篇。清朝与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部巴图尔台吉、鄂齐尔图台吉、阿巴赖台吉、昆都仓乌巴什等来往文书11篇。有关鄂尔多斯部扎木苏叛乱的敕谕、来文共5篇。有关喇嘛禁令和定例3篇。有关蒙古会盟的敕谕、颁布律书共18篇。还有其他内容的敕谕若干篇，如斥责阿鲁部图斯格尔济农１篇、谴责科尔沁部出师返回时掠夺他人１篇、罚科尔沁土谢图亲王俸禄１篇等。还有一些记述公文撰写过程及其他事项的文书档案。 二 《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的主要内容 《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所收蒙古文档案文书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十分珍贵。这部影印本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有关满蒙关系史的文书，包括57份蒙古文文书档案原件和4份蒙古文文书抄录，共61份，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漠南蒙古贵族和女真后金王朝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文书内容涉及漠南蒙古嫩科尔沁（这一时期蒙古文档案或作博罗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察哈尔、阿巴噶、阿巴哈纳尔、永谢布、阿剌克绰特、阿速特、巴林、扎鲁特等部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以及女真与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这些文书大多都是原件，包括爱新国（满洲）天聪汗致蒙古贵族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是研究17世纪前期蒙古史和满蒙关系史的根本的、可靠的手史料。下卷为《清朝理藩院记录档》，收录了1639～1647年间的50份理藩院蒙古文文书档案，包括漠南蒙古诸部贡物清单、清廷回赐礼品清单、蒙古王公罪状记录及理藩院办案记录等等，反映了当时蒙古的行政、法律、财政诸方面的真实情况。这些档案的一部分经过史官的挑选和取舍，在《清实录》等清代官方史书中残留下来，但面目全非，而另外一部分则根本没有被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满文老档》《清实录》《皇清开国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皇朝藩部要略》等清代官方文献史书中不同程度地流传了下来。 由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的篇幅较长，是本书的重点，而《十七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的内容较少，篇幅很短，因此本书把前者的译文内容作为正文，把后者仅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三 具体翻译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及汉译举例 在本项目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坚持了以下几点原则：一是严格按照清代档案文书的体例格式，译文文字为浅近的书面语。二是译文内容忠实于原文，力求避免因曲解原文原意而导致的错译和不熟悉档案体例格式而造成的漏译、节译。三是译者熟悉清代的历史掌故、官制（职官）及名物制度，熟悉清代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具备广博而专精的清代文献学、档案学的相关知识，精通满、蒙古文等民族文字，并具有的实际工作经验，名词术语的翻译尽可能做到准确、规范，译音用字及词语完全按照清代的译音惯例来翻译，基本上做到约定俗成，行文通顺流畅。四是该项目属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基础工程。众所周知，民族文字档案文书的整理翻译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与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项目的能否创新、突破有密切的关系，意义重大。译者严格把关译文的质量，同时本书译文稿件后经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聘请的专家按照初审和终审的程序，审订通过之后定稿。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汉译诏令敕谕类，如皇帝即位诏书、亲政诏书，有为皇子生、皇太后崩，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上谥号、徽号、尊号颁布的诏文，有册封皇后、妃子诏文，以及为地震灾异、移宫等颁布的大赦诏文，还有宣布摄政王之罪诏、顺治帝罪己诏等，这类诏书诏令、敕谕时，首先参考了《清历朝实录》（包括《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对崇德年间颁布的清朝礼仪制度方面诏文18篇进行汉译时，着重参考了《清历朝实录》及《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等典制体的史书。 汉译出征朝鲜诏书、出征明朝诏书，通报战况，清军攻克锦州谕外藩蒙古诏书、满汉蒙王公和外藩蒙古王公所上贺表以及出征南明诏文、征讨闽浙地区诏文等诏令类档案时，主要参考了《满文老档》汉译本（中华书局，1990）、《清历朝实录》、《清朝太祖太宗世祖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以及《明清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台北，1960）等文献史料及今人著作。汉译其他蒙古文档案，如出征李自成报捷诏文、出征张献忠诏文、出征苏尼特部腾机思的诏文、报捷诏文和奖惩追击腾机思的四子部台吉等方面的敕谕时，除了依据并参考《清历朝实录》之外，还利用了已出版的故宫档案史料。 档案是学术界公认的手史料，那么实录与档案比较而言，实录多有润饰删改甚至歪曲之处，这里仅举一例：据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60）一书研究，现存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颁布日期为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全文与《清世祖实录》“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比较其内容，颇多删节，例如原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实录作“诏曰”；“侍卫大臣”，实录作“内大臣”；“太宗文皇帝殡天时”，实录作“太宗文皇帝龙驭上殡时”；“同心坚持，舍死盟誓”，实录作“同心翊戴，共矢忠诚”；“并无欲立摄政王之议”，实录作“并无欲立摄政王多尔衮之议”；“豫郡王”，实录作“豫郡王多铎”；“唆动劝进”，实录作“唆调劝进”；“彼时皇上尚在幼年”，实录作“皇上因在冲年”；“逮后独专”，实录作“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素日”，实录作“昔年”；“不归朝廷，全为己功”，实录作“全归于己”；“其仪仗、音乐、侍卫之人，俱与皇上同，盖造府第，亦与皇上宫殿无异”，实录作“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织造缎匹，库贮银两珍宝，不与皇上，伊擅自用”，实录作“擅用织造缎匹，库贮银两珍宝，不可胜计”；“刚林一族、把尔达七一族”，实录作“刚林、巴尔达齐二族”；“又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侍臣”，实录作“又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又吹毛求疵，逼死肃亲王”，实录作“搆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既与皇上，旋复收回，以自厚其力”，实录作“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又差劳什传言，诱皇上侍臣什诺卜库云，我疼你，你可知道么”，实录作“又差罗什以美言，诱皇上侍臣席讷布库，冀其党附”；“不用皇上之旨，概用皇上摄政王旨”，实录作“不奉上命，概称诏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又将伊妻自行追封”，实录作“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伺候皇上，竟以朝廷自居”，实录作“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显有篡位之心”，实录作“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今以伊功大，祔享太庙，这本内一应乖谬之事，皆臣等畏随唯诺之故，以致如此，伏愿皇上重加处治，罢伊母子庙享”，实录作“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等语”；“众口佥同，反覆详思，诸王大臣岂有虚言，不意伊之近侍苏沙哈、占代、木几勒首言，伊主在日，私造帝服”，实录作“众论佥同，谓宜追治多尔衮罪，而伊属下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又首言，伊主在日，私制帝服”；“商议，欲背皇上带伊两固山移住永平府”，实录作“密议，欲带伊两旗，移住永平府”；“何罗会曾遇旧主肃亲王子骂云，该杀的鬼种等语”，实录作“何洛会曾遇肃亲王诸子，肆行骂詈”；“详细审问，逐渐皆实，故将何罗会正法，据此事迹看来，谋篡之事果真”，实录作“详鞫皆实，除将何洛会正法外，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等等。另外，实录人名与这件原始档案的写法也有不少出入，比如“宜而登”实录作“伊尔登”；“厄而克歹青”，实录作“额尔克戴青”；“劳什”，实录作“罗什”；“何罗会”，实录作“何洛会”等等，不一而足。 基于以上现存档案与《清世祖实录》之间存在的差异，译者汉译摄政王罪诏时，还是依据现存《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译出，而没有采用《清世祖实录》的诏文。由此可见，这种取舍是有确凿的文献依据的，这表明了译者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中有大量清朝颁发给满、蒙、藏上层贵族、喇嘛及官员的册文、诰命和敕书（敕命）。其中有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满洲福晋的诰命，满洲公主册文各十多篇、格格册文九篇。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610篇（内有重复），其中主要是内扎萨克蒙古王公、大臣，八旗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官员，青海和硕特台吉的诰命、敕书（敕命）。外藩蒙古王妃诰命43篇。给蒙古王公、台吉的祭文99篇。 蒙古王公、台吉、功臣的诰命及敕书（敕命）610篇（内有重复），在整个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中，这类内容篇幅所占比例大。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的叫“诰命”。敕封外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的叫“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的叫敕谕。清代的诰命与敕书一般都有固定的格式，翻译这些为数众多的诰命及敕书（敕命）时，译者严格遵循清代档案文书的格式进行汉译。诰命文的格式一般说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自开天辟地以来，有一代应运之君，必有藩屏之佐，故叙功定名以别封号者，乃古圣王之典也。朕爰仿古制，不分内外，视为一体。凡我诸藩，俱因功授册，以昭等威，受此诰命者，必忠以辅国，恪守矩度，自始至终，不忘信义，若此则光前裕后，而奕世永昌矣。慎行勿怠。”而敕命文的格式则一般说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励。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若能则荣及父祖，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其他，如册封满洲王公的诰命、满洲福晋的诰命，满洲公主册文、格格册文以及外藩蒙古王妃诰命等都有固定的格式，无不如此，概莫能外。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在对整个《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的汉译过程中，令译者感到为难的是档案文书中所占篇幅较大的涉及佛教内容较多的部分，翻译难度非常大，连篇累牍的宗教术语及专名，使学养不足的译者颇感棘手，个别问题甚至困扰多年。前述册封喇嘛、顾实汗的册文各一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的诰命30篇，给甘肃、宁夏、青海活佛保护寺院田产之谕文７篇均属于这类内容。另外，西藏方面的文书近160篇，其中有清廷给吐蕃汗、阐化王、顾实汗及其子孙，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西藏政教首领的敕谕、礼单，及西藏方面的来文、奏文、信件、礼单等。对此类档案文书中的种种疑难，译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解决问题：一是查找并参考大型工具书，如参考利用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1921年），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及日本学者织田得能著《佛教大辞典》（东京大仓书店发行，1916）等大型宗教辞典。二是就翻译中所遇到的纯宗教问题，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比如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已故扎拉森（jalsan）教授和额尔敦白音（A.Erdenibayar）教授二位先生曾经给译者就有关藏传佛教名词术语及专名方面赐教良多，使译者受益匪浅，成功地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值此拙稿即将出版之际，这里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三是广泛借鉴并吸收前人旧译的同时，尽可能做到对外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消化。前人著述中已经提到的我国西北地区甘肃、宁夏、青海活佛及寺院的专名，对译者来说颇有参考价值，译者尽可能采用约定俗成的旧译之音译，这方面大多参考并采用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蒲文成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等书的旧译。至于对外清史研究新研究成果的搜寻利用及吸收、消化等均体现在项目译文中，兹不复赘。 本项目在进行蒙古文档案全文汉译时，注意查阅利用《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北京，1957）、《二十一卷本辞典》（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二十八卷本辞典》（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蒙古语分类辞典》（蒙汉对照，民族出版社，北京，1978）等多种语文的辞典和蒙古文辞典，还包括近代喀喇沁人卜彦毕勒格图（汉名汪国钧）编著《新译成语摘抄词林》（汉满蒙文对照）系列四册《奏折成语》《公文成语》《衙署名目》《官衙名目》（北京石印本线装）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旧辞典、辞书。另外，今人斯钦朝克图编《蒙古语词根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刘厚生等编纂《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日﹞羽田亨编《满和辞典》（国书刊行会，1972）等更是经常查核之列。与此同时，还认真参考、借鉴了近年来汉译满文档案书籍，如《清代档案史料从编》、《天聪九年档》（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社，1989）、《满文老档》（汉译本，中华书局，1990）、刘厚生《天聪九年档译注》（收入刘厚生著《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等。诚然这些译作，均由满文档案译成汉文，同样对清代蒙古文档案的汉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的特色有二：一是这部译稿属于清史工程的基础项目，也是民族文字档案的大规模整理、翻译的一个良好的尝试。此书的出版对民族文字档案史料的挖掘、利用、抢救、保护以及流布、传播有重要意义。二是此书创新之处在于次系统完整地用汉文翻译了《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1～7辑）》全七辑（另外包括《17世纪前半期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一书的汉译稿），为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蒙古史、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汉译文资料。如果本书能够为以上诸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史学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些许的帮助，则译者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也就值得了，这也是本的幸福了。 在具体翻译蒙古文文书档案的过程当中，本人作为项目主持人负责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及对外联络工作，及时注意并发现翻译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疑难问题，随时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及时反映有关情况，寻求帮助并接受其监督检查，确保工作的持续、稳定、正常地进行。 这里本人还感谢中国历史档案馆和我校内蒙古大学给提供了借阅利用图书文献资料方面的诸多便利，使我得以圆满顺利地完成了本课题的任务。后，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领导，所有关心本课题从立项、进展到结项以及译文定稿、出版事宜的师友，乃至从事清史研究的外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的精力和学识有限，加上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本书译文中错谬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挚地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与指正。 译者希都日古谨识 2014年3月25日 |
《百年孤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与思想变迁》 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群体，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他们的思想脉络勾勒出社会变迁的轨迹。近代中国，一个剧烈动荡、充满变革的时代，孕育了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曾是旧学堂的栋梁，是新思想的先驱；他们经历着民族危亡的阵痛，也憧憬着国家的富强与新生。本书《百年孤影》试图深入挖掘这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是如何在个人生存的压力与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重塑自我，并最终留下一道道深刻的印记。这本书并非对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物的孤立叙述，而是着眼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他们在个人、家庭、学术、政治等多个维度上的挣扎与抉择，以及这些抉择背后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嬗变。 第一章：学脉断裂与身份困境 近代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与社会地位。曾经备受尊崇的“士”阶层，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面临着身份的焦虑与价值的重估。本书将首先追溯这一历史性的断裂。我们将考察那些曾以儒家经典为圭臬的学者，如何在新的教育体系和西方学术思潮涌入时，体验到的思想上的彷徨与学术上的迷茫。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以致用”的迷失： 传统观念中，“学”是为了“仕”，是通过科举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抱负。而近代以后，教育的目标转向了“实用”与“救国”，然而，新的“实用”知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传统的“仕途”也已不复存在，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产生了深刻的困惑。他们手中的“古书”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其原有的魔力，而新兴的“科学”与“民主”知识，又往往显得遥不可及，甚至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 教育体制的变迁与知识分子的再定位： 新式学堂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师徒传承与家族教育模式。一批批学生涌入新式学堂，接受西方科学、哲学、文学等知识。然而，这些新式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乃至毕业后的出路，都与旧式教育截然不同。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学习、重新适应，甚至放弃过去的许多认知。本书将探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教育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以及他们如何在新兴的教育领域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西学东渐”中的文化冲击与身份认同： 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涌入，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知识分子作为最先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的群体，在接受新知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知识体系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这种内心的挣扎，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表达与人生抉择。 第二章：生存之艰与思想之变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往往充满艰辛。政治的动荡、经济的凋敝、战乱的频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生计。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与选择，而这些选择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他们的思想。 从学术象牙塔到社会大染缸： 许多原本希望在学术领域潜心研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投身于更为现实的社会工作，例如报刊杂志的编辑、教育机构的任职、甚至参与一些政治活动。这种从相对纯粹的学术环境走向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而是与现实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变得更为务实，也更为多元。 报刊杂志与思想传播的舞台： 近代中国报刊杂志的蓬勃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传播与交流的平台。他们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批判社会弊病，探讨救国之路。然而，办报刊、写文章也需要经费，需要面对审查，这使得知识分子的表达往往带有一定的策略性与妥协性。本书将分析不同报刊的立场与风格，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这些平台上，在坚持自己思想底线的同时，争取更广泛的传播空间。 政治思潮的激荡与知识分子的摇摆： 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改良到革命，从共和到集权的多种政治思潮的碰撞。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与思考者，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些政治漩涡之中。他们可能曾经支持某一派政治力量，也可能因为理念不合而转向另一方。这种政治上的摇摆，既是时代环境所迫，也是他们对国家前途探索与思考的体现。本书将深入分析不同政治思潮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得失。 第三章：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的纠缠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仿佛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家国情怀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 “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的贫弱，知识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他们将个人的学识、才能，视为可以用来拯救民族危亡的工具。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们投身于各种救国运动，无论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政治救国。本书将通过分析知识分子在不同救国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来展现他们为国家民族所付出的努力。 个人情感与家国责任的平衡： 在追求家国理想的同时，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个人情感、家庭幸福与国家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他们可能因为投身革命而疏忽家庭，可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与亲友疏远。本书将探讨这些个人情感与家国责任之间的纠葛，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其中做出取舍，并承受其带来的代价。 “启蒙”与“改造”的理想与幻灭： 许多知识分子怀揣着“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希望通过教育、思想的传播，来提升国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与国民性的顽固，往往让他们感到理想的遥不可及，甚至产生幻灭感。本书将考察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改造”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与挫折，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挫折中调整自己的预期与策略。 第四章：思想遗产与现代回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更是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探索、挣扎、反思，为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也为我们思考当下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多元思想的交汇与碰撞：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吸收了西方各种思想流派，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等。他们在这些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本书将梳理这些思想流派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将它们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思想。 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之问： 在外来文化和政治思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持“精神独立”，不被任何单一的思想体系所束缚，是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重要课题。本书将探讨知识分子在追求思想独立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思潮时所展现出的批判性与独立思考能力。 历史的回声与当下的启示： 阅读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如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溯，倾听那些曾经激荡过的声音。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结尾将尝试联系当下，探讨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独立思考，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结语 《百年孤影》不是一部简单的史书，也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论文集。它是一次深入人心的精神漫游，一次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深情回望。通过对他们思想的梳理、对他们命运的追溯，我们希望能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他们的“孤影”或许孤独，却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他们的“变迁”或许复杂，却也映射着时代的脉动。理解了他们，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
用户评价
评分
从一个普通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既挑战又充满乐趣的。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在咖啡馆里翻阅的小说，它需要专注和耐心，每一次的翻阅都像是解开一个历史的谜团。我发现自己经常会因为一个词汇、一个事件的描述，而停下来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这种主动求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那些记载着具体人事往来的奏折和批示，仿佛能听到当时奏对时的语气和情绪，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是鲜活的人在那个历史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本书成功地将严肃的档案工作，转化成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历史探秘之旅”。
评分阅读这套汇编的过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与历史深处的对话。那些汗牛充栋的档案，每一页都凝聚着无数文官的心血与智慧，它们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当时社会运作肌理的真实写照。我尤其关注那些关于宫廷日常运作、官员升迁制度的记录，从中可以窥见清代政治生活细致入微的层面，远比教科书上那些宏大的叙事要生动得多。翻译的质量也令人称道，译者显然对蒙古语和当时的官场用语有着极其精深的理解，使得那些复杂的术语和微妙的语境都能被准确地传达过来，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晦涩难懂，保持了原文的韵味和准确性。这为研究清代内务府和蒙古族关系史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
评分我不得不提一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它无疑是填补了国内某一研究领域空白的重量级著作。以往我们对清代中后期的某些决策过程的了解，往往受限于汉文档案的视角，总有一种“管中窥豹”之感。而这套汇编的出现，犹如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我们得以从蒙古文的原始语境中去理解那些决策背后的复杂考量和文化差异。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梳理其中关于边疆治理和民族政策的部分，发现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结论，在这些一手资料面前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修正。对于想做深度学术挖掘的同行来说，这本书简直是“屠龙之技”的起点，里面的每一处细节都可能孕育出新的研究课题。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它承载的重量。纸张的质地摸起来非常考究，不是那种廉价的印刷品可以比拟的，看得出出版社在细节上是下足了功夫的。封面设计上，那种古朴的字体和图案搭配得恰到好处，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历史的厚度。内页的排版也十分清晰，注释和原文的对照处理得非常人性化，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反复查阅和对比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尤其是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的影印件，清晰度极高，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亲眼见证当年的场景。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值得珍藏。
评分物流和售后服务也值得称赞。如此厚重且珍贵的书籍，运输过程中包装得非常严密，确保了书本完好无损地送达我的手中，没有丝毫的磕碰和磨损，这对于收藏者来说至关重要。出版社在资料的整理和校对上也看得出是下了血本的，几乎没有发现明显的印刷错误或排版混乱的地方，这在动辄数千页的史料汇编中是相当难得的成就。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非常满意的购买体验，它不仅充实了我的专业书架，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清代权力结构和多民族融合史的绝佳途径。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此类高质量的文献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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