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 春之卷 总第8卷) 97875680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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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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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著作
  • 2017年出版
  • 春之卷
  • 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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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悟元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32995
商品编码:30128675314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17-08-01

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 春之卷 总第8卷)

定价:68.00元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8-01

ISBN:9787568032995

字数:

页码:25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春之卷 总第8卷)》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除了国学院同人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

目录


转型与坚守:晚清以来蜀中学人的经学本位观
从《礼运·大同》看我国古人“至公”的政治伦理视域
圣统与路径:孟子与《春秋》经学的建构
韩门师友弟子考索
论谢省与“茶陵诗派
国学特征的史学折射:《清实录》修纂主题论析
杨守陈九经《私抄》的撰著背景及用意
晚明徐学聚《历朝珰鉴》补论
革命与学术:《国粹学报》的救国理念
秦代家庭中两再评估——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东方朔双面人格形成原因探讨
褚少孙与《东方朔传》
“约法三章”与楚汉战局
张良“道引不食谷”的根源探究:以《史记》与马王堆帛书互证
《后汉书·独行列传》解读
从党锢文士到骖乘文人:建安七子的“慷慨悲歌
略论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变迁
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
《须知》与宋代社会
论两宋官方祭祀程婴、公孙杵臼的活动——基于政治意涵的探讨
元朝的医学教育
富于洞见,引人深思——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评介

作者介绍


文摘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春之卷 总第8卷)》:
  一 圣统与经学建构:“辟墨”背景下的孔子作《春秋》
  对于孟子及其时代来说,作为经学的《春秋》该如何建构呢?建立以孔子为核心的圣人系统,从而赋予《春秋》绝大的思想,是首要选择。这种知识路径的产生,固然在于:一、中国经学在资质上本就依托于“圣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圣人崇拜是经学发生的必要前提,‘经’总是与‘圣’有关的。”二、就更直接的知识挑战来看,在稷下争鸣,尤其是与墨学相抗衡的过程中,建立孔子圣统,并由此达成《春秋》的经学正当性及性,是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下面,具体论之。
  (一)“辟墨”与道统:孔子作《春秋》的经学意义
  由特定视角来看,经学之所以为“经”,的源点来自于所谓的“圣人”。古人相信,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它承载了“圣人”的思想与事迹,通过对它的解读与衍伸,可以建立起无上的价值坐标,从而达成“传道”及指导现实的思想任务。而在经学系统的圣人之中,孔子无疑是中心人物。从意义来说,没有对孔子的圣化,就没有儒家经学。
  然而,这种理念的产生与接受,不仅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更遭到了其他学派,尤其是墨家的全力驳难。以孟子及《春秋》学的建构为界,此前,孔子的圣化不仅遭遇到墨学的反击,而且在“非儒”中,力图将孔子从《诗》、《书》等“圣王”典籍中排摈出去。而自孟子出,因道统理论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更直接确立了《春秋》学的地位。由此,孟子对孔子的圣化,不仅关系着《春秋》的经学建构,在儒家经学的确立上亦为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很自然的,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随的是对墨家的极力反击,即所谓“辟墨”。为此,《孟子·滕文公下》载有一段孟子的重要论述,他先是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及孔子作《春秋》谈起,对他们的功业大为赞赏,同时,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深恶痛绝,他表示,自己要“距杨墨、放淫辞”,从而继承与发扬大禹、周公、孔子的“先圣之道”。
  然而,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孟子距杨墨来说,他距的主要是墨而不是杨。”对于思想及知识话语权之争,孟子的“辟墨”,其核心是对经学及圣人资源进行争夺,并以孔子为集矢点。众所周知,经学直接关联着儒家与孔子,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一般认识。《墨子·公孟》载:“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是孔子当圣王。”由此可见,到了墨子时代,时人在推崇孔子圣性之时,已经将其与传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经学尚未完全定型的战国早中期,墨家却对这一资源开始了挑战与争夺。从而出现了有学者所指出的周秦时代“儒家、墨家孕育各自的经学。”而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非儒”的墨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与儒家不同的圣人谱系,二是力图排斥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可注意的是,在孔子进入经学系统之前,这一圣人谱系又可分出两大序列,一是尧舜至周文、武,二是周公。具体说来,在六经系统中,《诗》、《书》所反映的,是前者的“陈迹”,礼、乐则明显地与周公有关。至于《易》与《春秋》,在与孔子发生关系前,也直接关联着周公。《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赴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之后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我们知道,孔子为欣赏的政治家就是周公.恢复周公礼制是他的一大梦想。毫无疑问,站在儒家立场,经学中的圣人在孔子时代,当由尧舜直至周公,而在孔子殁后,门徒们则开始将其增添到这一序列之中。反观墨学,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有力的反对派,本出于儒家,而其对儒家的反戈一击,原点乃在于对儒家礼乐的强烈非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以,它们不仅反对儒学与孔子,也连带对周公及其礼乐制度大为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墨家的经学建构中,《易》与《春秋》不仅不会成为基本典籍,礼、乐更被排斥在外。这样,只有《诗》、《书》成为了儒、墨的共有资源。为此,王国维指出:“《书》与《诗》又为儒、墨公共之学。”
  然而,虽“学”有“公共”,却异点极多。其中关键的乃在于,墨学力争周公之前的圣人话语权,将孔子排斥于圣统之外,同时试图建立起自己与圣王的道脉联系。所以,翻检《墨子》,可以看到,虽也承认“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公孟》),但这是在经学系列之外的低层次体认。在援引《诗》、《书》及论证己说时,只有“尧舜禹汤文武”频繁出现,《兼爱下》称其为“先圣六王”,他们拥有无上的。与此同时,一方面,将《诗》、《书》视为“先王之书”,剔除孔子痕迹,切断孔子与“先王”的内在联系,从而圣王是圣王,孔子是孔子,使后者毫无圣性可言。另一方面,在作为墨学立论基础的“三表法”中,理论首要的就是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非命上》)。循着这样的知识理路,墨学俨然成了传经之学,而此经就是以《诗》、《书》为核心的典籍,它们是“先圣六王”之“陈迹”,墨学在获得它们解释权的同时,隐然成为圣王思想的世间传承者与代言人。
  ……

序言



《汉唐宋元:中国古代文化转型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汉、唐、宋、元——文化转型过程的学术专著。作者从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剖析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在内外因素交织影响下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勾勒出中华文明在动态发展中不断汲取、融合、创新的宏阔画卷。 汉代:制度的奠基与思想的融合 本书的首篇聚焦于汉代。汉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大一统王朝,其首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范式。在政治层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标志着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官僚选拔以及社会伦理。然而,作者并非简单地将汉代文化解读为儒家一枝独秀,而是着力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如何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智慧,特别是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的养分,并与其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和实用性的汉代儒学。 在思想层面,汉代是黄老之学与儒家思想并存并相互激化的时代。黄老之学在汉初以“无为而治”的理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随后,儒家思想的兴起,特别是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赋予了其更强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作者详细梳理了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指出这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与融合,为后世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领域,汉代文学呈现出新的风貌。乐府诗的兴起,以其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标志着诗歌创作从贵族阶层走向民间,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以及严谨的史料运用和生动的叙事手法,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树立了典范。此外,汉代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逐渐成熟,展现出磅礴大气、充满生机的时代特色。 唐代:开放的胸襟与多元的文化 本书第二部分着眼于唐代,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唐代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和胸襟。在政治上,唐朝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的畅通带来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佛教在此时期得到空前发展,与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并存,形成了三教并行、互相影响的局面。佛教的传播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如敦煌石窟艺术)、文学(如佛经翻译和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以及社会生活。 唐代文学更是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唐诗的成就无需赘言,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创作了大量传世名篇,展现了盛唐气象的恢弘与深沉。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唐代诗歌在形式、内容和情感表达上的创新,以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散文方面,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形式上追求简练、朴实的语言,在思想上强调道义,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艺术领域,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卓越成就。阎立本的《步辇图》、吴道子的山水画、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以及唐三彩的精美,都展现了唐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吸收了域外艺术的精华,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作者强调,唐代文化的开放性并非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在交流与融合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世俗化的倾向 本书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宋代。宋代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哲学、科技、经济、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思想领域,宋代最显著的成就是理学的兴起。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们试图解释宇宙万物的本源,探讨人性的善恶,以及如何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方法达到圣贤境界。作者深入分析了理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指出其是对唐代佛教和道教世俗化倾向的一种回应,也是在社会转型期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寻。理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也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然而,与理学强调的精神追求相伴随的,是宋代社会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使得市民阶层崛起,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开始兴起,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市井生活题材在绘画中得到广泛表现,如《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华景象,展现了世俗生活的丰富多彩。在科技方面,宋代是名副其实的技术革新时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 文学方面,宋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流派风格迥异,词人在个人情感抒发的同时,也开始融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苏轼、辛弃疾等词人,将词的意境和题材大大拓展,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学体裁。此外,宋代书画艺术也呈现出文人化的特点,注重笔墨意趣和个人情怀的表达,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代: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织 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元代。元代作为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民族的大融合和文化的交织。元朝的统治跨越了广阔的疆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空前交流。在政治制度上,元朝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也引入了一些蒙古族的特色,如行省制度的设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层面,元代出现了“胡汉杂糅”的文化现象。佛教在元代依然活跃,藏传佛教得到了官方的扶持。同时,西方宗教(如景教)、伊斯兰教等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文学方面,元曲成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元杂剧和散曲以其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特点,深受各阶层民众的喜爱。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经典剧目,如《窦娥冤》、《西厢记》,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情感,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艺术方面,元代绘画出现了文人画的进一步发展,如赵孟頫提倡复古,主张“师赵令畤”,强调笔墨情趣和个人风格。青绿山水和水墨写意山水并存,呈现出多样的面貌。陶瓷艺术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元青花以其精美的造型和独特的纹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瑰宝。 作者在分析元代文化时,特别强调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虽然元代存在民族矛盾,但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元代的文化,是在吸收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后,重新进行整合与创新的产物,为明清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论: 《汉唐宋元:中国古代文化转型研究》通过对四个关键历史时期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发展和创新的。作者认为,每一次文化转型都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艺术的革新、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正是这种动态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并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书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如何在历史变迁中实现自我超越,并不断塑造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生动图景。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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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古代文献注释和版本学有一定要求的读者,我对工具书性质的学术成果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我希望看到的注释应该是精准、详尽且有明确出处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生僻字词或典故的解释,必须能够帮助读者快速定位到原始文本。然而,这本丛书的注释系统实在混乱不堪,有的地方解释得过于简略,仿佛默认读者是该领域内的专家,可以直接跳过背景知识;而有的地方却又出现了冗余的、人尽皆知的常识性解释。这种不一致性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摩擦。更有甚者,有些关键引文的注释来源标注模糊不清,让人怀疑其引用的准确性,甚至怀疑作者是否真正掌握了原始材料。对于国学研究这种高度依赖文本细读的学科而言,可靠的注释是基石。这本丛书在这方面暴露出的专业性不足,使得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交叉验证书中的信息,大大降低了阅读效率和阅读乐趣。它更像是一份未经充分打磨的初稿集,而非最终出版的学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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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说,这本丛书的排版和校对水平简直是一场灾难。我购买的是“正版图书”,理应对此抱有最基本的尊重。然而,错别字、标点符号的误用、引文格式的不统一,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极大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当我沉浸在对古代哲学概念的思考中时,一个突兀出现的错别字,瞬间就能把我从那个心流状态中拽出来,让人不得不停下来反复确认是不是自己的理解出了偏差。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这种低级的失误,它直接损害了文本的可信度。如果连最基础的文字规范都无法保证,那么读者如何能相信其中引用的那些复杂的历史数据和文献考证是准确无误的呢?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种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我希望出版方在未来的刊印中,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细致的校对工作,维护起码的学术尊严。一本充斥着明显错误的“研究丛书”,其价值是会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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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清代儒学对近代思想转型的复杂影响,特别是那些被主流史学界边缘化的“遗民”思想家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的。我希望能在这本“国学研究”中看到一些关于清末民初思想过渡期的新鲜视角,或许是关于地域精英在西学冲击下对“国学”核心价值的重新定义。但是,这本书的内容似乎完全固步自封于前清或更早的时代,缺乏对历史连续性的关怀。它呈现的国学世界,是一个静止的、仿佛不与外界交流的真空体系。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范式,让整个丛书显得有些晦涩和脱离时代。真正有洞察力的国学研究,应该能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古老的思想?”这个问题,将古代智慧与当代处境建立某种有意义的对话。很遗憾,这本丛书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助力,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只是在某个历史角落里兜了一圈,却没能带回任何能照亮现实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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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所谓的“国学研究丛书”我买了不止一次了,每次都抱着极大的期待,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我对国学研究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宋明理学和魏晋玄学的思想流变与实际社会影响上,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如何渗透到地方士绅阶层的日常伦理规范这一点。然而,翻开这本书,里面充斥着大量我完全不感兴趣的、过于侧重于文献考据的琐碎细节,仿佛作者只是把一些冷门的古籍里零散的句子拼凑在一起,美其名曰“研究”。真正的思想脉络在哪里?那些深刻的哲学思辨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曲解或继承的?书中对此几乎没有涉及。更令人气馁的是,文章的论证方式显得非常陈旧,缺乏现代学术研究应有的批判性视角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读起来就像是在啃一块干巴巴的石头,虽然知道里面可能藏着精华,但被表面的沙土覆盖得严严实实,让人提不起劲去深挖。对于真正想要深入理解国学核心精髓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价值实在有限,更像是一份给专业文献管理员准备的目录清单,而不是给渴望知识的求知者准备的盛宴。希望未来的“春之卷”能有所改观,真正聚焦于具有时代意义和思辨深度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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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是冲着“华中”这个地域标签来的,我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圈,尤其是徽州学派和楚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区域性文化建构很感兴趣。我期待看到的是一篇篇关于特定地域士人如何结合本土环境,对儒学进行“在地化”诠释的精彩论述。比如,探讨当地的乡约制度和宗族治理中,儒家思想是如何被“魔改”以适应地方权力结构的。然而,这本书的内容分布极其不均衡,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放在了一些我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志级别的材料梳理上,读起来像是地方文史资料的汇编,而不是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丛书。文字的组织也显得松散无力,观点之间的跳跃性很大,常常让人感觉“到嘴边的肉又飞了”。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许多章节的结论草率得出,似乎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说服自己。要称之为“研究”,至少也应该提供一套严谨的分析框架吧?这本丛书给我的感觉是,似乎满足于“发现”了某些材料,却止步于“分析”这些材料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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