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7
“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
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
以文艺美浸润身心 用思想力澄明未来
林那北 郑成功与施琅家族的世代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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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与施琅家族的世代恩怨
林那北
那时,郑成功二十八岁,施琅三十一岁,都血气方刚,也都脾气火暴。他们太相似了,从智力到性情。刚开始两人也曾有过惺惺相惜的蜜月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功屡立,施琅脾气渐长。而郑成功本来就是个火药筒,偏偏又有诸多不顺接踵而至,于是他们生隙了,摩擦不断,恶性循环,彼此被伤。很遗憾,两个坚硬的男人,在这个凶险阴郁的岁月里,却不能焊接成一块更坚硬的钢板,一起抵御坚风厉雨的侵蚀。
一
1652年,还在大陆与清军竭力对抗的郑成功阵营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个骁勇善战的部将逃走,郑成功一怒之下,断然将该部将的父亲与弟弟斩杀了。
动怒在郑成功看来挺顺理成章的,不过是杀杀人而已,也不算什么天大的事。他也算少年得志了,偏偏是得志于国破家亡、世道混乱之时,年复一年风不调雨不顺,令他内心有太多的疼痛郁结,脾气于是就跟着长上来。别的时候,他对兄弟、叔伯、周围战功频立的大将都敢动刀子,就连大儿子郑经也因为乱伦事件差点人头落地。总之他一怒,问题就很严重。
这一次,问题更严重,因为逃走的那个人是施琅。
比郑成功年长三岁的施琅是福建泉州晋江衙口村人,自幼习武,熟读兵法,十七岁就成为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施琅跟随而去,两年后又转过身投奔已经自立山头的郑成功,重新加入抗清队伍。那时,郑成功二十八岁,施琅三十一岁,都血气方刚,也都脾气火暴。他们太相似了,从智力到性情。刚开始两人也曾有过惺惺相惜的蜜月期,郑成功委施琅以左先锋一职,视其为自己的左右臂,而施琅确实也非常卖力,挽起袖子从出谋划策、训练人马到东征西战,流汗不惜,流血不惧。然而,这样的好景却不长,随着战功屡立,施琅脾气渐长。而郑成功,他本来就是个火药筒,偏偏又有诸多不顺接踵而至,终日整个人都处于烦躁中,有个引信,一点就着。于是他们生隙了,摩擦不断,恶性循环,彼此被伤。很遗憾,两个坚硬的男人,在这个凶险阴郁的岁月里,却不能焊接成一块更坚硬的钢板,一起抵御坚风厉雨的侵蚀。
1652年农历四月二十日,施琅手下一个叫曾德的亲兵违反了军法,因怕被杀,逃到郑成功处请求保护。听到悲怜的苦苦哀求,郑成功或许动了恻隐之心,或者因为对施琅早存不满而故意为之,总之他不觉有罪,反而把曾德召为亲随。此事至此,本来可以有个了结了。郑成功是首领,首领往往代表正确,服从便是了。然而施琅并不服,他的牛脾气也上来了,竟任性地派人将曾德抓回,二话不说,一刀给砍了。这就有点犯上了,至少郑成功觉得施琅让自己脸面扫地,便下令将施琅以及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一齐抓了起来。关押期间,施琅设计逃脱,一走了之,却没有料到此举将郑成功更为彻底地激怒了,久已积存于心的怨气终于大爆发。于是刀起头落,施琅的父亲与弟弟都命丧黄泉。
这个悲剧令双方两败俱伤,伤进骨髓。冰凉的尸体横亘在那里,四溅的鲜血将曾经肝胆相照的情谊完全吞没,留下的是汪洋的仇,是汹涌的恨。泪眼依稀之中,施琅断绝了寻求调解与妥协之路,他掉过头,往清军阵营再次投奔而去。
没有人知道在夜深人静时郑成功是否对施琅的离去有过愧或恨。如果回望,他会想起四年前曾欣喜异常地亲自带人马,远赴粤闽交界的黄冈镇,将身陷重重危机的施琅接回自己的麾下的情景;再往下回忆,则一定还会想起施琅初来乍到时,其所率的那支锐勇将兵,对郑家军的壮大又是何等的重要与及时。人生是无法假设的,对与错只是细细的一条红线,站在各自的角度,在瞬息之间,已经是失之千里的现实。
总之施琅走了,这一去,郑氏王国的大厦并没有立即倒掉。
说起来郑成功本来也可以随同父亲郑芝龙一同降清,父亲是这么期望的。六年前,清兵大举南下时,本来南明王朝赖以御敌抵抗的郑芝龙,却动了归顺清廷之心。郑芝龙的举械,导致了南明隆武朝的迅速崩溃。隆武帝朱聿键被俘、被杀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这一切,郑成功却不乐意。他刚被封为隆武朝的御营军都督、挂招讨大将军印,还曾被隆武帝赐过国姓“朱”。是的,他那时姓名其实已经改成“朱成功”,只是后世人更习惯了称他为“郑成功”而已。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竟生出了二心,分别固执己见地站在了两个不同阵营之上。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用词相当决绝:“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儿只有缟素而已。”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父亲错了。父亲降清后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人家表情一转,马上一把铁箍扣过来,竟是将其押往北京,随即软禁起来。而他在泉州安平的老家,则迅速遭受洗劫。从日本追随而来的妻子田川氏为免受羞辱,剖腹自尽,时年四十岁——这个女人就是郑成功的母亲。
1646年那个多事之秋,二十二岁的郑成功经历了太多骤然变故。他有兵权了,他挂起帅旗了,但王朝灰飞烟灭了,接着家破人亡又赫然展现。刀光血剑宛若一场连天的大雨,一下子将他的生活完全淋透。
埋葬了母亲田川氏之后,郑成功来到泉州市郊的孔庙里,先恭恭敬敬地磕拜先师,然后又将从前捧卷苦读时所穿的青衣长衫点一把火烧毁了。他十四岁就考中秀才,进过国子监,还曾拜钱谦益为师,钱谦益甚至还替他取了一个字,叫“大木”。那时他一门心思放在读经治学上,但此时他不再是书生,不再文弱地躲进书房与笔墨经卷为伍。他要拉起队伍,从此走上反清复明之路。
厦门岛,那时还不过是一个荒凉的边陲小城,而距厦门仅两千三百多米之遥的小金门,当时被称为烈屿,面积14.6平方公里,它成为郑成功最初的立足之地。作为孤臣孽子,他已经没有退路,严酷的局势已经把他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上,他只能以一己之力,在这个苍茫的海天之间、这个小小的岛屿之上,开始了遥远而艰辛的跋涉之旅。如果这是一场赌博的话,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一丝不留地全部抵押了进去。
一面旗子竖起来了:招讨大将军。这曾是那位已经被清廷所杀的隆武皇帝赏赐给他的一个封号,这时索性就在天地间张扬起来吧。渐渐有人往这面旗子下聚集了,沿海各地不愿归顺异族的百姓以及郑芝龙残留的余部,他们各自带着忐忑不安与隐约的期许一拨拨投奔而来。武装队伍壮大得非常快,并且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很快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土地上生长拔节,成为令清王朝坐立不安的一根利刺。
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迎来了父亲曾经的得力部将施琅。他知道这个人的能力与才华,这个人来了,这个人本来是要当成栋梁来倚仗的。
可是,一切还是那样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二
父亲郑芝龙在北京的消息不时传来。不是好消息,越来越不好。
那个父亲曾经多么霸气,在海峡上可呼风可唤雨,跺个脚海水都蹦起三尺浪,后人说,他是个海盗。
“五虎游击将军”,1627年郑芝龙被明朝廷招抚后获得这个头衔。
这是他第一次招安。
招安确实曾给他带来很多好处,1629年他又擢升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昨夜还是盗,眨眼间今朝却乌纱帽高耸了。关键是重兵在握,又有钱又有权,恰好又有机会,机会就是他的雄厚资本,连那时官方血淋淋的海禁都禁不到他头上,他的船队仍然可以昂然航行于大陆沿海和台湾、澳门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之间。在大明王朝迅速往腐败滑去时,他却能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姿态高歌猛进,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经济贸易,财源滚滚,富可敌国。尝过这样的甜头,“招安”这个词对他而言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可以与种种花团锦簇的形容词画上等号,也可以很自然地依照惯性得出乐观的判断。何况,这个曾被许多目光看成枭雄的人物,对自己永远那么自信,一刻的不自信似乎都对不起自己超人的胆略与天生的霸气。
但这一次,他真的栽了。被软禁在京后,生不如死的日子终于从天而降,折磨主要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心灵。之前的几十年他目中何时有人?有的最多只是老天爷的脸色。此时他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在中国南方动静弄得实在太大了,清廷已经被震得头皮发麻,鞭长莫及之下,手中只剩下一张牌了,这张牌就是他,郑芝龙。驰骋万里海疆时,他可以生龙活虎,但一被关进笼子,他就不过是只死老虎了。一声呵斥过来,立马就得给远方的儿子写信,招降的信,一封又一封。
当然,办法并非只有一种,顺治皇帝还拿出最传统的加官晋爵的方式,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施恩普惠之后,紧跟着还有威胁恐吓,恐吓仍然冲着郑芝龙。有一次郑芝龙甚至被放到案板上,行刑官高举大刀,做欲砍下状——连这样猫玩老鼠的游戏都用上了,那一瞬间,郑芝龙的表情与心情都是何等的不堪。
“借父以胁子”,这一招确实够狠。
然而郑成功已经凝成一块石,此时无论软的还是硬的,他眼一闭,将对父亲的疚痛都一股脑儿忍下了,就是不予理会。“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儿只有缟素而已。”这话他在父亲决意降清时就已经说过。既然说了,并且开始做了,他就决意坚持到底,这是性格决定的,他不是个轻易就半途而废的人。1656年,他甚至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公开昭示怀念并欲恢复明朝之意。
第二年五月,他率十万大军开始浩荡北伐,进围温州,攻陷瓜州,逼近南京,眼看着南都金陵即将在握,竟因骄心渐起而轻敌,最终功败垂成。这一场北伐的失利,令好不容易积攒起力量的郑军元气大伤。仰天长叹,郑成功悲从心生。命运真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左右的东西,已经拼上血性竭力了,似乎树渐绿花渐开,美景可期,突然一阵莫名的雨打来风刮来,再回头已是一地破絮。
恰巧此时,京城巍巍宫殿之中突然乱成一片:时年不过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竟暴病而亡。四个多月前,因为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的病逝,让这个多愁善感的多情皇帝如雷轰顶,抑郁难忍中再染上天花,终于在养心殿里撒手归天了。
关于顺治皇帝的结局,其实还有另外的版本,比如出家当和尚,比如在率军南征至厦门时,被郑成功部队一炮轰中,当场毙命。清朝廷不想让这个耻辱公之于众,于是假借天花病来掩饰。后者的真实性一直为史学界所不屑,但闽台民间却一直这样盛传,此起彼伏,津津乐道。无论如何,反正顺治死了。国丧期间,朝廷通常没有大动干戈外出征战的惯例,也就是说,咄咄逼人的清兵,此时只忙乎着为自己的主子披麻戴孝,而不会再燃烽火,大兵压境。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转过身,郑成功将眼望向对岸的台湾。那个岛曾是他父亲郑芝龙万贯家业最初的起步地,如今却被荷兰人所据。荷兰先占澎湖,然后在1624年,也就是他在日本平户海边出生的那一年,荷兰人又从澎湖迁往台湾,一迁已经三十多年。
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仍未回暖的寒风中,金门岛料罗湾战船密布,旌旗猎猎,四百艘船舰和二万五千名将士,在郑成功的亲率之下,向着海峡对岸出发了。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说到底郑成功此时也没有再输一场的资本了。八天后,这支军队登临台湾。这一天是1661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之后,在进行长达九个多月的恶战后,荷兰人终于不支,双方签订了缔和条约。十几天后,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带领下属离开台湾,延续三十八年之久的荷据时代终于结束了。
而这一年,郑成功也恰好三十八周岁。
在自己所效忠的大明王朝烟消云散之时,他退到这座孤岛之上,胸中仍有那么多的不甘与期待、幻想与激情。他要赋予这座岛屿以新的生命,让它田野遍地,物产丰美,生机勃勃。不料他自己的生命却在这一年端午节后的第三天戛然而止了。关于他的死,有暴病一说,有被毒杀一说,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被儿子郑经的乱伦活活气死的。郑经与四弟的乳母陈氏通奸,生下一子。郑成功得到消息,痛不欲生,很快气绝。诡秘真相如今都深埋在历史深处,谁可细究?这一天是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距他收复台湾仅仅四个多月。
在他死前半年,他的父亲郑芝龙已经先死了——不仅一个人,还包括三弟郑世恩、四弟郑世荫、六弟郑世永等全家十一口人,都以“谋叛律族诛”,全部斩杀于北京柴市。紧接着,在泉州南安老家的郑氏祖坟又被挖掘,尸骸弃之荒野。
而在他死后第二个月,施琅就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两年后,又授其为“靖海将军”,并领军进征台湾。
郑成功不在了,但他儿子在,儿子郑经接过父亲的帅旗,仍然奉明朝为正朔,无论怎么招抚就是不肯降清。施琅要做的就是以武力为矛,一把刺过海峡,逼其降,不降也得降。那时是十一月,南方刚刚入冬,本来已经避过了台风横行的季节,不料船行一半,还是突遇飓风。是天意吧?只好返航。
第二年三月,春来了,花开了,施琅第二次发兵。这次前三天无风无浪,但风太小了船也无法借力行进。到了第四天,风来了,却是迎面而来的偏东逆风,这是海中大忌,船只得又折回。
过了半个月又一次出发,出发时天象还是喜人的,带着几分春天该有的明媚,但第二天又霎时变脸,竟风雨骤起,波涛如山,雾气如海,舟船马上被吹得七零八落,就连施琅自己也被吹到广东潮州地界去,直到九天后才回到厦门。
三次攻台,三次未遂,清王朝的信心与耐心都难免再次动摇。朝廷内一些大臣甚至对包括施琅在内的郑军降将起了疑心,认为这些人或许根本没有真心降清,虚晃一枪与暗度陈仓的可能性都难说绝对没有。1667年,即位已经六年的康熙抓住机会将独掌朝政、日渐飞扬跋扈的辅佐大臣鳌拜和遏必隆革职监禁。刚刚亲政的少年天子正被诸多迫在眼前的纷乱杂事弄得焦头烂额,也只能将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暂且搁在一边。于是武力征台一事就不再议起,福建水师被裁撤,水师船只全部焚弃,降清的那些郑氏部队兵将分散编入镶黄旗军营内,或者分散到各省屯垦,而施琅则被调入京,授其内大臣一个闲职。
三
施琅入京,被闲置,紧张对峙的双方顿时一松。
那年突然从父亲手中接过郑氏王国大权时,郑经不过二十岁,他尚且稚嫩的肩膀却得将险恶的时局一力担起来。先是与叔伯间的权力之争,再就是施琅等人所率清军的一次次大兵压境,这些都不是最伤筋动骨的。对郑经而言,最致命之痛是内部军心的涣散,先后十余万将士及其家眷背离而去,降入清军。
幸亏有一个叫陈永华的人。比郑成功小十岁的陈永华,曾被郑成功由衷赏识,称其为当世孔明,并授予咨议参军,令其辅佐郑经。显然,陈永华很珍惜这份信任,鞍前马后,他一直竭力为郑经出谋划策。郑经也非常倚重他,让其掌管大政,日后两人还缔结了儿女亲家,郑经的长子郑克臧娶了陈永华的小女儿为妻。
“深耕种,通鱼盐,安抚土番,贸易外国”这个设想其实是郑成功当年就有过的,然后陈永华要接着往下做。1665年,当海峡战事还未一波波涌起时,陈永华开始考察台湾南北各社,然后建议郑经颁布屯田制度。之前郑军粮草供给主要仍依靠大陆沿海,如今除了迁界海禁外,更有清军大兵压境,曾经的补给之路已经基本断绝。官兵上下不能忍饥出战,而脚下土地那么多、那么肥沃,却白白空置那里。双手闲着也是闲,应该把官兵派出去垦荒,使地齐刷刷长出丰硕的庄稼来。今天,台中、台南一带仍留存着一些奇怪的地名,比如“王田”,比如官田乡,比如“新营”“林凤营”等等,追溯起来,都与当年的那一段历史有关。
有了粮,可以果腹了,陈永华又提出办教育。
许多历史堆在尘土里已经只配做垃圾,但有些历史今天回望起来却仍然非常有价值:台湾全岛如今有四十多座孔庙,而第一座孔庙则兴建于1665年,即康熙四年,第二年正月竣工。陈永华在此设立“太学”,自任主持人,亲自传授弟子,另外一些大陆来的文人学士也被召来充当教师。那时台湾尚没有日历与文字,计算时间是以月圆为月、十月为年,教育业几乎还是一张白纸。如此情况下,仅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孔庙肯定是不够的,于是规定,凡汉人居住的村社,都必须设立学校,所有年满八岁的孩童,都得入学,由东渡来台的那些大陆青儒文士教导汉文,学习儒家经史文章。而原住民子弟入学,则以免除徭役作为激励。
能征善战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支撑着它的除了与生俱来的智慧、胆略、气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知识,而知识素养源源不断的培育与储备,往往又是一个政权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大概正是基于此,郑经在稍有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陈永华的倡议。
台湾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考试开始了。按规定,天兴州、万年州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州试胜出者,参加府试,府试通过了再送院试,而院试录取者,就可以获准进入“太学”深造了。就是说,这座孔庙在当时,是台湾读书人最仰望的高处。凡在里头苦读三年获得毕业,就可以学而优则仕,踏进官场,成为享用俸禄之人了。
关于陈永华,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与天地会相关的传说。
天地会以异姓结盟,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尊化名为“万云龙”的郑成功为龙头大哥,从事反清复明的行动。这个秘密组织创立于清初,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至民国仍未绝迹。除天地会本名外,还有添弟、小刀、双刀、父母、三点、三合等十余种名称,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哥老会等大量分支。这个神秘而生命力强大的组织,传说中是由一个叫“陈近南”的人创立的,而“陈近南”,很多人相信就是陈永华的化名。陈永华所修建的那座龙湖岩,因此也被看成是天地会的发祥地。
在接过郑成功帅旗主政台湾的十几年时间里,年轻的郑经确实曾雄心勃勃地欲大展身手,力图将父亲未竟的事业拓展光大,甚至曾写出“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这样大气磅礴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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