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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宝千 著

图书标签:

• 清史
• 思想史
• 中国哲学
• 清代
• 学术史
• 文化史
• 理学
• 考证学
• 心学
• 经学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772843

版次：1

商品编码：10039065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陆宝千著作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9-11-01

页数：519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明季诸子之经世思想，康熙时代之朱学，论清代经学，乾隆时代之士林佛学，清代公羊学之演变等等。

精彩书摘

谓非蔽也。盖先王礼制之大备，不尽传于后世。其仅存者，又颇为传记散乱，迷失本旨。学者非能究观义理之原，精思而默识之，固无由达其惹。仪法度数之等，虽颇备具，然非积德于躬，诚温于外，亦莫能称其情。故不特知其义者之难，而袭其文以行之者之尤难也。此谓法度之行，要在称情，而称情即道德之表现。故刘氏之书礼与会公同一蹊经也。乃自违其志曰：
区区之愚，窃思取礼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飨，冠昏，乡射、丧纪之属，据经援传，荟萃羣雷，而颇抉发其精意，为礼经发微一书，以着圣人之所以体性达情，经世宰物之大经大法，亘万世而不可易者。至若周之叔季，及汉唐以来，僭窃苟简、缘饰涂附，疏漏杂揉之制，与夫秦漠间传记杂违及后儒论纂失旨、繁碎支离、乖戾悠谬之说，所以蠢坏人心，荡夫风敎之故，亦皆缕析条辨，为或问以附之。期以羽翼圣经，扶植人纪，延坠绪以诏诸无穷。而「礼经发微」之微意，欲在「创一代之制」：
执先王之礼，不审其时、度其德，而强后世以必行，不可也。取后代沿袭之似，涂饰胶附，以为能合古人之辙，不可也。盖凡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礼。礼之兴替视其德。德厚者，礼从而隆；德薄者，礼从而污，上者神合焉，次者文具焉，其下则苟而已。故善法免王之礼，惟其德之宵，而不必其迹之同也。后世倘有王者，得礼经之精惹，化裁变通，以成一代之制，而继周家之盛，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惜乎刘氏谢世亦早，所谓「礼经发微」者，亦成虚愿。
会公另一挚友郭嵩焘，尝与公同时间道于唐鉴，从事于理学。当太平军之入湘也，避乱山居，读王船山礼记章句而好之，途复研讨礼学，着礼记质疑。尝谓习礼者必须通其意：
漠书艺文志：帝王质文，世有损盆，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班氏之论伟矣，而非礼之原也。三代王者之洽，无一不依于礼。将使习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何谓礼意？郭氏曰：
夫三代典礼未易行之后世，而圣人固曰从周。为夫大体明备，垂法万世，放而皆准。苟知其意，则今日所行，何一非周礼之遗哉。不知其意，则亦具文而已。其于宏纲大用，一皆滞固不可通。是故礼者，人情物理之所不能违也。知其不可违也。范围曲戍，斯礼意也。
礼既为「人情物理之所不能违」，故其用在「节理性情」：
先王制礼，所以经纬人伦，宣昭政化，而寓其用于仪文度数之繁。自朝庙燕飨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为之取象于天，因财于地，类别人物，节理性情。其精意流行于人心，而其繁缛之文，广博之用，散见礼经。
……

前言/序言

《清代思想史》 内容梗概 《清代思想史》一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清代（1644-1912）三百余年的思想变迁。本书并非以流水账的方式罗列史实，而是致力于揭示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关键节点与深远影响。作者精心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重要学者及其核心观点，并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细致剖析，力求呈现一幅立体而丰富清代思想全景图。 本书的叙事线索清晰，大致可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一、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守旧与革新交织 清朝建立之初，明末遗民的思想遗产依然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知识界。一方面，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锡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大儒，承继了宋明理学，但在学术上进行了重要的转向。他们一方面批判理学空疏，主张经世致用，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对“文史之学”的强调，黄宗羲对历代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对“公器”的呼唤，王夫锡对“天地之气”的本体论探索。这些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学的新发展，也潜藏着对专制皇权的质疑与反思。 另一方面，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推行“汉文化收服”政策，另一方面对思想言论进行严密控制。文字狱的出现，一度压抑了思想的自由发展。然而，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一些学者仍在默默耕耘，为后世思想的勃兴埋下伏笔。 二、康乾盛世下的学术格局：正统与异端并行 康乾时期，国力强盛，学术上也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局面。以阎若璩、顾祖望、全祖望为代表的考据学派（朴学）声势浩大，他们致力于文献考订、音韵训诂，力图恢复古籍原貌，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种学术风气既是对明末实学传统的继承，也对后世史学、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理学虽然仍是官方推崇的主流，但在不同学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陆陇其、汤斌等人在实践中强调性善之说，注重道德修养。而一些学者则在本体论、心性论上进行更为精微的探讨，尽管其影响可能不如考据学派那样广泛，但为后世心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统学术之外，也存在着一些挑战主流的声音。如戴震对“情”、“欲”的重新肯定，他认为“情”是人的天性，反对过度压抑人欲，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对后世的社会伦理观念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三、乾嘉以降的思想变革：西学东渐与内生动力 进入乾隆中后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想开始零星传入。传教士们带来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医学等知识，虽然最初主要集中在宫廷和少数士大夫阶层，但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户。徐光启、李之藻等明末学者在数学、天学领域的贡献，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而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西学知识的传播范围有所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对科举制度、官员腐败、民生疾苦等问题进行反思。如王锡侯的《在园杂志》中对社会问题的观察，陈宏谋在教育、吏治等方面的建议，都体现了这种由内而生的关怀。 四、晚清的巨变与思想的激荡：救亡图存与文化重塑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思想界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与变革。 1. 夷夏之辨与“睁眼看世界”：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天朝上国”心态受到巨大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成为了晚清重要的启蒙著作，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风俗，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策略。 2. 洋务运动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为体的前提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来发展中国的军事和工业。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新式学堂和工厂，但其思想内核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未能触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3. 维新变法与制度革新： 戊戌变法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政治主张。他们批判帝制，主张君主立宪，强调“变法图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对民权思想的初步介绍，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4. 革命思潮的兴起： 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依靠改良无法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孙中山等革命派，开始将目光投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其革命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 5. 思想的多元化与启蒙的深化： 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并存。除了上述主流思潮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进行探索。如严复对西方哲学、政治学思想的翻译与介绍（《天演论》、《原富》等），其“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以及对“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的推广，都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在文学领域进行革新，如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对白话文的初步尝试。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思想史》一书通过对清代思想史的全面梳理与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思想的复杂性、多元性与曲折性。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它有助于我们理解：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源流： 清代思想史是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演变的必经之路，许多现代思想的萌芽都可以在清代找到其踪迹。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清代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在面对西方冲击时，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创新与融合的过程。 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 晚清思想的剧变，与民族危亡的现实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考与探索。 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从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拥抱新思想、新观念，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本书的叙述风格严谨而不失生动，理论分析与史实考证相结合，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乏可读性。它适合对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读者，本书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将能更清晰地认识到清代思想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如何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评分☆☆☆☆☆

这部作品的叙事视角之独特，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它没有采用那种传统史书的平铺直叙，而是将复杂的思想流变巧妙地融入到一个虚构的家族故事线中。我跟随主人公的脚步，穿梭于康乾盛世的士林幽微之处，感受着儒家正统观念如何在日常的争论、诗词唱和乃至家庭琐事中被重新诠释与挑战。作者对细节的把控极其到位，比如描绘乾隆年间某位地方士绅在批阅奏折时所思及的黄宗羲的观点，或是年轻学子在科举备考中对顾炎武“保国”思想的焦虑，这些场景的描摹，使得原本抽象的“思想史”瞬间变得鲜活立体，仿佛我不是在阅读历史，而是亲历了一场思想的跌宕起伏。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并未将任何一位思想家脸谱化，即便是那些看似墨守成规的卫道者，其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对时代困境的深刻反思，这种复杂性处理，体现了极高的文学修养与史学洞察力。

评分☆☆☆☆☆

读完此书，最大的震撼在于其对“非主流”声音的挖掘和重塑。长期以来，我们对清代思想的认知往往聚焦于乾嘉朴学的精微考据，或是八股文的僵化。然而，本书却大胆地将笔墨投向了那些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群体——那些试图在民间宗教、秘密会社甚至地方戏曲中寻找精神慰藉的底层文人。作者展示了清代思想的“肌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粗粝而驳杂，它不是象牙塔内几个圣贤的独白，而是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低语与呐喊。书中对早期启蒙思想萌芽的梳理尤其精妙，它没有急于将其套上“近代化”的标签，而是耐心地展现了这些火花如何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艰难地闪烁、熄灭，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然积累能量，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敬畏感和审慎态度，令人对历史的理解更为深刻和谦卑。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毋庸置疑，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成功地实现了学术深度与阅读快感的完美平衡。它的语言风格极其洗练，没有冗余的学术术语堆砌，即便是阐释复杂的宋明理学对清初学者的影响时，作者也总能找到一种极富画面感的比喻来辅助理解。例如，作者将某种形而上学的争论比喻为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稍有不慎便会滑入歧途，这种修辞手法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行文中穿插了大量一手文献的片段，这些直接引用的文字，像是舞台上突然亮起的追光灯，瞬间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到那个时代的真实心跳上。整体来看，它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纪录片，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又不乏近距离的特写镜头，让人读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评分☆☆☆☆☆

我个人非常欣赏本书对于“地方性”与“普世性”关系的处理。传统史学总倾向于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中心”色彩的思想谱系，然而，这本书却以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视角，深入到江南的某个小镇、关中的某个书院，去考察在特定地域文化和经济结构下，儒家思想是如何被“地方化”和“实用化”的。它揭示了思想的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个充满适应与变异的过程。这种“向下看”的史学路径，使得清代思想图景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多元性和韧性。它让我意识到，在那些官方记录的宏大叙事背后，无数地方精英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塑造着社会的道德图景和行为规范，这种对微观历史的尊重，是对历史真实最深沉的致敬。

评分☆☆☆☆☆

本书的章节结构设计得极为巧妙，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而非简单的线性推进。它没有固执地按照时间顺序推进，而是围绕几个核心的哲学母题——如“义理的边界”、“天人交感的再定义”以及“士人的责任”——进行反复的、不同侧面的探讨。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个放大镜，聚焦于一个特定的思想交锋点，然后通过追溯其历史根源和展望其未来影响，将读者带回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这种布局的好处是，即使对某个特定时期的细节感到困惑，读者也可以通过其他章节的阐释找到新的切入点，形成一个相互印证、不断深化的理解网络。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恰恰最能模拟思想的复杂性：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无数相互纠缠的藤蔓，共同构筑起一个时代的思想丛林。

评分☆☆☆☆☆

竖排繁体，有味道的书。

评分☆☆☆☆☆

其实这一类的思想史著作，用竖版看着是最相宜的

评分☆☆☆☆☆

儒家之學，內聖外王。宋明之士，言心言性，細若牛毛，深入腠理，內聖之蘊，闡發盡致。夫大厦既傾，玉步改易，遺民懷陸沉之痛，憾辮髮之辱，抽思繹慮，深探博求；為生民圖久安，為萬世開太平，外王之道，亦復大張。而皆恢言發於性海，邈思出自心光，後人覽其遺文，莫不哀其遇而感其志焉。其後滄海揚塵，學者為之眯目，尊程朱者，心行不相對勘；玩竹帛者，生民無復在念。吏洽民風，無學燈指引，愈趨愈下。故一遇外患，立致踣蹶。然而當此期也，有皈向靈山者，有沈酣乙部者，有潛心公羊者，足見人心之不能久蛰也。會國藩出，唱尊禮學，內聖外王之道，復見萌蘖。會氏既歿，此調復成絕響，而學者競言富强，其效亦既可睹矣。本書之作，在闡明此一歷史線索，冀讀者有悟於學術世運相因之故也。書中各章，成篇先後，有相隔敷年者，文氣不能一貫，幸讀者諒之。

评分☆☆☆☆☆

其实这一类的思想史著作，用竖版看着是最相宜的

评分☆☆☆☆☆

这是朋友推荐的一本好书

评分☆☆☆☆☆

海峡对岸有不少学者名气不大，功夫很好，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评分☆☆☆☆☆

感觉是本有分量的书，要慢慢啃的

评分☆☆☆☆☆

陆宝千为老派学者，功力扎实，不是新学少年所能比

评分☆☆☆☆☆

清末民初，学界最流行的思想之一乃为杜威之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西方自有其根源，但在中国似乎并非简单自外引进，愚以为实证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清代乾嘉之学即所谓实学传统不可分割的。譬如顾劼刚《古史辨》以大禹为虫之思想，貌似受到西方考古实证以及人类学很大影响，而就清代经学自身发展逻辑来看，似乎也是经学自身必然归宿。清代古文经学慕古，以为愈古而愈真，故从程朱理学上溯至汉代经学，以为汉儒去古未远，家法师传未尝失古人面目。又以为字句通而后辞章顺，辞章顺而后义理明，而治经必通小学。此皆颇有实证思路。后康南海梁任公出而大唱今文经学，抬出孔子重新阐释，要以孔子压倒古文经学家服膺的汉儒如郑玄服虔，《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也，其学又多为其变法张目。章太炎政治上早年激进主革命，与康梁大岐，经学上则师法古文经学，更以为孔子之贡献乃在于传经，与刘向歆父子功劳相似，是以古经压过孔子也。而其思想中实证主义有多少来自经学，多少来自西方，实难言也。实证主义思路发挥至极，则必推倒整个经学传统，这其实也可以看成经学内部自身的反动。周予同、曹聚仁则更进一步，以为经学已经结束，其工作非经学，实乃经学史也。如此，则新文化运动自然是顺理成章。说的更加极端一点，甚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乃至新中国、文革都不能简单的看作外来思想的产物，它们和中国传统思想的逻辑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