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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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方德万 著,姚永超,蔡维屏 译
图书标签:
  • 海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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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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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98799
版次:1
商品编码:1213659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452
字数:35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方德万教授下笔如行云流水。思想绵密,但文笔又具有文学性。他非常成功地把中国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和帝国主义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以有限的篇幅做出精确和清楚的论述。《潮来潮去》把中国的历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到全球的场域里,且把部分西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做zui自然的融合。事实上,“海关”的深层意义就在于交流,当面向大海时,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相信本书就是以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展演这个意义。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作者简介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复兴中的中国:蒋介石、战争与国民党》等。


  姚永超

  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研究主题为中国海关史和历史经济地理。2015年3-9月,英国伦敦大学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

  

  蔡维屏

  英国伦敦大学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指导硕博士生。研究主题为海关史、邮政史,以及印刷业传播史。


精彩书评

  《潮来潮去》写的不只是海关机构的历史,它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进入全球政治经济过程的全新历史述说。在“中国与西方”这个主题上,《潮来潮去》的历史研究水平与档案细致程度,均chaoyue了以往任何著作。

  ——卜正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通过分析一个在中国政府的运作中处于中心地位长达百年之久的机构(海关),方德万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不置入全球化背景之下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方德万的研究运用了大量确凿的数据,并且让历史中人的叙述占有核心比重,这是一部zui高水准的历史著作。

  ——Rana Mitter教授(著名现代中国历史专家),牛津大xue

  

  《潮来潮去》为中国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

  

  《潮来潮去》充满了新的洞见和非常全面的细节。它为如何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激烈政治经济转型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目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变色龙的诞生

上海试点 035

李泰国的失势与赫德的崛起 046

推陈出新 060

第二章 赫德的圆形监狱

在领事和海关监督之间 085

官僚化:表格、登记簿和通讯 095

向海上去:船钞部 102

招聘及行为:“聪明、好看和精力充沛的
年轻人” 112

第三章 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

中国在欧洲: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137

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149

第四章 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

1895年之前对中国借贷市场的建立 177

对日赔款、清政府内债的失败、租借地
的瓜分和门户开放照会 180

海关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86

反弹:少年中国的崛起与税务处的成立 196

继任危机 201

债权市场吞噬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205

第五章 国中之国,1914-1929

安格联,海关和银行 236

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253

海关和国民党的兴起 262

第六章  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的海关,1929-1937

梅乐和 294

走私的盛行 306

缉私举措 315

交易中的交易 321

第七章 维护完整,1937-1949

日本的攻击 351

没有出路 363

试图让它可行:英日海关协定 364

战后复原努力的失败 378

海关的终点 387

后 记 回响和阴影 409

译 跋 421

译名对照表 425


精彩书摘

  以灯塔为象征

  借由船钞部这个媒介,海关得以在中国沿海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也是19世纪后半期航海界发生重大转变的一部分。当时蒸汽机作为动力取代了风帆,船运公司有了定期航班,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开通,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达中国。国际上关于船只灯光和航海避碰规章的协定,以及为编制更可靠的海图和引航书籍方面的共同合作,都有助于使海洋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提供安全的锚地、浮码头、筑堤以及建立安全的仓库,使得货物的装卸更加容易。灯塔是19世纪航海技术脱胎换骨的元素之一,它使船只以更低的成本来载运更多的货物变为可能。船钞部把这个转变带到了中国的海岸线上,它不但加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海关在中国沿海的基础。

  灯塔是这些转变的关键。虽然从表面上看其结构简单,但它是建立在精密的科学和复杂的工程之上的。化学对制造高质量的玻璃非常重要。聚拢光束的光学知识也很重要,这样一盏灯的光线就可以在大海中投射数英里远,在精确瞄准的同时,还能维持刚好就在海平面之上一点的高度,从而使水手不觉得刺眼。为了让玻璃达到所要求的纯净度,精准的制造技术是必要的。还要对玻璃施以抛光,使它们有一个正确的角度,并可以安装到灯孔的金属框架之内。灯塔还必须建的足以抵挡各种严酷的天气,这也需要良好的物理学、材料学和工程学知识。此外需要复杂的蒸汽驱动机械装置,来让灯光可以持续不断地旋转以保持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然而以上种种还需要靠一个官僚系统来支持,否则都是惘然。这个机构会确保不同的灯光有不同的特征,以让航海员可以对它们加以辨别,在其主导下,这些特征也能准确地被传达给世界各地的水文机构,以便它们能够将之标示在海图上。灯塔需要有人看守和维护,这也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机构。很少有其他设施像灯塔一样,象征着现代性全球化对技术、专业知识和机构的依赖。

  灯塔还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从在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中,我们可以看到灯塔所包含的复杂性,它有一股可以扰乱地方或者激起当地焦虑的力量。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灯塔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建筑。”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Co.;)生产的熟铁所建,高达50英尺,同时它也是一个堡垒。在其内部,有起居室、储藏室、一个厨房、一个水漕和一个军械库。在院区的砖墙上还有向外放射的枪眼,四周有20尺宽的壕沟和布满铁丝网的篱笆。两架18磅的加农炮,此外,格林机关枪和追击炮各一挺,这些都是新式武器,用来确保灯塔抵挡住猛烈的围攻。

  这些都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的西方报道中,南台湾被“野蛮的土著”占领着。在第一任灯塔看守员泰勒(GeorgeTaylor)的报告中,尽是对清朝军队和当地民众之间冲突的描述。对灯塔全体人员安全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1867年,一艘遇难的美国船的船员被杀害,船上其余人被一位自称卓杞笃(Tok-e-Tok)的人绑架以作勒索。这位卓杞笃向泰勒介绍他自己是台湾南部8个部落的首领。台湾在当时是个人人竞逐之地,不仅有特别集中在南边的土著,也有来自福建和中国其他南方地区的客家人。自从数十个日本水手被台湾土著杀害以后,日本也在1874年派兵向台兴师问罪。来台湾的还有清政府、海关,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台湾北部基隆的法国人。鹅銮鼻灯塔正是建立在这个纷争不断的领土之上。

  总理衙门希望借由同意兴建鹅銮鼻灯塔以加强清政府在台湾南部的存在性。然而,也有一些官员担心灯塔在战略上可能引起的后果和海关的最终目的为何。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刘璈在1882年1月呈上一份奏折,表达了对鹅銮鼻灯塔的担忧。刘璈出身左宗棠的湘军,他怕这个灯塔的建立可能会为那些反对清朝拥有台湾主权的人,提供一个向北渗透的基地。海关曾经想雇用当地人来帮助建设,但这也增加了刘璈的焦虑,因为这样海关就会与当地社会建立起强大的联系。他对灯塔员工不会与当地民众混在一起的承诺并不放心,因为外国职员肯定会在空闲时外出打猎。刘璈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假如泰勒的说法可信,那么他的确有过游玩台湾南部的欢乐时光,并享受“和蔼、好客的泰雅(Kangkou)、排湾(Koalut)和阿美(Amias)的首领”的接待。

  正如鹅銮鼻灯塔的历史所展现出来的,灯塔是个象征,也是个统治工具;它可以有着多重和互相矛盾的意义。海关通过船钞部创造了一幅为人类谋求福祉的清楚形象,这个形象变成中国海岸传奇的一部分,也进而合理化了海关的立场。海关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保护灯塔公共服务的内涵,禁止灯塔的船只参与打击走私。(见第六章)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赫德如此倾力于建设船钞部,因为除了赋予海关一项全新的职责活动外,船钞部也体现了他在《局外旁观论》中所提出的要义,那就是要采用西方科技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以及有效率和清廉的行政系统。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言

  翻译是一个困难的工作,而且它很少获得其应得的表彰。翻译者面临的困难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的确是非常的真实,尤其是读者手上的这本书,它所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更是如此。《潮来潮去》的主题是中国旧海关的历史,从1854年起到1949年止,这个机构纵横百年,在这一运作期间,英文和中文都被大量使用而成为主流语言。为了把本书中所使用到的专有名词、惯用语、职称头衔、无数的人名、各种行政机构、地名和各种相关程序翻译出来,除了对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有十足的知识外,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更是不厌其烦地从字典、地图、各种手册、海关职员录和年鉴中搜寻当时的中文词汇用法,来照应本书英文本中所提到相关词汇。此外,又因为本书所涵括的时间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英文在这段时间里也有非常巨大的变化,翻译的难度的增加可想而知。

  任何尝试过翻译的人都会发现,如何掌握文本中的语气和精神更是另外一种难度;而这个挑战在翻译《潮来潮去》的工程中可说是更加困难。这个任务不仅要呈现我的写作风格,还要呈现出书中所涉及到的很多人物的特点。这些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独特的风格来显示他们的个性、背景、教育和所处的时代。

  我在书中大量引述牵涉到海关史的重要人物的信函和文件,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人物的个性以及时代氛围摊在读者眼前。这个做法对身为作者的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把信函和文件中适当的段落放到文中即可。但对于本书的译者来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几乎是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蔡维屏教授愿意把她在旅英多年以及参与海关计划之后所累积的丰富英文和海关史的知识投注在翻译中,让这个中文版受惠良多,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翻译不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基于中国史和英国史的不同,两国在文学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中文和英文在本质上和习惯上的根本异质,所以我以为最好把翻译当作是一种“再造”(recreation);完整地说,也就是再度创造的意思。单就这个“recreation”的英文字,就足以突显出翻译的困难:“recreation”这个英文字可以指涉“再生、再现”,但也可以是指“休闲”的意思。据我所知,中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同时具有这个双重意思。

  《潮来潮去》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而在这里蔡维屏教授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对于我们同时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耙疏海关档案的共同时光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在那里以及回到英国后的对话帮助我形塑书中的想法。可以说,蔡教授不仅是个译者,也是合作伙伴。翻阅原始档案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尤其和一个也对这些档案有相同兴趣的人讨论,更是为档案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快乐。

  尽管翻译者在跨越文化的知识传送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却给他们较为不重要的地位。过去小孩子曾经被教导在大人面前要听话不要出声。相较之下,翻译者的地位对读者而言是更糟。读者们相信译者最好不要被看到或是被听到。他们不愿意去想,一部译本到达他们手上之前所发生在文本上的种种过程。因此我要藉由这个中译本序言的机会来记录我对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强烈感谢。他们愿意把他们手上的研究搁置一年,来把我的这本书译为中文。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对于文字的小心,仔细和敏感都可以作为模范。我无法想象能够还有更好的译者,而我也将无法回报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

  阅读档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它是带着我们通往到过去的长征,并不华丽刺激,也肯定比不上攀登一座新的高峰还要耗体力,但它却相当费时。正因为我们对长达一个世纪的海关历史所知甚少,所以在档案中学习到它的种种活动是一大乐趣。用英文写下它的历史可以确保在英文语系里的读者不但有机会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同时也还可以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旧海关是个触及全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机构,所以它某个部分的历史也同时是很多国家的历史。

  我始终相信若只把海关史以英文出版,那么这个在将近二十年前所开始的计划,在本质上就不算是真正的完成。蔡维屏教授和姚永超教授的努力总算让我们得以到达这个更令人满意的终点。对于此,我也对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

  方德万

  写于剑桥

  2016年9月15日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的图书简介,内容将聚焦于一个虚构的、与该主题无关的、但又足够详尽的领域——“古老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与中世纪欧洲的金融革新”,以确保完全不包含原书内容,并力求具有人文历史研究的厚重感和细节。 --- 《黄金之路的边界:巴格达商会、威尼斯票据与中世纪欧亚金融交汇的重塑》 作者: [虚构作者姓名:阿德里安·范德维尔德] 出版社: [虚构出版社名称:寰宇历史文献出版社] 页数: 约 680 页(正文) 核心议题: 本书并非探讨近代海关体系的建构,而是深入挖掘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期间,欧亚大陆间贸易活动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晚期的金融工具如何渗透并重塑了地中海沿岸新兴商业共和国的资本运作模式,以及这种跨文明的资金流动如何催生了欧洲中世纪晚期商业革命的深层动力。 --- 导言:迷雾中的十字路口——金融流动与历史的隐形推手 历史叙事往往聚焦于宏大的政治事件或技术突破,却常常忽略了支撑这些变革的无形基础设施——资本的流动机制。在十字军东征的余波尚未平息之时,东西方之间已然形成了一条由信誉、契约和复杂汇兑网络构筑的金融动脉。本书旨在揭示,在传统上被视为东西方贸易“终点”的欧洲,其金融工具的深刻变革,实则源于对东方,特别是巴格达和开罗金融体系的吸收、适应乃至再创造。 我们考察的焦点并非香料或丝绸的物理运输,而是支撑这些贸易的信用工具——从早期的萨尔夫(Saraf,伊斯兰金融兑换人)体系,到后来影响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汇票”(Charta Cambii)的早期变体。我们挑战了欧洲金融独立起源论,主张中世纪晚期的金融创新,如复式记账法的雏形和早期信贷工具的标准化,是吸收了东方成熟商业实践的结果。 第一部分:黎凡特的信誉引擎:巴格达与大马士革的金融遗产(约 250 页) 本部分将时间线回溯至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之后,重点关注其金融结构的韧性与扩散。 第一章:萨尔夫体系的精妙与局限。 我们细致分析了伊斯兰世界中金融中间人的角色。萨尔夫,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兑换,它涉及复杂的风险评估、远期合约的签订以及跨地域的资金转移。我们通过对开罗热那伊萨(Geniza)文献中零星记载的阿拉伯语商业信函的解读,重建了当时如何通过信托与合伙人网络,实现“无形”的资产转移。这种对个人信誉的高度依赖,为后来的西方票据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信用基础。 第二章:商业契约的语言学考察。 深入研究了叙利亚和波斯地区的早期商业合同文本。这些合同中对利润分配、违约惩罚和中介责任的详细规定,为后来的欧洲行会和商业法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特别关注“认股”机制(Mushārakah 的早期形式)如何在中东的贸易探险中被实践,并随后通过威尼斯与黎凡特贸易代表的接触而被西方所吸收。 第三章:黄金的几何学:货币标准与价值锚定。 分析了迪纳尔(Dinar)在贸易结算中的实际购买力波动,以及它与欧洲拜占庭金币(Solidus)及后来的佛罗伦萨弗罗林(Florin)之间的复杂换算关系。这一章着重探讨了中世纪贸易中心如何通过维持相对稳定的金本位,为长距离贸易提供了必要的“价值锚”,并展示了这种锚定如何影响了欧洲对贵金属的持续需求,从而间接刺激了其内部的开采活动。 第二部分:地中海的渗透:威尼斯、热那亚与金融工具的移植(约 230 页) 本部分聚焦于12、13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分析他们如何将从东方获取的金融理念融入到地中海的商业实践中。 第四章:威尼斯“秘密账户”的诞生。 考察了威尼斯商人如何通过“秘密合伙”(Societas in Comperto)来规避某些法律或宗教上的限制(如禁止高利贷的教会法)。我们认为,这种将投资人和运营者分离的结构,是对早期伊斯兰合伙契约的欧洲化改造。本书首次提出了威尼斯人在黑海沿岸的据点,充当了东方与西方金融知识交流的前哨站的观点。 第五章:汇票:从债务承诺到可转让证券。 核心分析了“汇票”(Bill of Exchange)的起源。不同于传统的观点,本书认为,汇票的“可转让性”(即可以转卖给第三方结算)并非欧洲本土的创新,而是对东方“Hawala”(汇付系统)的简化与法律化。我们对比了13世纪热那亚的贸易信函与同时期巴格达的金融凭证,展示了功能上的对应性。 第六章:信贷的尺度与教会法的博弈。 详细探讨了教会对高利贷的禁令(Usura)如何推动了金融工具的“抽象化”。商人通过将利息隐藏于“汇兑差价”或“服务费用”之中,巧妙地规避了教义约束。这不仅是法律上的规避,更反映了对风险定价机制的深刻理解——即,长途贸易的风险本身就包含了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要求。 第三部分:边际效应与欧洲的内部重组(约 180 页) 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这些跨文化金融工具对欧洲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分配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七章:城市政治中的金融权力。 分析了在佛罗伦萨、锡耶纳等城邦,银行家族(如巴尔迪、佩鲁齐)如何利用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掌控力,反过来干预城邦政治,资助战争,甚至取代了传统的贵族阶层,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资本的流动性,赋予了商人阶层超越土地贵族的权力。 第八章:基础设施的隐形投资。 探讨了国际金融网络如何间接催生了欧洲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为了确保汇票的兑付和资产的安全,城市必须投资于更可靠的港口设施、更严密的治安体系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金融的稳定需求,成为了推动早期国家(或城邦)行政能力提升的潜在驱动力。 结论:一个未完成的全球循环。 本书总结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业革命并非孤立的“文艺复兴”前奏,而是一个复杂的全球金融网络中的一环。它依赖于对黎凡特和拜占庭金融智慧的吸收与再包装。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全球金融体系中,知识与资本的跨文化传播模式。 --- 推荐人群: 专注于中世纪经济史、全球贸易史、金融史以及欧亚文明交流史的学者、研究生及对商业制度变迁感兴趣的读者。本书包含大量一手文献(如贸易往来信函、商业法规翻译)的详细考证与解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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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最初是被作者在学术圈内引发的讨论所吸引而购入的,原以为会是一本相当“硬核”的学术专著,阅读门槛可能会很高。然而,实际体验却出乎意料地流畅。作者在处理复杂概念时,采用了非常清晰的逻辑线索和精准的措辞,即便是对专业术语的介绍也做到了平易近人,这对于非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其叙事节奏的把控,它不像传统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而是懂得在关键转折点上设置悬念或提供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分析框架,让人欲罢不能。例如,对于某个关键时期政策变动的分析,作者没有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压力或内部决策,而是巧妙地将其置于一个多重力量博弈的场域中去考察,这种细致入微的因果链条的梳理,展现了极高的学术功力和叙事匠心。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性”的非中心化路径,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维度重新审视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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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震撼之处,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我对“国家”和“边界”的刻板印象。在以往的认知中,现代国家的主权边界似乎是铁板一块、不容置疑的,但通过对海关这一机构的考察,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张力、不断被协商和渗透的动态过程。作者对关税制度如何成为国家财政的基石,进而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地方割据的对抗,这一过程的描绘,极为深刻。特别是关于“治权”与“主权”在海关体系下的复杂交织,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论证。书中对早期海关雇员——那些中外职员——群像的刻画,也极具画面感,他们是现代性规则的执行者,却也常常是规则的受制者,他们的日常运作,折射出殖民地经验与本土治理模式的激烈冲突。我感觉,这本书与其说是历史书,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治理艺术”的案例研究,其理论启发性是远超学科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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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知识的密度”。这不是那种可以快速翻阅或碎片化阅读的作品,它需要你沉下心来,细细咀嚼每一个段落中蕴含的信息量和论证强度。作者的行文风格是那种严谨而克制的,极少有情绪化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克制,使得每一次关键的论断都显得掷地有声,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关于全球贸易网络如何塑造本土经济结构的分析,它揭示了中国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并非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参与者。对于一些关键历史事件的重新定位,也颇具启发性,比如某个关于税收的改革,在作者的笔下,其意义被提升到了重塑国家与社会契约的高度。这本书无疑是严肃的学术成果,但它传递出的那种清晰、有力的历史洞见,会留在读者心中很久,促使我们对既有的历史叙事产生质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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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新出的历史著作,光是书名就充满了诗意和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不禁遐想连篇。从装帧设计到文字的打磨,都能感受到作者在选题和叙述上花费的心血。我特别欣赏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切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避开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宏大叙事,转而从一个看似微观、实则影响深远的领域——海关的运作——来探讨国家权力的构建与全球联系的建立。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得原本枯燥的制度史变得生动起来。书中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口岸社会生态的描绘,尤其引人入胜,那些关于贸易、走私、以及不同文化碰撞的细节,仿佛把我带回了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作者的史料挖掘能力令人称道,大量运用了档案、私人信件甚至是一些罕见的官方报告,构建了一个立体而有层次感的历史图景。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某个部门的历史,更是一面折射出中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自身定位的镜子。读完后,对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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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一种奇特的“时空错位感”,它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许多“现代”制度,其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曲折复杂。作者成功地将一个通常被视为“技术性”或“经济性”的领域——海关管理——提升到了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层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于特定符号和话语的分析,比如“进步”、“效率”这些词汇是如何在海关的机构语言中被驯化和使用的,以及这些驯化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现代化的想象。这种对意识形态微观运作的捕捉,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肌理。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思考,海关这个“中外共治”的特殊空间,究竟是国家权力被削弱的铁证,还是国家在夹缝中寻求整合与现代化的独特尝试?作者并未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将这个复杂性完全呈现给读者,这份开放性和深邃的思辨性,是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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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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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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