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戊戌变法中——
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
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
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
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
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资料,给出了最为可信的回答。
《戊戌变法史》以变法各方的密信、奏折和日记等各种史料还原了百日维新的每一个扣人心弦的重要时刻。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生导师。曾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80—90年代),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建树。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访问和讲学。2008年9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增订题记
第一章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
一、大量赔款,大量借款
二、瓜分危机,割地狂潮
第二节 清朝封建统治的腐烂
一、财政支绌,“罗掘已空”
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
第三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未成熟的资产阶级
第四节 维新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一、维新思想的先驱
二、经济改革和政治要求
第二章 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活动
第一节 “向西方学习”
一、“忧患百经未闻道”
二、《人类公理》和学习西方
第二节 一次上书和今文经学
一、好《周礼》,尊周公
二、“帝阍沉沉叫不得”
三、“明今学之正”
第三节 培养骨干,著书立说
一、万木草堂
二、《新学伪经考》
三、《孔子改制考》
四、早期的大同思想
第四节 上书言事
一、公车上书
二、《殿试策》
三、三次上书
四、四次上书
第三章 组织学会,发行报刊
第一节 设学会,办报刊
第二节 北京强学会
一、《万国公报》和北京强学会
二、《中外纪闻》
三、北京强学会人物
四、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和改为官书局
第三节 上海强学会
一、上海强学会的成立
二、强学会和中国公会
三、《强学报》
四、上海强学会人物
五、上海强学会的停办和余款移交
第四节 《时务报》
一、《时务报》的创办
二、梁启超和《时务报》
三、《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四、《时务报》改为官报
第五节 《知新报》
一、梁启超来澳筹办报务
二、总理、撰述,多出康门
三、政变前的《知新报》
第六节 严复和《国闻报》
一、天津《直报》
二、《国闻报》
三、关于《天演论》
第七节 学会林立,报刊盛行
一、戊戌时期的主要学会
二、戊戌时期的主要报刊
第四章 湖南的维新运动
第一节 谭嗣同和《仁学》
一、谭嗣同的早期活动
二、《仁学》的写作和版本
三、《仁学》思想剖析
第二节 时务学堂
一、时务学堂的创设和封建势力的破坏
二、时务学堂的影响
第三节 南学会
一、讲演和答问
二、“民智骤开,士气大昌”
三、南学会没有“兼地方议会之规模”
第四节 《湘学报》和《湘报》
一、《湘学报》
二、《湘报》
第五节 湖南新政和新旧斗争
一、鼓励实业,“整顿吏治”
二、“改制”变法和“翼教”、“护圣”
第五章 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救亡图存,“统筹全局”
第二节 保国会
一、保国会的成立
二、保国会形存实散
第三节 关于《日本变政考》
第四节 张之洞和《劝学篇》
一、《劝学篇》与“辟邪说”
二、“旧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五节 “清流”、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
一、“清流”和帝党
二、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结合
第六章 百日维新
第一节 诏定国是
一、光绪的决心
二、“诏定国是”
第二节 戊戌新政
一、新政建议
二、《戊戌奏稿》和《杰士上书汇录》
三、新政“上谕”
四、建议和“上谕”
第三节 新旧斗争
一、新政的施行和后党的阻挠
二、新旧斗争
三、光绪“密诏”
四、伊藤来华
五、戊戌政变
第七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第一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对封建势力的妥协
二、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
第二节 维新与启蒙
第三节 戊戌维新与学制改革
一、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
二、戊戌时期的主要学校
三、京师大学堂
第八章 革命代替了改良
第一节 由维新到保皇
一、“奉诏求救”
二、拒绝和革命派合作
三、“出外国求救”
四、《清议报》
第二节 保皇会和自立军
一、保皇会
二、自立军
三、宣传保皇的报刊
第三节 革命、改良的划清界线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康有为的沉沦
二、《大同书》的成书及其评价
三、推翻清朝成为时代主流
附录 大事记
引用参考书
五、戊戌政变
帝、后两党斗争激烈,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发布“密诏”,筹商对策,康有为等“跪诵痛哭激昂”,看到情况紧急,决定拉拢袁世凯。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什么要拉拢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有“新建军”;袁世凯又惯使两面派手法,迷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力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光绪于9月11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16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当改良派在后党环伺、阴云密布之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商对策,决定拉拢袁世凯。
……
增订题记
《戊戌变法史》自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从它的写作时间来说,那就更早。
还在50年代,我曾出过两本戊戌变法论文集,此后,偶有所得,每加札录。“十年动乱”,曾将已刊、未刊诸作,私下清理:“将论旨赅确,言之成理者,曰新探”;“资料丛脞,持之有故者,曰旧札”。《戊戌变法史》就是在“新探”、“旧札”的基础上,于“四人帮”粉碎不久综合写出的。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不但国外、海外的资料难于寻求,即国内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百废待举”。即使是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大批手稿、函札,也只能在尘封中将《教学通议》、《大同书》手稿以及有关保皇会等资料稍作整理而已。此后,我两赴日本,一去美国,接触到一些前所未见的资料,包括台湾的出版物,觉察戊戌变法有待探讨的课题很多,例如:康有为学习西方和传统儒家学说的关系、《戊戌奏稿》的真伪问题、伊藤博文的来华和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新加坡保存的康有为手札的探研,日本保存的毕永年《诡谋直纪》《井上雅二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问题,还有国内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的史料价值问题,等等,都有进一步求索的必要。从而除撰写专文论列外,对《戊戌变法史》也作了增订,对《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还写出了专书。1998年,是戊戌变法100周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想通过会议,吸取营养,将《戊戌变法史》作最后增订。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对袁世凯和政变的关系提出新问题,也有人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提出疑问。此后,更有人说“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使我感到不能再把增订好的《戊戌变法史》不以“示人”了,从而重加检查,送交出版。增订本的字数,较之前版本增加了二分之一,章节也有一些变动,算是五十多年来我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一个小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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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很好的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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