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当代语言哲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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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荣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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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02067
版次:1
商品编码:12199753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7-01-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当代哲学力图通过思想把握存在的努力,实际上表现为用一种蕴含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来指称世界本体并从而构造哲学语言的努力,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概念王国。原本以语言与存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存在论哲学,却演变成了以存在的意义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哲学。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总是与语言的自我构造交织在一起,但遗憾的是,它们对形上语义的追问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本源处那一度运思,因而不能对人的本真生存状态获得一种现实性的关怀。马克思实践诠释学之所以具有理论上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将之引入社会现实的原则高度上,破天荒地开辟了社会历史的实践性维度,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语言学革命。

作者简介

朱荣英,河南省尉氏人,1987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后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第三、四届校人文社科学部委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州学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全文转载。出版专著8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表述》《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后现代境遇》获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另获河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奖励基金特等奖2项。


《语境之辨:当代语言哲学的多元探索》 引言:探寻意义的深渊与对话的界限 当代语言哲学,犹如一座宏伟的精神殿堂,其核心命题始终围绕着“意义”展开。我们如何理解和表达?语言如何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思想的形成过程又如何受到语言的塑造?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断被追问、被解构,又被重塑。本书《语境之辨:当代语言哲学的多元探索》,旨在拨开笼罩在这些问题之上的迷雾,引领读者深入当代语言哲学领域的核心争论,探寻不同学派思想家们关于语言、意义、认知与世界的精妙洞见。我们并非要提供一个僵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希望展现一场思想的盛宴,一场关于语言本质的持续对话。 第一章:从弗雷格的“思想”到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意义的早期追溯 现代语言哲学的发轫,往往可以追溯到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弗雷格对意义的分析,奠定了逻辑分析哲学的基石。他区分了“意义”(Sinn)与“指称”(Bedeutung),认为句子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更在于其内在的“思想”或“意念”。这一区分,为理解同义反复(如“晨星”与“昏星”)的非平凡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开启了对语言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入探讨。 然而,弗雷格的分析虽然严谨,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语言的理解经历了深刻的转变。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承袭了弗雷格的逻辑实证精神,试图勾勒语言的“图画”(picture theory),认为语言的结构反映着世界的结构。但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语言图景,在面对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时显得力不从心。 进入晚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理论。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在于其与现实世界的固定对应,而是在于其在特定社会实践中的“使用”。语言不再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而是嵌入在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中的一种活动。理解一个词或一句话,就是要理解它在特定语境下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所参与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这一范式转变,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哲学的视野,将研究的重点从抽象的逻辑结构转向具体的语言实践,为后续的语境主义思潮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章:蒯因的“思想整体主义”与“意义不确定性”——挑战传统的语义根基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W.V.O. Quine)作为20世纪分析哲学的巨匠,对传统的意义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他著名的“意义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论证,指出对于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的翻译方案,而没有任何一个方案是绝对正确的。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翻译理论本身的、确定的“意义”可以被翻译。 更进一步,蒯因的“思想整体主义”(holism of the mental)认为,我们的信念和知识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单个的信念都无法孤立地接受经验的检验。经验是作用于整个信念网络的。这与传统的“原子论”意义观(认为每个词语都独立地拥有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蒯因的观点,直接瓦解了许多传统语义理论的基石,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依赖的意义检验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他的思想,促使语言哲学家重新审视意义的来源、知识的构成以及语言与经验世界的复杂关系。 第三章: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与“语言行为”——言语的行动性 约翰·兰肖·奥斯汀(J.L. Austin),与维特根斯坦一道,被视为日常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奥斯汀敏锐地观察到,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不仅仅是描述事实、陈述观念,更是一种行动。他在《如何做事——言语的行动》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 奥斯汀区分了三种不同层面的言语行为: 1. 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指说出具有特定意义和指称的词语或句子的行为本身。 2. 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指说话者在说出话语时所意图执行的行动,例如请求、命令、陈述、承诺、警告等。这是言语行为的核心。 3. 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指说话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例如说服、惊吓、打动等。 奥斯汀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功能的理解。他强调,理解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必须考察说话者在特定情境下使用它的“意图”或“功能”。这进一步凸显了语境在意义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将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从纯粹的逻辑意义延伸到社会实践的意义。 第四章:塞尔的“模态与力度”——言语行为的精细化分析 约翰·塞尔(John Searle)作为奥斯汀的杰出学生和继承者,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发展。他引入了“模态”(modality)和“力度”(force)的概念,进一步区分了不同言语行为的性质。 塞尔认为,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如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具有不同的“说话力度”,这决定了听话者如何理解和回应。例如,仅仅说“门开了”可以是一种陈述,也可以是一种请求(希望别人关门),或者是一种警告(有危险)。说话的力度,往往需要通过语音语调、面部表情、手势以及更广泛的语境来判断。 塞尔还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类,例如他提出的“指示性”(directives)、“陈述性”(assertives)、“承诺性”(commissives)、“表达性”(expressives)和“宣布性”(declarations)等,为理解不同类型的语言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他的理论,为分析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交际意图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第五章:格莱斯“会话含义”的揭示——语言背后的合作原则 保罗·格莱斯(H.P. Grice)以其“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为理解语言交际的微妙之处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人们在交谈中并非仅仅是字面意义的传递,而是遵循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合作原则的四大准则包括: 1. 数量(Quantity):提供信息量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 2. 质量(Quality):说真话,避免说虚假或缺乏证据的话。 3. 关联(Relation):说话要有关联,说与当前话题相关的内容。 4. 方式(Manner):清晰、简明、有条理地说话,避免含糊和歧义。 当说话者有意或无意地违反这些准则时,听话者会试图从中寻找“会话含义”,即字面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例如,当A问B“你觉得彼得怎么样?”B回答“他是一个非常准时的迟到者”,B似乎违反了“质量”准则。听话者会推断,B可能是在暗示彼得虽然准时(例如,总是准时收到迟到的通知),但本质上仍然是迟到的。 格莱斯的研究,揭示了人类交际的复杂性和推理性,强调了语境、共同知识以及说话者意图在意义理解中的不可或缺性。 第六章:语境主义的兴起与多样化——意义的流动性与情境依赖 在上述思想的推动下,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逐渐成为当代语言哲学中一股强大的思潮。语境主义者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高度依赖于具体的语境。这包括: 指称语境(referential context):例如指示代词“这”或“那”,其指称对象完全取决于说话时所指向的事物。 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说话人的身份、与听话人的关系、社会规范等都会影响意义的理解。 心理语境(psychological context):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的信念、知识背景等。 情境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具体的时空、事件发生的环境等。 以哲学家如尼尔·弗德里奇(Nino Torrefranca)、伊丽莎白·安斯库姆(Elizabeth Anscombe)和雷·吉瓦尔(Ray Gipper)等人的工作为例,他们进一步细化了语境对意义的影响。例如,关于“知道”的定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我们对“知道”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一个常识性的“知道”和一个科学研究中的“知道”,其严格程度和验证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语境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语言哲学研究从对抽象意义的追求转向对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作的深入分析。它承认语言的开放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并致力于揭示这些特性是如何被人类社会实践所塑造和利用的。 第七章:意义的共享与个体差异——语言的社会性与认知视角 尽管语境主义强调意义的依赖性,但语言的社会性仍然是其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我们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共享的语言系统、共同的知识背景以及社会规范。 然而,个体在理解和使用语言时,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个体的经验、认知能力、情感状态以及所属的社会群体。一些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的“个性化”方面,探讨个体如何在其独特的语境中赋予词语和句子以特定的、有时甚至是私人的意义。 第八章:跨学科的对话——语言哲学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的融合 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哲学内部的争论,而是越来越积极地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为理解语言的处理过程、意义的表征以及语言的习得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 例如,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就将语言视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隐喻、意象图式等认知机制在语言结构和意义形成中的作用。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不仅丰富了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也为理解语言的本质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视角。 结论:通往理解的无尽旅程 《语境之辨:当代语言哲学的多元探索》旨在提供一个关于当代语言哲学核心议题的概览,从早期对意义的逻辑分析,到后期对语言实践、语境依赖以及社会性的深入探讨。我们看到了从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再到蒯因、奥斯汀、塞尔和格莱斯等思想家们不断推进的思考,以及语境主义思潮的崛起。 本书并非要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因为关于语言和意义的探索,永远没有终点。恰恰相反,它的价值在于呈现了这场思想的动态过程,展示了哲学家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以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艰难而又坚定地追寻着对语言本质的理解。通过对这些不同思想的梳理和呈现,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他人、理解自身的关键。在这场无尽的理解旅程中,语境永远是那个不可或缺的指南针。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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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版和文字的运用上看,这本书有一种独特的“学术美感”。它不是那种追求哗众取宠的通俗读物,而是那种需要你反复咀嚼、甚至需要准备笔记本来仔细推敲的著作。作者的句式结构往往是层层递进的复句,充满了精准的术语嵌入和精确的逻辑衔接。这对于专业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享受,因为这意味着作者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大量的概念辨析工作。然而,对于初次接触相关理论的读者,这可能构成一定的阅读门槛。不过,我认为这种“密度”是必要的,它反映了作者对复杂问题的尊重。那些关于“实践的辩证法在后真相时代的有效性”的讨论,需要读者完全投入到其构建的概念体系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其论证的精妙之处,这种对智力挑战的邀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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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论证风格显得尤为老辣,它仿佛拒绝接受任何二元对立的简化。作者在处理诸如“主体性构建与语言结构决定论”这类哲学难题时,表现出一种近乎矛盾的审慎。它一方面承认语言结构和意识形态范畴对个体经验的巨大塑形力,这明显带有某种后结构主义的色彩,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坚决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集体行动和意识的能动性,语言的“异化状态”是可能被超越的。这种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使得全书的论述充满了活力,避免了陷入宿命论的泥潭。这种精妙的平衡把握,让我想起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的笔法,那种既深陷困境又试图从中突围的理论姿态,让人读来既感到压抑,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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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有力,那种深沉的蓝与象征着思想碰撞的金色字体搭配,初看便给人一种严谨而又富有思辨性的感觉。我翻开目录时,首先注意到了章节安排的逻辑层次。它似乎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教科书式梳理,而是以一种更像是“问题链条”的方式展开。第一部分着重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早期阐述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式”挖掘,探讨了异化劳动与符号生产之间的复杂张力,这部分内容处理得非常扎实,避免了生硬地将现代概念套入历史文本的陷阱。尤其是作者对青年马克思手稿中那些尚未完全成型的哲学概念的重构,展现出极高的文献敏感度和理论洞察力。我个人认为,对于那些希望追溯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语言观的源头,并理解其如何与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进行微妙的对话的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基石。它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引用,而是试图在历史语境中激活那些沉睡的文本张力,为理解当代语境下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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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的中间章节,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从理论回溯到现实批判的流畅过渡。作者并没有沉溺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将宏大的理论框架巧妙地嫁接到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之中。比如,关于“数字劳动与表征权力的关系”的探讨,简直是切中时弊。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批判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传统范式,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算法主导的媒介环境中,语言和意义是如何被编码、过滤和异化的。这种分析不是简单的技术批评,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在后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战场是如何从工厂转移到屏幕之上,以及符号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被新的权力主体所攫取的。尤其欣赏它对“拟像”与“符号暴力”的结合论述,它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解构当前社交媒体上信息流的内在逻辑。这种结合了批判理论的锐利与对当代媒介生态的敏锐捕捉的写作风格,使得全书保持了极高的现实关怀和理论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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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对“解放”这一核心命题的持续追问,尽管它被包裹在极为复杂的语言学和哲学语境之中。本书的最后部分,明显转向了对未来“言说共同体”的构想。它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乌托邦蓝图,而是探讨了在现有权力结构下,如何通过对日常话语的“能指链条”进行解构和重组,来实现某种程度的“语言主体性的回归”。作者将目光投向了边缘群体的“非标准语言”和“抵抗性叙事”,并试图论证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的言说形式,恰恰蕴含着突破现有符号霸权的潜在力量。这种立足于微观的、具体的“言说抵抗”来呼应宏大解放目标的写法,非常高明。它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议题,最终落脚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如何使用和挑战他所处的语言环境,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行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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