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力图通过思想把握存在的努力,实际上表现为用一种蕴含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来指称世界本体并从而构造哲学语言的努力,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概念王国。原本以语言与存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存在论哲学,却演变成了以存在的意义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哲学。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总是与语言的自我构造交织在一起,但遗憾的是,它们对形上语义的追问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在本源处那一度运思,因而不能对人的本真生存状态获得一种现实性的关怀。马克思实践诠释学之所以具有理论上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将之引入社会现实的原则高度上,破天荒地开辟了社会历史的实践性维度,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语言学革命。
朱荣英,河南省尉氏人,1987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后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第三、四届校人文社科学部委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州学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3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全文转载。出版专著8部,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表述》《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后现代境遇》获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另获河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奖励基金特等奖2项。
从排版和文字的运用上看,这本书有一种独特的“学术美感”。它不是那种追求哗众取宠的通俗读物,而是那种需要你反复咀嚼、甚至需要准备笔记本来仔细推敲的著作。作者的句式结构往往是层层递进的复句,充满了精准的术语嵌入和精确的逻辑衔接。这对于专业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享受,因为这意味着作者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大量的概念辨析工作。然而,对于初次接触相关理论的读者,这可能构成一定的阅读门槛。不过,我认为这种“密度”是必要的,它反映了作者对复杂问题的尊重。那些关于“实践的辩证法在后真相时代的有效性”的讨论,需要读者完全投入到其构建的概念体系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其论证的精妙之处,这种对智力挑战的邀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评分这本书的论证风格显得尤为老辣,它仿佛拒绝接受任何二元对立的简化。作者在处理诸如“主体性构建与语言结构决定论”这类哲学难题时,表现出一种近乎矛盾的审慎。它一方面承认语言结构和意识形态范畴对个体经验的巨大塑形力,这明显带有某种后结构主义的色彩,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坚决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集体行动和意识的能动性,语言的“异化状态”是可能被超越的。这种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使得全书的论述充满了活力,避免了陷入宿命论的泥潭。这种精妙的平衡把握,让我想起了一些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的笔法,那种既深陷困境又试图从中突围的理论姿态,让人读来既感到压抑,又充满希望。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有力,那种深沉的蓝与象征着思想碰撞的金色字体搭配,初看便给人一种严谨而又富有思辨性的感觉。我翻开目录时,首先注意到了章节安排的逻辑层次。它似乎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教科书式梳理,而是以一种更像是“问题链条”的方式展开。第一部分着重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早期阐述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式”挖掘,探讨了异化劳动与符号生产之间的复杂张力,这部分内容处理得非常扎实,避免了生硬地将现代概念套入历史文本的陷阱。尤其是作者对青年马克思手稿中那些尚未完全成型的哲学概念的重构,展现出极高的文献敏感度和理论洞察力。我个人认为,对于那些希望追溯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语言观的源头,并理解其如何与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进行微妙的对话的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基石。它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引用,而是试图在历史语境中激活那些沉睡的文本张力,为理解当代语境下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评分阅读本书的中间章节,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从理论回溯到现实批判的流畅过渡。作者并没有沉溺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将宏大的理论框架巧妙地嫁接到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分析之中。比如,关于“数字劳动与表征权力的关系”的探讨,简直是切中时弊。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批判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传统范式,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算法主导的媒介环境中,语言和意义是如何被编码、过滤和异化的。这种分析不是简单的技术批评,而是深刻地揭示了在后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战场是如何从工厂转移到屏幕之上,以及符号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如何被新的权力主体所攫取的。尤其欣赏它对“拟像”与“符号暴力”的结合论述,它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解构当前社交媒体上信息流的内在逻辑。这种结合了批判理论的锐利与对当代媒介生态的敏锐捕捉的写作风格,使得全书保持了极高的现实关怀和理论穿透力。
评分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对“解放”这一核心命题的持续追问,尽管它被包裹在极为复杂的语言学和哲学语境之中。本书的最后部分,明显转向了对未来“言说共同体”的构想。它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乌托邦蓝图,而是探讨了在现有权力结构下,如何通过对日常话语的“能指链条”进行解构和重组,来实现某种程度的“语言主体性的回归”。作者将目光投向了边缘群体的“非标准语言”和“抵抗性叙事”,并试图论证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的言说形式,恰恰蕴含着突破现有符号霸权的潜在力量。这种立足于微观的、具体的“言说抵抗”来呼应宏大解放目标的写法,非常高明。它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议题,最终落脚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如何使用和挑战他所处的语言环境,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行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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