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为底本,完整“补辑本”首次整理出版,《楚辞》研究必备。
《楚辞集解》是明代zui有影响的一部楚辞著作。汪瑗集解,其侄汪仲弘补辑。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等其他诸家不收。包括《离骚》两卷,《天问注补》两卷,《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各一卷;另有《楚辞蒙引》两卷,《考异》一卷;前有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汪瑗《自序》、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由》、《楚辞大序》、《楚辞小序》。《楚辞集解》表现出汪瑗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他重视文本阅读,主张以文本研究作品及作者;他不拘传统,提出新说。《楚辞集解》的解说带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的思想倾向和开放的时代新风气,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表现出实学思潮的新特征。此次整理,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万历四十六年刊本为底本,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为校本。
汪瑗,字玉卿,徽州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于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师从明儒归有光,归有光对其甚为赞赏:“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辞,恬澹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精五经,通六艺,能歌诗、古文辞,注‘李杜’、‘南华’文,注《离骚》。”(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有《楚辞集解》《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杜律五言补注》等著作。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黄靈庚)
前言(熊良智)
楚辭集解序(焦竑)
楚辭集解序(歸有光)
自序(汪瑗)
楚詞集解補紀由(汪仲弘)
楚辭大序
楚辭小序
楚辭集解目録
楚辭集解離騷卷
離騷
楚辭集解九歌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註補
天問註補引(汪仲弘)
天問註補卷之上
天問註補卷之下
楚辭集解九章卷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楚辭集解遠遊卷
遠遊
楚辭集解卜居卷
卜居
楚辭集解渔父卷
漁父
楚辭蒙引
離騷蒙引目録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離騷篇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離騷篇
楚辭考異
附録
楚辭集解書目著録
前 言
一
《楚辭集解》是明代最有影響的一部《楚辭》著作。作者汪瑗,據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歙縣志》卷九《人物》所載:
汪瑗,字玉卿,叢睦人。邑諸生,博雅工詩,見服於弇州、歷下,著有《巽麓草堂詩集》、《李杜合註》、《楚辭註解》諸書。
汪瑗的生年不詳,生活時代大致處於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根據焦竑萬曆四十三年《楚辭集解序》:“君(汪瑗)既逝之五十年,其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屬余爲弁。” 萬曆四十三年爲公元一六一五年,“逝之五十年”上推,即汪瑗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一五六六年。汪瑗的小兒子汪文英在萬曆四十三年所作《天問註跋》也敘述身世: “不肖夙遭憫凶,甫離襁褓,先人即捐館舍。” 其父 “中道摧折”,生壽不長,汪瑗或與嘉靖王朝相終始。
汪瑗生活的叢睦,屬明代商業最繁榮的徽州,亦商亦士的風尚十分顯著,與汪瑗同鄉,作過明朝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就曾説:
新都三儒一賈……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餉其利,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不萬锺則千駟,尤之能轉轂相巡。豈其單厚計然乎哉!(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海陽處士仲翁配戴僅合墓志銘》)
汪瑗的家族背景也多相似,其姪汪仲弘有述:
當先王父時,囊槖稍饒,首以詩書爲吾宗掃雲陸。大父承先志,凡古圖書經傳,不靳傾貲蓄之。伯父瑗,幼而穎,治經餘暇,肆其力於藏書,弗令太父知也。毘陵、震澤時以經術擅海内,大父飾羔雁,俾從之游。(汪
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
看來,汪氏家族嚮學主要是從祖父時代開始的,其父東山先生(《楚辭蒙引》“藑茅”條:“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説”。)大力推揚,不僅大力建置“圖書經傳”,還送汪瑗兄弟師從名儒歸有光,這一年大概是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所謂“庚子,公(汪瑗)從太僕居鍾山”,(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註述》)期望兄弟二人能就“經藝顯”。可是,汪瑗兄弟嚮往 “詩、古文辭學”,無意功名。“學就而返” 後,遭到了父親的責備。於是汪珂“挾筴而賈游”,作了商人。汪瑗“屈首經藝,試數冠諸生”,參加科舉,但最終仍“不得於時”,“未嘗掛尺組,沾斗祿”。(汪文英《天問註跋》)也就是四十歲左右,汪瑗作出大膽絶意科舉仕進的行動:“又憤脩文不逹,四十空馳,深負庭幃,夜起燃燭,取舉子業,悉付祖龍。”(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詩註述》)
歸有光對汪瑗甚爲讚賞,敘述學業之事:“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辭,恬澹自修,不慕浮艷,優游自適,無意功名,以著述爲心。”“精五經,通六藝,能歌詩、古文辭,註《李》《杜》、《南華文》,註《離騷》。”(歸有光《楚辭集解序》。) 歸有光所言汪瑗註《南華》,今不可見。註《李》《杜》則爲兩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二:“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萬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以李诗之合唐律者为正律,合古律者为變律,故曰辨註。又有《杜诗律註》与并行。”《杜诗律註》今作《杜律五言补註》,見於馬同儼、姜炳炘《杜詩版本目録》,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臺灣大通書局一九七四年影印《杜詩叢刊》收入。所註《離騷》,則指汪瑗所著《楚辭集解》。歸有光《楚辭集解序》作於嘉靖戊申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五四八年。則上述汪瑗著述當完成於是年之前。只是至今傳世僅《楚辭集解》、《杜律五言補註》二種。《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現存於日本内閣文庫,以《李詩五言弁律》一卷著録,“編者汪瑗,校訂者汪仲弘”,明萬曆四十一年。
《千顷堂書目》卷二十七另著録“汪瑗《巽麓草堂詩集》”,今亦不存。不過,有幸還能在清人閔麟嗣所撰《黄山志》卷六看到汪瑗《天都詩》一首及參與天都詩社的文學活動。陳有守的《天都社盟詞記載了這次結社活動:“嘉靖壬寅(一五四二)秋月,有守與王子亮卿過鄭子思祁高唐西望兹山,悠然興懷,倡興雅社。折簡同志,期以九月登高修好。於時踐約者凡十有六人:爲程子自邑、江子廷瑩、民璞、余子復初、汪子玉卿、王子子容、方子際明、子瞻、定之、鄭子子金、文仲、思道、程子汝南、亮卿、思祁及有守從焉。”《天都詩》可能是汪瑗參加這次活動留下的作品:“青壁高千尺,黄山第一峰。芙蓉落天鏡,丹雘耀雲松。石室留僊竈,金沙駐玉容。倘從軒後去,白日駕飛龍。”
二
《楚辭集解》是汪瑗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全書僅及《楚辭》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以及漢代諸家概被删除。包括《離騷》卷,分为两部分,《九歌》、《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各自爲卷。《天問》因有萬曆四十三年刻本和四十六年刻本兩個系統,内容分卷皆有不同。初刻本以《天問初解》一卷,四十六年刻本則有《天問註補》上下两卷。所以舊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或八卷,略有差異,或因其書著録計卷方法各有不同。其書另有《楚辭蒙引》卷上、卷下,《考異》一卷。又輯録前人有關《楚辭》總論、書序,爲《楚辭大序》,有關楚辭各篇評論、題解,則題爲《楚辭小序》。
書名集解,或是因爲輯録了古代各家《楚辭》相關序論,汪瑗解説屈原各篇詩歌,採録和借鑑古代最重要的王逸、洪興祖、朱熹三家楚辭學著作。汪瑗在《楚辭考異》序中説:“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略載其説。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内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者皆删去,不復綴之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覧。”比如,《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汪瑗:“按:虙妃,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虙妃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而失彼。朱子既辯蹇脩爲羲臣之非,而《集註》又解虙妃爲羲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高辛之妃,二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虙妃爲伏羲之妃也,非女也。”不過,汪瑗的解説,常常對諸家多有辨正。比如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王逸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古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孰謂屈子遠去之爲悲哉?”
《楚辭集解》特色鮮明,表現出獨特的《楚辭》文學思想和批評方法。作者汪瑗重視文本閱讀,主張以文本研究作品,研究作者及其思想情感。他説:
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己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即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己之聞見論屈子。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亦疏矣。(《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
於是,汪瑗不拘於傳統,提出新説。他以離騷中靈氛勸去,巫咸告以吉,亂辭以“何必懷乎舊都”終結,認爲屈原最終離開楚國。又專論《屈原投水辯》,認爲“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耳。”他引“《楚辭》言彭咸凡七見”,“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而《惜往日》説“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絶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此表明屈子“立言之意”:“此章承上言己無罪見尤,誠可憤恚,遂欲臨淵自沉,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已矣。壅君不明,情冤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所以,他説:“下二句明己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以文本爲依據,批評前人誤解,“但照本文,詞理不順,似爲牽強曲解,非屈子本意也。”這些都與歷來關於屈原身世、人生的傳統觀點截然不同。遭到四庫館臣嚴厲斥責:“(汪) 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説,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 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屈原) 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聞吕望之解舟》詩李壁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也。”(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二六九頁)四庫館臣指出《楚辭集解》兩例觀點的錯誤,可謂一鍼見血。但由此而斥《楚辭集解》“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則以偏概全,有失公允。游國恩先生就正本清源,在《楚辭註本十種提要》中據實辯正。指出:“他(汪瑗)所提出的 “新説”,有些固然是“臆測之見”,但也有不少卓越見解。”(游國恩《屈原》,中華書局,一九八○年,第八十六頁) 條分縷析地梳理了汪瑗的發明創説。比如以《禮魂》爲《九歌》“前十篇之亂辭”;認爲《九章》《哀郢》是因頃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破郢所作;《離騷》“昔三后之純粹”中“三后”爲“楚之先君”,“夏康娱以自縱”中,“康娱”二字“猶言逸豫也”,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爲“配偶神”。這些均先後得到學界的認同,稱爲王夫之、戴震以及閔齊華《文選瀹註》的創見。可是按照時代的先後,皆當肯定爲汪瑗創説。一九八三年,金開誠、葛兆光二先生聯名在《文史》發表專文《汪瑗和他的〈楚辭集解〉》,進一步系統地加以闡述和肯定。
當然,《楚辭集解》的新説不止於上述觀點。比如,關於“端午”的起源。夏曆五月五日古來有種種傳説,而龍舟競渡,哀祭屈原是六朝以來的傳説。古人已有質疑:“南方民又競渡,世謂屈(原)沉汨羅之日,並檝拯之,在北舳艫既少,罕有此事。”“或曰開懷娱目,乘水臨風,爲一時下爲之賞,非必拯溺。”(杜臺卿《玉燭寶典》,《諸子集成補編》[三],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六三六—六三七頁)汪瑗則明確否定“端午”緣於哀祭屈原,認爲乃是古之遺俗。他説:
今觀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以至於吴、越、甌、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决知其爲古之遺俗,而非肇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爲然也。(汪瑗《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萬曆四十六年刊本)
聞一多以文化人類學方法作了更加細密的考證,在《端午考》中指出:“我們可以推測,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長江中下游吴越民族的風俗。自東漢以來,吴越地域漸被開闢,在吴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對流中,端午這節日纔漸漸傳播到長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聞一多全集》[一],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第二二四頁)這裡,筆者並無意證明聞一多先生研究與汪瑗觀點的關係,只是認爲他的思考,既有創新,又有合理之處,才能得到學界研究的印證。又如《天問》末句:“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以“堵敖”爲“楚賢人”,柳宗元以爲“大謬”,洪興祖則確認爲 “堵敖” 乃楚文王的兒子。但是,何以名曰 “堵敖”,柳宗元、朱熹等皆以爲楚人禮俗:“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 汪瑗徵引楚王中多位稱敖的史實,破其舊説。認爲“堵敖囏爲王五年,爲弟惲所殺。既五年矣,仍曰未知君而死,恐非。楚康王之立三年,爲叔公子圍所弑,亦曰郟敖。” 他進而解釋《天問》末句的史實和意旨:“二句言弟惲,即成王也。惲既殺兄自立,當時有以忠名之者。屈子怪而問之。” 又釋其字詞:“試,當弑,聲畫相近而誤也。一作議,一作試,俱非。予、與同。自予,自取也,謂殺其兄而自立也。上,君也。兄既爲君,則惲乃臣矣,故曰弑上。”(汪瑗《天問初解》,《楚辭集解》汪文英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第一册,第一○ ○頁) 汪瑗的解説,清代毛奇齡《天問補註》有其印證。而游國恩先生《天問纂義》勘比諸家,亦可證明其觀點的價值:“按《楚世家》,文王卒,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伐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則此實問堵敖與成王之事”。“試者,古通作弑。王闓運得其義。”“試上自予,謂惲弑兄自立也。”(游國恩主編《天問纂義》,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四八五頁)
《楚辭集解》的解説帶有鮮明的市民文化的思想傾向和開放的時代新風氣(參拙著《明人汪瑗在楚辭研究中的貢獻》,《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三期),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表現出的實學思潮的新特徵。汪瑗反對將詩歌簡單地當作政治諷諫的附庸,一味追求其中的微言大義,他多次提出要“輕看”,要從生活出發。他説:
吾嘗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貼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即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於古可也。古人之文蓋即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之文人必探賾索隱之爲哉?(《楚辭蒙引?紉》)
對前人解釋屈原的名字,他説:“此章‘攬揆’、‘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取個好名字耳。”(《楚辭蒙引正則?靈均》)而《九歌》的題解最能表現出他的文化思想傾向:
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題目漫寫己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説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爲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爲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不可以爲無意也,亦不可以爲有意也。昔人謂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
《楚辭集解》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風氣,主要反映在萬曆四十六年刻本收入的汪仲弘的《天問註補》中。《天問註補》在解説《天問》之時,全書先後繪制十幅圖:《圜則九重圖》、《南北二極圖》、《山海輿地全圖》、《十二支宫屬分野宿度圖》、《日月五星周天圖》、《太陽中道之圖》、《太陰九道之圖》、《列星圖》、《明魄晦朔弦望圖》、《古今州域新舊河道輿圖》。汪仲弘在《凡例》中解釋圖的來源:“今即保章之所頒布,與群書之所繪行明以示人者,共分十圖,倣以繪之。” 書中也多以天文、律曆、地理、輿地、州域等自然科學知識解説,這在《楚辭》研究中也可謂之創舉。姜亮夫先生評價説:“古今考論屈賦,尚未見專圖……皆有蓽路藍縷之功。”(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新版,第四○ 一頁)在這些圖示之中,《天問註補》還引入西方天文學知識,《圜則九重圖》、《山海輿地全圖》等就是直接採用利瑪竇的繪圖及其解説。“自昔言天者,以天爲陽數之極,類以九稱之。其稱九重也,從無九層隔别之説,亦無各重稱謂之名。自利山人以西庠天文傳于中國,喜異者爲之繪圖以行。然古有回回九執曆,亦入靈臺,而耶律諸人亦自夷産,則此西庠所傳或一道也。因依式繕圖,附其説於後。”汪仲弘交待《九重天圖》來自利馬竇所傳天文學説。書中還直接引用了利瑪竇的“圖説”:“余嘗留心量天地法,從大西庠天文諸士討論已久,兹述名數以便覧焉。或問地球必九重天之星遠大幾何?……”《明史?天文志》也載述了西洋學説的傳入,并説:“《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黄”,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説,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張廷玉等撰《明史》二,中華書局,一九七四,第三四○頁)四庫館臣在利瑪竇乾坤體義提要中言其與《天問》相同之處:“以七政、恒星天爲九重,與《楚辭?天問》同。”(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八九四頁)汪仲弘又在“九天之際” 問後説:“邵子之説固是。但天地自相依附之外,又何所倚耶?其氣無涯,而無涯之外又何如耶?宋儒徒以理言,亦不能使人昭然也。非獨不能使人昭然,吾恐宋儒徒能言之於口,亦未能飛出乾坤之外以觀覽之,又安能豁然於心也。”這種“乾坤之外”的“觀覽”,正是西方自然科學的傳入帶來的視野,在《楚辭》研究中顯示出的新時代氣息。
不過,《楚辭集解》的新説中確有不少缺乏事實根據的主觀推測,甚至毫無依據質疑文本,擅自徑改文獻,以發揮自己的闡釋。如: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他認爲:承前“赤水”而言,“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於是,他就直接將《離騷》此句文本改爲“路不周以右轉兮”。《懷沙》“常度未替”,直接將“未”改作“永”字。《悲回風》直接將“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虚僞之可長”四句,由原來第二章移爲第三章。他的理由很簡單:“此簡舊在首章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
三
我們知道《楚辭集解》的刻本在明代有兩個系統:即萬曆乙卯年(一六一五)汪文英刻本,戊午年 (一六一八年) 汪仲弘刻本。其書著録歷來都有差異,《千頃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又《蒙引》二卷。《澹生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七册,《楚辭蒙引》二卷,二册。《明史?藝文志》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楚辭類》存目著録:《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善本書録》著録:《楚辭集解》八卷,卷首一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天問註補》二卷。《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天問註補》二卷。 細檢明刻原本,知乃諸家所録刻本與計卷方式不同。前四家著録系汪文英刻本,是此書的初刻本,而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録爲汪仲弘刻本,因有《天問註補》二卷,書中各卷題“汪仲弘補輯”,我們稱爲“補輯本”。
兩個刻本系統的内容不同,主要指卷首的三個序和《天問》註解的差異。卷首的三個序,即歸有光嘉靖戊申二十七年(一五四八)所作《楚辭集解序》、汪瑗《自序》和汪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仲弘《紀由》屬補輯系統。歸《序》和汪瑗《自序》理當初刻所有,但是,筆者從上海圖書館藏所見,以及浙江圖書館藏初刻本,均不見歸、汪二《序》。汪瑗之侄汪仲弘又在補輯本中記述:
《天問註補》將竣,從兄英(汪文英)子麟(汪麟)自新都攜歸太僕《楚詞序》、伯父《自序》暨《送伯父游豫章》二序至廣陵,云“自敗篋中檢獲”。余始疑之,閲其詞,婉然伯父口吻。太僕《序》中所敘悃窾,又先君(汪珂)庭居時以示余,而人未之知者。……且數《序》藏篋中數十年,從兄索之不得,今《補註》竣役乃得之。
據此,初刻本無歸《序》與汪瑗《自序》,只在刊補輯本時才於檢獲之後補刻。再從日本小南一郎教授調查日本所藏《楚辭集解》的情況分析。他認定爲第一類(初刻)的三個本子:京都大學乙本、内閣本、小田切本也都無歸、汪二人之《序》,這證明汪仲弘所述並非虚言。因爲古書之佚、殘缺雖爲常事,尚不至國内外所藏本子殘缺的内容都完全一樣。相反,作爲補輯本,無論是日本所藏國會圖書館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或是國内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藏本都有歸、汪二《序》,以及汪仲弘《紀由》。另外,屬於補輯系統的日本京都大學甲本,雖缺歸《序》,卻都存有汪瑗《自序》、汪仲弘的《紀由》。所以,有的學者認爲歸、汪二序初刻應有,只是我們所見本子亡佚了,這個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天問》註解,初刻本只有汪文英稱爲“初解之書”,即汪瑗在朱熹《楚辭集註?天問》篇上二十條批註。補輯本則有完整的天問註補卷之上、卷之下二卷。題作“新安汪仲弘畸人甫補註”。由於汪瑗的兒子汪文英在《楚辭集解》初刻本《天問註跋》中説汪瑗“天問之註爲近屬輩藏匿”,而萬曆四十六年刊本又爲汪仲弘刻,其原書《集解》各篇及《蒙引》兩卷,汪仲弘並無一字增添,徑直題 “姪仲弘補輯”。有學者指認汪仲弘就是汪文英所稱藏匿汪瑗《天問》註的“近屬輩”,認爲萬曆四十六年補輯本中《天問註補》“即汪瑗《楚辭集解?天問卷》也。”但就《天問》初解與《天問註補》比較,《天問註補》確有采用汪瑗《天問》初解中的説法與材料。不過無論是天問註補的體例、内容、方法,都與《楚辭集解》有不同,有的觀點與汪瑗更是鍼鋒相對,甚至直接駁斥《天問》初解的説法。(詳參拙文《楚辭集解刻本的幾個問題》,《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因此,汪仲弘是否藏匿汪瑗《天問》註的“近屬輩”無法確指,但補輯本《天問註補》絶不會就是汪瑗《楚辭集解》的《天問卷》。
《楚辭集解》的現代版本,可能以日本學界整理爲最早。日本株式會社同朋舍於昭和五十九年(一九八四)八月出版了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楚辭集解》。這是《楚辭集解》初刻本與補輯本整理組合的影印本,京都大學的小南一郎教授大概是整理此書的主持者。他在《解説》中介紹:“這裏影印的《楚辭集解》,以京大甲本爲主體,不過如附表所示,京大甲本有很多殘缺部分,其殘缺中前面的焦竑《序》與歸有光《序》,以及最後的《蒙引》與《考異》,由國會圖書館本來補充。中間的《九歌》篇到《天問》篇部分由京大乙本補上。”(小南一郎《解説》,第四十頁,株式會社同朋舍昭和五十九年) 這個版本的内容和原來明刻本都不同,包括《集解》、《蒙引》、《考異》各卷内容,《天問》部分是採入的初刻本中《天問》初解。“序” 則收入了補輯本才有的歸有光《楚辭集解序》、汪瑗《自序》、汪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
熊良智
二〇一六年夏,識於成都狮子山閑靜堂
这本书的出现,无疑填补了我对《楚辞》理解上的一些空白。在此之前,我虽然接触过一些《楚辞》的版本,但总觉得隔靴搔痒,未能真正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深邃意境。然而,这本《楚辞集解》的问世,如同一缕清风,吹散了我心中的迷雾。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作为一本集解的学术严谨性,更在于其卓越的文学解读能力。作者并非生搬硬套地进行文字释义,而是能够深入挖掘文本的深层含义,将屈原先生那些饱含激情的诗篇,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解读,使得读者能够体会到字里行间的愁绪、愤慨与理想。我最喜欢的是,书中对于诗歌意象的分析,总能挖掘出其多层面的含义,并与其他文献进行比对,展现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对“椒兰”的解读,不仅解释了其作为香草的本义,更将其引申为诗人高洁的品德象征,这种层层递进的解读方式,让我对《楚辞》的理解更上一层楼。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古典文学略有涉猎的爱好者,我一直觉得《楚辞》是难以逾越的高峰。那些奇诡的想象,深沉的情感,以及古奥的语言,常常让我望而却步。直到我翻开了这本《楚辞集解》,才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这本书的编纂者显然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仅是将原文搬了出来,而是用一种极其严谨又充满温度的方式,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楚辞殿堂的桥梁。书中对每一篇辞章的解读,都力求做到“有据可循”,无论是字词的训诂,还是典故的考证,都引用了相当多的古籍,并且列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让读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还能了解到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集解并非是冷冰冰的学术堆砌,作者在解读过程中,时常会融入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使得那些几千年前的诗句,重新焕发出动人的光彩。我尤其喜欢他对《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解读,那份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情怀,穿越时空,依然能够激荡人心。
评分读完这本《楚辞集解》,我只有一个感受:相见恨晚。我一直认为,好的学术著作,不仅要有深度,更要有温度。而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它不仅仅是一本供专业学者研究的工具书,更是一本可以陪伴普通读者静心品读的良伴。书中的注释详尽而又不冗余,很多地方作者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那些晦涩难懂的词语和典故,并且会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屈原的生活经历,让你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表达这样的情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一些争议性较大的文本时的态度,他不会武断地下结论,而是会引用不同的学者的观点,然后给出自己的分析,让读者在阅读中也能学会独立思考。而且,书中还配有一些插图,虽然不多,但都点睛之笔,比如描绘楚国山川风貌或者神话人物的图画,让我对书中描述的意境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并且每次都会有新收获的好书。
评分这本《楚辞集解》我早就觊觎已久,一直想找一本能深入浅出解读屈原先生那些瑰丽辞章的经典。拿到手后,果然不负所望。开篇的导言就洋洋洒洒写了近五十页,从楚辞的起源、发展,到屈原的生平、创作背景,再到历代楚辞研究的概况,梳理得极为清晰。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楚国风俗、神话传说对楚辞影响的论述,那些晦涩难懂的意象,在作者的考证下,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比如,《九歌》中的神女形象,在集解中引用了大量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解释了她们的祭祀仪式、神职象征,让我对古代楚人的信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作者的语言也很有感染力,读来一点都不枯燥,反而像是在听一位饱学之士娓娓道来,将我一步步带入那个浪漫而又神秘的楚国世界。后面的正文部分,每篇辞章都有详细的注释和疏证,有些地方的解释更是我之前阅读其他版本时从未见过的精彩见解,让我茅塞顿开。
评分对于《楚辞》这样一部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作品,想要真正领略其精髓,一本优秀的解读本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本《楚辞集解》无疑就是这样一本杰作。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原文和注释,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引路人,带领读者一步步深入到屈原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作为一位伟大诗人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以及他那份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书中对每一篇辞章的解读,都显得格外用心。作者在阐释每一个字词的含义时,都会追溯其本源,并考证其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力求做到精准无误。更难得的是,集解中还穿插了许多对屈原生平事迹、楚国历史文化的介绍,这些背景知识的补充,让原本抽象的文学作品,变得立体而鲜活。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天问》的解读印象深刻,那些关于宇宙、神灵的质问,在作者的考证和分析下,展现出古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评分好。。,。。
评分这套丛刊不错,这样的书多出一些
评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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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这套楚辞要籍丛刊感觉还不错,虽然已经有了别的版本,但还是忍不住入手一套。
评分这套书全买了,经典著作值得细读细品。。。。
评分好。。,。。
评分该书繁体竖排,一册,字体大小适中,印刷清晰,纸质厚实,但书籍特厚,而书脊没有线订,胶订易折断,这不符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做法。系列收藏。
评分非常好,下次还来京东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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