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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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伏生 著
图书标签:
  • 汉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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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ISBN:9787507740226
版次:1
商品编码:1104762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列国汉学史书系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1-01
页数:452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教授谈到siniligy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英国早期的汉诗翻译
第二章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一、从传教士到大学教授:理雅各的汉学道路
二、理雅各与中国文化
三、理雅各的《诗经》翻译
(一)《中国经典》版《诗经》
(二)韵体《诗经》
(三)《中国圣典》版《诗经》
(四)《离骚》翻译

第三章 翟理斯(Herben A11en Giles,1845-1935)
一、从外交官到大学教授:翟理斯的汉学道路
二、翟理斯与中国文化
三、翟理斯的汉诗翻译
(一)《中诗英韵》及《中国文学选珍:诗歌卷》
(二)《中国文学史》中的汉诗翻译
(三)其他译诗
(四)与韦利的译诗之争

第四章 韦利(Anhur D.Waley,1889-1966)
一、从大英博物馆馆员到汉学家:韦利的汉学道路
二、韦利与中国文化
三、韦利与中国诗歌
四、韦利的诗歌翻译理论
五、韦利的汉诗翻译
(一)《汉诗一百七十首》、《汉诗增译》及《悟真寺和其他篇章》
(二)白居易翻译
(三)《诗经》翻译
(四)《九歌》翻译

第五章 庞德(Ezm P0und,1885一1972)
一、庞德与中国文化、诗歌之缘
二、庞德论诗歌翻译
三、庞德的汉诗翻译
(一)《神州集》
(二)《诗经》翻译
结 语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 记

精彩书摘

  韦利还进而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局限也使得中国文学长于反思,而不是理论推断。”他还以自居易的诗为例,说明那里“确实没有严格的理念和微妙的哲学,但是其中有强烈、坦诚的反思和自我剖析,而这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
  也就是说,韦利从西方人的偏见中发现了中国文化、文学的独特之处,那便是为不同人所常常称道或批评的世俗理念。在他看来,这种貌似平淡·的传统要比西方的宗教热情(亦即他所说的“迷信”)相对要健康得多。如果说从理雅各到翟理斯,我们已经看到宗教影响的削弱,那么在韦利身上,这种影响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韦利曾翻译过《道德经》(The Way and ItsPower,1934)和《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并且著有《中国古代的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但是,在这些译著中,韦利从未将中国古代思想与基督教进行过系统比较,更没有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面对学生“事鬼神”和“敢问死”的问题,孔子做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的著名回复。理雅各曾对此大为困惑和不满,因为孔子竟然回避生死这一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宗教问题。可是对韦利来说,孔子的回答无非是说,“对君子而言,与涉及生人的问题相比,那些有关死人如何生存的问题是次要的。”韦利随后还以此为引子,对中国文化的特点做了如下深刻论述:
  与西方作者们经常想象的不同,[此处]所涉及的并不是生命终极性质这一类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中国文化中],上面讨论的两个段落也并不孤立和不同寻常。与此相反,它们正代表了漠视死者,重视生者,以及漠视鬼神世界,注重日常生活的基本特色。
  在他的汉籍翻译中,韦利还力图在语言层次上体现中国文化中的非宗教特点。例如在介绍中国古代思想的长文《道德经和它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中,他用“supreme ances-tor”(至祖)来翻译《诗经》和《尚书》中经常使用的“上帝”一词,因为他认为“帝”指的是“ancestors”(祖先),“上帝”指的是“第一位祖先”(first“the ancestral line)。由于采用了这样的世俗文字,韦利也便无须像理雅各那样,去讨论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着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以及上古中国的“上帝”与基督教中“God”之间的异同。各种迹象表明,他对这种讨论也没有多少兴趣。例如,在翻译《诗经》时,韦利虽然也使用了“God”来翻译“上帝”,但他只是简要地提到,“在翻译‘帝’时,我们也可不使用God,而是使用cestor,意思是一位先王的精神。”这里,韦利根本没有提及曾经在理雅各时代令人刀枪相见的所谓“术语之争”(term debate),即能否用“上帝”或“神”翻译西文中的“Deus”和“God”,因为在韦利看来,这些宗教方面的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

前言/序言


诗意之桥: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范式流变与文化挪用研究 本书聚焦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向英语世界转译的复杂历程,着重考察四位关键译者——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韦利(Arthur Waley)和庞德(Ezra Pound)——的译学思想、实践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 本研究旨在剥离传统上对“四大译家”的简单并置叙事,深入探究他们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诗歌进行选择、重构与“挪用”的内在逻辑,从而揭示翻译行为如何成为跨文化知识生产和文化权力重构的关键场域。 第一部分:启蒙、传教与早期汉诗英译的“陌生化”建构(理雅各与翟理斯) 晚清时期,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活动深受西方汉学研究范式和殖民-传教语境的影响。 一、理雅各的“儒家典籍”框架下的诗歌边缘化 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主要服务于其宏大的儒家经典英译计划,这一目标决定了他对诗歌的态度。本书将分析理雅各如何将《诗经》置于道德教化和历史叙事的附属地位,而非独立的审美实体。我们将考察他翻译《诗经》时所采用的“直译”与“解释性增补”并用的策略,这种策略实质上是一种“驯化”过程,试图将异质的文化表达纳入既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古典学研究的规范之中。特别关注其译注中对“礼”与“孝”的过度强调,如何塑造了早期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图景的刻板印象。 二、翟理斯的“文学性”抗争与文化隔离 与理雅各的学术使命不同,翟理斯将英译诗歌视为展示中国“文学”成就的手段。本书将深入探讨翟理斯如何构建一套区别于理雅各的英译规范,他更注重音韵的模仿和情感的传达。然而,这种对“美感”的追求,并未能完全摆脱文化优越论的阴影。我们将剖析翟理斯在选择唐诗宋词时所体现出的“精英化”倾向,即他倾向于翻译那些更易被西方浪漫主义或唯美主义接受的作品,而对民间诗歌或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作品则相对忽略。他的翻译实践中存在的“美化”倾向,使得中国诗歌在抵达西方读者时,被削减了其原有的社会复杂性。 第二部分:现代主义的碰撞与翻译的“去中心化”(韦利与庞德)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诗歌翻译开始从学科和传教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转向对诗歌本质和跨文化等值的本体论探讨。 一、韦利:对“陌生性”的拥抱与“间离效应”的实现 韦利是本研究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翻译不再局限于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文化,而是致力于在英语中重现中国诗歌的“异质感”。本书将详细分析韦利如何系统性地挑战了既有的英译规范(如对传统韵律的放弃),转而采用自由的散文体或不规则的格律来捕捉中国古典意象的简洁和留白。我们将重点考察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翻译实践,分析他如何通过对语序的颠倒、词汇的精确选择,在英语中创造出一种“间离效应”,迫使读者以一种“非惯常”的方式去感知东方美学。韦利的成功,在于他成功地将中国诗歌转化为现代主义文学对话中的一个重要“他者”范例。 二、庞德:意象主义的实践与中国诗歌的“挪用式重构” 庞德的翻译是本研究中最具争议性,也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庞德的英译(尤其是从李白和宋诗中汲取的灵感)并非旨在忠实再现原作的意义,而是将其视为自身诗学理论——意象主义(Imagism)和精庐主义(Vorticism)——的实验素材。本书将区分庞德的“翻译”与“改编”,深入剖析他如何将中国诗歌的“直观性”和“凝练性”进行提炼,并将其融入其诗歌创作的语料库中。我们将探讨庞德对“意象”(Image)的理解如何重塑了对中国诗歌“格”与“律”的认知。这种“挪用”不仅是风格的借鉴,更是一种文化资源的再分配,标志着中国诗歌在西方文学中从被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主动塑造现代诗歌形态的力量。 第三部分:译者的政治、美学与文化资本的角力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超越对四位译者个人贡献的赞扬或批判,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政治场域中考察。 一、译者身份与权力网络 研究将探讨理雅各(殖民学者/传教士)、翟理斯(外交官/文化推广者)、韦利(博物馆学者/现代主义盟友)和庞德(先锋诗人/文化斗士)的职业身份如何形塑了他们的译学立场。分析他们如何利用自身在英国学术界、政界和文学界的资本,确立各自的“权威性范式”,并观察这些范式如何相互竞争,共同构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对中国诗歌的认知图谱。 二、从“忠实”到“有效性”的范式转移 通过对比四位译者在处理“意象”、“情感”与“音乐性”这三个核心翻译难题时的差异,本书清晰勾勒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解释性忠实”向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审美有效性”的深刻转变。这种转移不仅是翻译技巧的更新,更是西方文化对“他者”文学作品接纳态度的根本性变化——从试图将之“同化”到赞赏其“异质性”的解放。 三、未曾被听见的“他者”声音 最后,本书将反思这四种主流翻译范式在整体上忽略了哪些中国诗歌的面向。通过考察他们在选材上的集中性,揭示出被主流英译所筛选和边缘化的诗歌类型(如民间歌谣、讽刺诗、通俗文学的诗体部分),从而为未来更具包容性的汉诗英译研究提供批判性参照。 总结而言,本书旨在提供一个细致入微的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揭示在现代性转型的宏大叙事下,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如何成为一场关于文化身份界定、审美范式构建和跨文化权力博弈的复杂戏剧。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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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古典的水墨风格,与书名中“汉诗英译”的主题非常契合。拿到手里,纸张的质感也很不错,厚实且带有轻微的纹理,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内页的排版也很讲究,字号适中,行距宽松,即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对于那些引用的汉诗原文和对应的译文,作者都给予了清晰的标注和格式区分,使得读者在对比不同译者风格时,能一目了然,这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便利。整个阅读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文化漫步,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编者的用心,让人在翻阅时就能感受到一种沉静而专业的氛围。这本书的实体呈现,已经成功地为接下来的深度阅读定下了高雅的基调,可以说,从触感到视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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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行文逻辑组织得非常精妙,作者似乎有一种驾驭复杂学术论题的独特天赋。它没有那种传统学术著作的僵硬和晦涩,反而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读者逐步深入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阐释迷宫中。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惊叹于作者如何能将如此多跨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思想脉络梳理得如此清晰而富有张力。特别是对于几位核心翻译家之间观点的交锋与继承,描述得丝丝入扣,既有宏观的理论建构,又不乏微观的文本剖析,使得抽象的翻译理论变得具体可感。这种行文的流畅性和思想的深度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一份枯燥的报告,而是在参与一场精彩的学术对话,每一个论断都有坚实的证据链支撑,读起来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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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实践的空白。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引用一手资料时的严谨态度,大量的译本对比和书信、笔记的引用,极大地增强了论述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作者成功地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泛的理论说教。例如,在分析韦利(Arthur Waley)的译风时,作者不仅引用了他的理论自述,更结合具体的诗歌片段,展示了其“美学优先”的翻译策略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并产生影响的。这种“理论在场,实践为证”的写作手法,使得全书的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让人不得不信服作者的判断。对于希望深入理解中国诗歌在西方世界传播史的学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的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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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笔风格,相较于同类研究作品,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完美融合。作者的叙事能力极强,即便是探讨那些略显晦涩的翻译理论流变,也能被组织得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善于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来阐释抽象的概念,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该领域研究的读者,也能迅速把握核心要义。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它激发了我极大的好奇心,促使我主动去查阅那些被提及但未详细展开的译本原著。这种由阅读而引发的“求知欲的联动效应”,是衡量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本书不仅提供了知识,更培养了读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对跨文化文学现象的敏感性,其价值是深远的,绝非仅仅停留在信息传递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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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中处理“文化转译的困境”这一主题的方式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批判或赞扬某一位译者的得失,而是以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原典的“意义”是如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场域中被重塑、甚至异化的。这种处理方式极其细腻,比如对特定意象——例如“月”、“柳”、“酒”——在英译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消融与重构,分析得入木三分。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对等,更是精神层面的再创造。读完相关的章节,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充满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以往那些耳熟能详的古典名篇的英译本,明白了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文化主体的自我定位。这种深刻的洞察力,远超出了通常翻译研究的范畴,触及到了文化主体间交流的核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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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比较低,很好很好.  价格比较低,很好很好.  价格比较低,很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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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有少许灰尘 其他还好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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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一些代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现象,它更积淀着某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因此,用另一种语言(英语)来翻译(或日“再现”)汉语所负载的文化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论者还以汉诗英译中文化问题的分析为例说明:有些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背景与意识是很难在译诗中直接传达出来的,这也许便是许多人认为“诗不可译”的缘由(吴伏生)。诗歌翻译中无法直接传达的文化差异在小说翻译中是否能够,并且有必要传达出来呢?杨晓荣的论文不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提出了小说翻译中的异国情调的再现原则,这种异国情调就是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她首先从翻译目的、美学特征和翻译标准三个方面分析了异国情调的文化交流价值、审美价值、译作忠实性价值,然后分析了制约异国情调再现度的各种相关因素,如原作、译者和读者,最后提出了异国情调再现的两个原则,即文化对等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以及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刘超先也分析了文化的民族特色与翻译的目的、文化民族特色在作品中的反映,我国翻译界对待民族特色的态度以及如何保持原作的民族特色,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语言文化是没有的,翻译就是要引进文化上的“异己”以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新天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谢宝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指出,人们理解和接受外国语的能力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文化差异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阅读译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了解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视为理解能力不高的小孩,自己扮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演幼儿园阿姨的角色。那种担心读者不能理解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差距的词语而一味代之以中国固有词语的译法是十分有害的。他提到,现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应该增强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引进意识,变被动引进为主动引进,在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外国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生命力的新鲜词语,从外族语言中吸取营养,使祖国的语言更丰富、更精确、更有表达力、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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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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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正品,印刷质量好,纸张厚实,内容值得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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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质量不错 但是价格奇高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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