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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亞曆西斯·德·托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馮棠譯，桂裕芳，張芝聯校

圖書標籤:

曆史
法國大革命
政治學
社會學
托剋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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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法國曆史
18世紀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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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商務印書館

ISBN：9787100093552

版次：1

商品編碼：11090245

品牌：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2-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2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舊製度與大革命》通過對大量史實的分析，揭示瞭舊製度與法國大革命的內在聯係。既論述瞭大革命的開創性和決裂性，又論述瞭它的連續性，認為大革命是長期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舊製度與大革命》對大革命以來法國曆史的反復性提齣瞭獨到的見解，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曆史的必讀書。

作者簡介

　　托剋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傢、曆史學傢、社會學傢。齣身貴族世傢，經曆過五個“朝代”。前期熱心於政治，1838年齣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製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齣任外交部長。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國，托剋維爾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颱上逐漸淡齣，並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

　　馮棠（1951-2001），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師從張芝聯教授。譯有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麼？》、托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多吉爾《中世紀的生活》、閤著有《法國文化史》。

　　桂裕芳，女，1930年生於武漢，1949至1952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外文係，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係，1953至1997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教員、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法國語言文學教學研究與翻譯工作。曾多次在法國、西班牙、安道爾進行講學及學術活動。主要譯作有：《變》、《莫理亞剋小說選》、《追憶似水年華》（第二捲第一部分），翻譯薩洛特、紀德、薩特、都德等法國著名作傢作品多篇。

　　張芝聯，1918年11月7日生，浙江鄞縣人。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會長、北京外國問題研究會會長、中國18世紀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職。1986年至1998年，連續當選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2002年被任命為華東師範大學光華學院名譽院長。1983年當選國際法國革命史委員會理事，1985年榮獲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1990年當選為美國國傢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導言《舊製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前言
第一編
第一章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對它的評論歧異
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並非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是要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
第三章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何以幾乎全歐洲都有完全相同的製度，它們如何到處陷於崩潰
第五章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麼

第二編
第一章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傢更使人民憎惡
第二章中央集權製是舊製度的一種體製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帝國的業績
第三章今天所謂的政府管理監督乃是舊製度的一種體製
第四章行政法院與官員保證製是舊製度的體製
第五章中央集權製怎樣進入舊政治權力並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毀
第六章舊製度下的行政風尚
第七章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傢，其首都已取得壓倒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
第八章在法國這個國傢，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
第九章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
第十章政治自由的毀滅與各階級的分離如何導緻瞭幾乎所有使舊製度滅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舊製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
第十二章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麵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第三編
第一章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傢的首要政治傢，其後果如何
第二章非宗教傾嚮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占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第三章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第四章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製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瞭大革命的到來
第五章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瞭人民
第六章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幾種做法
第七章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其結果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從已往事物中自動産生

注釋
附錄
一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朗格多剋
二 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
譯名對照錶

精彩書摘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傢的首要政治傢，其後果如何
　　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邊。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占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傢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捲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裏，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閤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製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傢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隻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傢都遇到瞭這些問題。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於這些作傢的政治體係，他們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緻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盡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係的作傢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緻的，這個觀念仿佛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緻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復雜的傳統習慣。
　　隻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並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那麼，這迴它是怎麼占據所有作傢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隻停留在幾個哲學傢頭腦裏，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緻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瞭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瞭呢？這些作傢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傢，而且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傢，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唯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齣這個問題，讓大傢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於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於大革命，以及對於我們今天，産生瞭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傢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嚮他們自然地提供的。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傢的頭腦同時推嚮，或不如說拋嚮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淩亂古怪的製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飭，使之適應新的需要，這些製度雖已喪失效力，卻仿佛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嚮於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齣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傢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瞭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曆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製；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隻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傢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係，更衊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傢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緻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傢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製，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製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齣所有新花樣。但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産、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麵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傢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裏，我們還保留瞭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製地進行哲學思辨，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瞭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傢控製瞭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瞭在自由國傢裏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傢爭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傢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瞭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嚮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傢在那裏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傢們奪走瞭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傢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瞭，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製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裏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瞭解自己麵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製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在我們當中消失瞭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由於錶麵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麵。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裏對王權的侵越行為錶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裏錶示的一樣。在國王方麵，伯剋曾一針見血地指齣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仿佛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相反，資産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跡，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人們既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的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將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彆要求匯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係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藉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復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麵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瞭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錶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産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錶現齣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傢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乾；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嚮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隻有自由政治製度纔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傢。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緻國王的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嚮國王進諫，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製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議會隻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隻提供谘詢，不錶達意誌，說實話，隻有權討論法律，無權製定法律。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啓發但不受阻礙，公眾輿論將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盡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傢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的確，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纔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齣的政策，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隻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一國國民倦於冗長的辯論時，隻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曆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隻消在全國糾集若乾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麵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瞭。這樣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自由國傢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傢製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纔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傢如何成瞭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傢與統治國傢的人是混閤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仿佛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製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在這邊，人們采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裏，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緻、閤理，一切都閤乎理性。
　　逐漸地，民眾的想象拋棄瞭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傢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裏瞭。
　　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並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傢還隻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隻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瞭。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美國人仿佛隻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傢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這就好比費內隆突然齣現在薩朗特。
　　曆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傢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瞭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齣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傢們不僅嚮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瞭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瞭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彆的啓濛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瞭作傢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緻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捲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係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衊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傢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傢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齣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緻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傢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瞭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捨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隻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傢。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緻有人常將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産生的東西歸因於天性。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麵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係，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仿佛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隱藏在我們的曆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纔驟然間顯露齣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瞭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瞭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瞭，對作傢也極端衊視，然而對於他們齣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齣來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齣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由的問題尚未提及。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瞭自由，但並未使他熱愛自由。英國人隨意傳布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於其優點。在他的傑作之一——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仿佛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18世紀中葉，齣現瞭若乾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傢，由於他們提齣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經濟學派在曆史上不如哲學傢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少於哲學傢；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纔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國傢問題上，哲學傢幾乎沒有走齣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能夠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則指齣應該做的事。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製度都是他們攻擊的特定目標；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製度可以得到寬容。相反，可以作為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製度，都是他們預先宣布並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中舉齣哪怕一種製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內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齣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確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隻存在公益。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平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達的行政官；但是忠於他們事業的特殊纔華指引著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著極大衊視。“多少世紀以來，國傢一直被錯誤原則統治著：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從這一思想齣發，他們投入瞭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曆史上似乎牢牢紮根的製度，隻要它稍微妨礙他們，不利於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其中一人建議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40年後製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製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齣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確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贊成工商業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卻絲毫未加考慮，甚至當政治自由在他們的想象中偶爾齣現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予以排斥。大多數人一開始就極力反對設立評議會，反對地方附屬政權，總之，反對不同時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維持中央權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說道：“在政府中設平衡力量製度是個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說：“人們據以設想齣平衡力量製度的議論純屬虛構。”
　　他們發明的對付政府濫施權力的唯一保證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的說法，“如果國民有教養，專製製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說道：“人們對政府濫施權力招緻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齣瞭無數全然無用的手段，卻忽視瞭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續不斷的公共教育。”他們就是想藉助於這些文學性的鬍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傢拋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錶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將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彆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並不比彆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瞭很晚，在公眾感情啓迪下，纔喜愛政治自由。對於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傢本著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閤原則的教育機製》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他在一份奏摺中嚮國王提齣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將會變得無法辨認，由於知識、良好風尚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將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現在纔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將成為國傢棟梁，他們熱愛國傢，服從權威不是由於畏懼而是齣於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瞭承認並尊重司法的習慣。”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乾二淨。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製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並常常産生對它的種種偏見。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於社會進步，隻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纔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係如此緊密的改革體係為全體人民所采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適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於中世紀製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跡；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瞭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嚮。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裏痛恨所有産生於封建製度或傾嚮貴族製度的舊政權。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隨時齣來乾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傢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因此，問題不在於摧毀這個專製政權，而在於使它轉變。梅西埃?德?拉?裏維埃說道：“國傢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傢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傢確切明瞭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嚮它部分地藉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産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點，國傢不僅要號令國民，而且要以某種方式培育國民：國傢應依照某種預先樹立的楷模來培養公民精神；國傢的義務是用某些它認為必要的思想充實公民的頭腦，嚮公民心中灌輸某些它認為必需的情感。實際上，對它的權利沒有限製，對它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界限；它不僅使人們改邪歸正，而且使他們徹底轉變；也許隻有國傢纔能將人培養成另一種人！“國傢隨心所欲造就人們，”博多說道。這話概括瞭他們的全部理論。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齣自上帝；它同傳統絲毫無關；它是非個人的：它不再叫國王，而叫國傢；它不是傢族遺産，而是一切人的産物和代錶，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於全體意誌。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製製度的特殊專製形式，經濟學派已經熟悉。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閤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瞭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控製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隻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由於對中國還很不瞭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製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奬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隻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傢，他們嘆為觀止，心馳神往。
　　人們以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最近纔産生的；這是一個錯誤：這些理論與最早期的經濟學派屬同一時代。當經濟學派利用無比強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變社會形式時，另一些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權，毀滅社會基礎。
　　請讀摩萊裏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裏找到經濟學派有關國傢的無限權力、國傢權利不受限製的全部學說，就會找到最近這些年代使法蘭西最為害怕的許多政治理論，我們似乎正看著它們誕生：財産公有製、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闆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製製度和公民個性完全並入社會整體。
　　“社會上沒有什麼東西單獨屬於個人，也不作為財産屬於個人，”法典第一條說道。“財産是可憎的，企圖恢復財産的人將被視為瘋子和人類之敵，終身監禁。每個公民均將由公眾齣資維持、供養和照料，”法典第二條說道。“一切産品將積聚在公共商店內，分配給所有公民，用於他們的生活需要。城市按同一規劃建設；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均應彼此一樣。所有孩子到瞭五歲均將從傢帶走，由國傢齣錢，按統一方法，共同撫養。”你大概以為這本書是昨天纔寫的：其實已有100年瞭；它齣版於1755年，正值魁奈創建其學派之際：中央集權製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産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係。
　　在他們時代的所有人當中，我們時代最不陌生的是經濟學派；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的人。當我讀到那些發動大革命的人們的演說和著作時，我立即覺得我被帶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帶進一個我不認識的社會裏；但是，當我瀏覽經濟學派的書籍時，我仿佛曾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剛剛和他們促膝交談。
　　臨近1750年，全體國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還錶現得不如經濟學派那樣迫切；由於國民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已消失。他們盼望改革，甚於盼望權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有人說路易十五最能乾的大臣之一德?馬肖爾先生曾模糊地預感到這一思想，並嚮他的主上建議；但是這類事業是不能根據建議決定的：隻有當人們能構想齣這類事業時，纔能去完成它們。
　　20年後，形勢改觀：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現在法國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這方麵跡象很多。外省開始産生恢復自治的要求。全體人民均有權參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瞭上風。對昔日的三級會議的迴憶又復蘇瞭。法蘭西民族厭惡自己的曆史，卻高興地迴想起這段時期。新潮流也席捲瞭經濟學派，他們不得不在中央集權體製中加進某些自由機構。
　　1771年，高等法院被廢除，這同一公眾，以往經常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這時看到它的死亡卻深感激動。仿佛高等法院一倒，這最後一道能夠約製國王專權的障礙就倒塌瞭。
　　民眾的反對使伏爾泰吃驚而且氣憤。他緻函友人道：“差不多整個王國都陷入沸騰驚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樣民情鼎沸。可是我覺得國王敕令充滿瞭有益的改革。廢除賣官鬻爵，司法免費，阻止申訴者自王國邊陲來到巴黎而傾傢蕩産，由國王負責償付領主法庭費用，難道這些措施於國傢不是大有裨益嗎？況且，這些高等法院難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蠻人嗎？確實，我佩服那些野蠻人和這些桀驁不馴的資産者搞到一起。至於我呢，我相信國王是對的，既然必須伺候人，不如在齣身名門的雄獅下麵賣命，因為它生來就比我強壯有力，也不去投奔200隻和我同類的鼠輩。”他還自我辯白地說道：“想想看，我應當無限贊賞國王施予各地所有領主的恩典，因為國王替他們償付司法費用。”
　　伏爾泰久已不住巴黎，他以為公眾精神還是他離開時的模樣。形勢已麵目皆非瞭。法國人不再局限於要求政府進行改良；他們開始要親自來改革，而且人們看到一場全麵醞釀的偉大革命即將爆發，它不僅獲得瞭人民的贊同，而且由人民親自動手。
　　我想，從這個時刻起，這場徹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瞭，它必然使舊製度所包含的壞東西和好東西同歸於盡。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麵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製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傢。對我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瞭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製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麵它也廢除瞭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嚮於認為，如果當初由專製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曆史，韆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
　　當法國人重新激起對政治自由的熱愛時，他們在政府問題上已經具有相當多的概念，它們不僅與自由製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幾乎與之對立。
　　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隻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瞭公務員貴族；隻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傢，保護個人。他們既想自由，又絲毫不願拋開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他們僅僅試圖將它與自由的概念調和起來。
　　於是他們著手將無限製的政府中央集權製和占絕對優勢的立法團混閤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選民政府。國民作為整體擁有一切主權權利，每個公民作為個人卻被禁錮在最狹隘的依附地位中：對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閱曆和品德，對後者，則要求具有忠順僕役的品質。
　　將政治自由引入與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對立的製度和思想（人們對這些製度和思想已經習慣或早已培養愛好），這個意圖60年來産生瞭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嘗試，隨後導緻瞭危害極大的革命，直至最後許多法國人對這些徒勞無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懶，終於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迴到第一個目的，於是他們歸結到這樣的思想：不管怎麼說，在一個主子下麵平等地生活畢竟還能嘗到一點甜頭。因此，我們今天的處境十分像1750年的經濟學派，而不像1789年我們的祖先。
　　我常自問：在各個時代曾使人類完成最偉大事業的這種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長。
　　我清楚地看到，當人民被引入歧路時，他們一心嚮往自治；但是這種對獨立的熱愛根源於專製製度發生的某些特殊的暫時性的弊病，它絕不會持久；它與産生瞭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隻是痛恨主子。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於人們隻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確確，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隻有專製製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在自由中隻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隻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過韆難萬險頑強地追求自由。他們熱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由給他們什麼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榮昌盛中對自由感到厭倦，他們任憑彆人從他們手中奪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會損害自由賜與他們的那些福利。這些人要保持自由還缺少什麼呢？什麼？就是對自由的愛好。不要叫我去分析這種崇高的誌趣，必須親身體味。它自動進入上帝準備好接受這種愛好的偉大心靈中，它填滿這些心靈，使它們燃燒發光。對於那些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愛好的平庸的靈魂，就不必試圖讓他們理解瞭。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製最繁榮的
　　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瞭大革命的到來
　　當路易十四這位君主在全歐洲稱霸之際，他統治下的王國已開始衰竭，這一點確實無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榮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跡象已經顯露。法蘭西早在停止徵服之前，便已韆瘡百孔。誰沒讀過沃邦給我們留下的那篇關於政府統計錶的令人驚駭的短論？17世紀末，甚至在那場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以前，總督們在緻勃艮第公爵的奏摺中，都暗示瞭國傢日益加劇的衰落景象，而且並不作為新近的現象來談論。“若乾年來本財政區人口銳減，”一位總督說道。“這座昔日富庶繁榮的城市今天已沒有工業，”另一位總督說道。這一位說：“省裏原有製造業，但今天已被拋棄。”那一位說：“過去居民的土地收獲大大超過今天；20年前這裏的農業不知繁榮多少倍。”“近30年來，人口和齣産減少瞭五分之一，”同時代的一位奧爾良總督說道。應該建議贊賞專製政府的個人和喜歡戰爭的國君們讀一讀這些奏摺。
　　由於這些貧睏主要源於政體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與戰爭的結束都不能使公共繁榮再現。18世紀上半葉，論述政府或社會經濟的所有作傢均持共同見解，即外省並未恢復；很多人甚至認為，外省在繼續崩潰。他們說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擴大。總督、前大臣、實業傢在這一點上與文人們看法一緻。
　　在我看來，我得承認我決不相信18世紀上半葉法國在繼續衰落；但是被消息靈通人士所支持的這一普遍的見解至少證明，當時沒有明顯的進步。我所能看到的有關這一時期曆史的所有政府文獻確實錶明，社會陷於一種麻木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環境更舒適健康；個人也不去發起任何重大事業。
　　大革命爆發前三四十年左右，情況開始變化；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種迄未注意到的內在震動。起初隻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纔能窺見齣；但是逐漸地，它變得更突齣，更加明確。這個運動逐年擴大加快；整個民族終於動瞭起來，仿佛復活瞭。請注意！這不是舊生命復活；推動這巨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蘇片刻，無非是為瞭使之解體。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使人焦急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
　　這種精神很快滲進政府內部，將它從內部改造，外部毫無更動：法律沒有改變，執行法律卻是另一樣。
　　我在彆處說過，1740年的總監和總督與1780年的截然不同。這一實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詳細證明。雖則1780年的總督與前任有同樣的權力，同樣的代理人，同樣的專橫性，但他們的目的卻不相同：前者隻負責使所轄省份保持順從，徵募兵員，尤其是徵收軍役稅；後者則有很多其他事要關心：他的頭腦裏裝滿無數旨在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道路、運河、製造業、商業是他思考的主要對象；農業尤其引起他注意。絮裏成為行政官員中名噪一時的人物。
　　正是在這個時代，他們開始組成我已提到的農業協會，創立賽會，頒發奬金。有些總監的通報並不像公務信函，倒像有關農藝的論文。
　　主要通過各種捐稅的徵收，人們能最清楚地看齣統治者精神的變化。同過去相比，立法同樣不平等，同樣專橫，也同樣嚴酷，但是在執法時，所有的毛病都減輕瞭。
　　莫裏安先生在迴憶錄中說道：“當我開始研究稅收法時，我對自己的發現大吃一驚：單是漏稅，特彆法庭便有權處以罰金、監禁、體罰；包稅官完全憑藉他們的誓詞，控製幾乎所有財産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沒有局限於單純閱讀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確認，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與舊金融傢和新金融傢習俗上的差異相同。法學傢總是傾嚮於減罪緩刑。”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徵收捐稅會招緻多少弊端煩惱！不過我們應當正確評價幾年來徵稅中的溫和與分寸。”
　　文獻考證充分證實瞭這種論點。對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經常可見。尤其可以見到對窮人的苦難的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對窮苦人，稅務部門極少施行強暴，蠲免捐稅更頻繁，賑濟更多。國王增加所有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新基金。我發現1779年在上基耶內一個財政區，國傢用這種方式發放80000多裏弗爾；1784年在圖爾財政區發放40000裏弗爾；1787年在諾曼底財政區發放48000裏弗爾。路易十六不願將政府的這個部門隻交給大臣去管；他有時親自負責。1776年，當禦前會議判決確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狩獵總管管區周圍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並指齣進行賠款的簡便可靠的方法時，國王親自撰寫瞭各項理由。蒂爾戈對我們講述瞭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親手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國王同時說道：“你看我也在我這方做工作。”假如人們按照舊製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繪舊製度，那麼繪齣的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卻不太像的肖像。
　　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公共繁榮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所有跡象都錶明瞭這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傢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緻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
　　當時一位行政官員說道：“1774年以來，各類工業發展起來，從而擴大瞭所有消費稅的內容。”實際上，將路易十六統治的不同時期裏國傢與負責徵稅的金融公司簽訂的不同協定作一比較，就能看齣協定每次延期時，地租價格都在迅速不斷地上升。1786年租約比1780年多齣1400萬裏弗爾。“可以算齣，所有消費稅所得每年遞增200萬，”內剋在1781年結算書中說道。
　　阿瑟?揚斷言，1788年波爾多的貿易額比利物浦多；他還說：“近幾年裏，海上貿易在法國比在英國發展更快；這種貿易近20年增長瞭一倍。”
　　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立憲君主製的37年（指1815-1852年這段時期。——譯者）是我們和平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唯有這個時期在這方麵能與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們想到政府還含有許多弊病，想到工業還遇到許多難處，那麼已經展現的這派如此巨大、如此興旺的繁榮景象，就會讓人驚奇；很多政治傢可能否認這個事實，因為他們無法解釋這個現象，他們就像莫裏哀劇中的醫生那樣斷言，病人不按規則，就不能痊愈。賦稅不平等，習慣法五花八門，國內關稅，封建權利，行會管事會，官職等等，有瞭這些東西，法蘭西居然能繁榮富裕，確實，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樣，法蘭西開始富裕和全麵發展起來，因為在所有那些製造低劣、嚙閤不好、似乎注定要減速而不能推動社會機器的齒輪之外，掩藏著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足以使整部機器結成一體，並推動全部朝著公共繁榮的目標運轉：一個依舊非常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製、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為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緻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
　　國王繼續以主子身份講話，但他自己實際上服從公眾輿論，每日每時都受公眾輿論的啓發帶動，不斷嚮它谘詢，對它敬畏恭維；根據法律條文國王是專製的，但在法律實施中受到限製。自1784年起，內剋在一份公開文件中舉齣一個公認的事實：“大多數外國人很難設想公眾輿論當今在法國發揮的權威：他們很難理解這股甚至對國王宮廷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麼。然而事實畢竟如此。”
　　把人民的偉大強盛一概歸因於法律機製，這種觀點是再膚淺不過的瞭；因為在這方麵，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發動機的力量在製造産品。請看英國：那裏的行政法和我們的相比，至今仍顯得更復雜，更五花八門，更不規則！但是在歐洲哪一個國傢比英國有更多的公共財産，範圍更廣，更可靠，更多樣化的私人財産，社會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於這套法律的優良，而在於推動整個英國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無關宏旨，因為生命是強大有力的。
　　在法國，隨著我剛剛描述的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製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嚮革命。
　　況且，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製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瞭改革。在那裏，農民的自由和財産，已比任何其他財政區受到更好的保護。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個人徭役便已消失。徵收軍役稅變得比法國其他地方更正規、更輕、更平等。假如要理解當時一個總督能為全省的福利和減輕窮睏做些什麼，就必須閱讀1772年改進徵收軍役稅的條例。從這條例看，捐稅已完全改觀。政府專員每年下到各個教區；村社在他麵前集會；財産價值當眾確定，每個人的財産用對審方式確認；軍役稅最後經所有應納稅者的協作而製定。再沒有行會理事的專橫，再沒有無益的暴力。不管徵收製度怎樣，軍役稅無疑仍保持其固有的毛病；它隻壓在一個納稅者階級身上，對於工業和地産一視同仁；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麵，軍役稅和鄰近財政區仍冠以同樣名稱的捐稅大不相同。
　　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製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瞭。恰恰是在那裏點燃並滋養瞭內戰戰火，那裏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於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曆史充滿著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嚮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麵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隻有偉大天纔纔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齣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瞭。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製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製製度更難以忍受。博馬捨博馬捨（1732-1799），法國18世紀後期最重要的戲劇作傢，他的名著《費加羅的婚禮》公演於1784年，對封建社會進行全麵指責，可以說“就是進入行動的革命（拿破侖語）”。——譯者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1780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製瞭。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産生瞭。20年以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除瞭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因。盡管財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著專製政府固有的毛病。由於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裏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奬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據中。和前任一樣，他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迴債；像先王一樣，他嚮四麵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競爭，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於國王的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彆人看得更清楚，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係中充滿瞭偶然性。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齣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閤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財産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將部分財産委托給國傢的人對閤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最尊重閤同法的債務人。”
　　這裏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所産生的印象。從前財政製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社會發生瞭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於成為工業産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藉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國傢財産和私人財産從未如此緊密混閤。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裏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瞭韆傢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國傢欠債將近六億裏弗爾，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財政傢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閤起來，將他們的怨恨一齊嚮政府發泄。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瞭。
　　食利者、商人、工業傢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財者由此産生，他們通常構成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衊視或厭惡的那些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錶現得最急於改革，並且最堅決。它尤其大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係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瞭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將全部垮颱。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麵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麵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瞭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麵推促自己的毀滅。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瞭人民
　　140年來，在公共事務的舞颱上，人民連片刻也未曾齣現，因而人們根本不再相信人民還會走上舞颱；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們便認為他們是聾子；以緻當人們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就當著他們的麵大談特談，仿佛他們不在場。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麵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摺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衝天。我說的不是作傢，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製，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瞭雙手一無所有並且與道路隻有極其次要利害關係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財富由於修路而增長。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瞭他們抵禦貧苦飢餓的唯一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與此同時，人們著手消除工業行會製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義宣布：“勞動權是一切財産中最神聖的財産；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製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産物。”類似的言論很危險。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於白說。幾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製重新恢復。
　　據說使國王說齣這種話的是蒂爾戈。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1780年，國王嚮臣民宣布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注中還特地說道：“納軍役稅者已為徵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摺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們臣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於所有其他臣民。”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著手確立徵稅平等，在已確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隻不過是長期以來他們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尤其在飢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一位總督為激發有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不公正、為富不仁，他們所占有的一切應歸功於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財産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朕欲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布。”
　　直至君主製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爭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象：爭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諉給對方。1772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爭論尤其清楚地錶明瞭這點。“由於其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瞭公眾的窮睏，”國王反駁道。雙方就這樣嚮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隻應責怪上麵。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將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處張貼。這樣做的時候，國王便嚮他的先輩和他自己道齣瞭非常嚴峻的事態真相。一天他說道：“國庫已因曆代揮霍而負擔過重。我們的許多不得轉讓的領地已經以廉價轉讓瞭。”另一次據說國王齣於理性而不是齣於謹慎說道：“工業行會尤其是列王的國庫貪財的産物。”國王在下麵補充說：“假如形勢常常造成無用的開支，軍役稅過分增長，其原因便在於財政管理部門認為增加軍役稅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是最簡易的對策，盡管還有許多其他對我們的人民負擔較輕的辦法。”
　　所有這些都是對國民中有教養的那一部分人講的，為的是使他們相信某些遭到個彆利益集團指責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於人民呢，當然他們即使聽見瞭也不懂得。
　　必須承認，甚至在這種善心裏也含有對人們真心想拯救齣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極端衊視，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萊夫人的看法；伏爾泰的秘書告訴我們，夏特萊夫人毫不在乎地當著僕從的麵更衣，因為她並不確信僕人也是人。
　　不要以為剛纔我轉述的危險性語言僅僅齣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將成為人民眾矢之的的特權者在人民麵前講話時也是如此。應當承認，在法國，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感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緻他們自己的毀滅。這一點在1789年以前十年當中尤為明顯：那時人們經常同情農民，不斷談論農民，研究用什麼方法能救濟農民，揭露使農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譴責特彆危害農民的財政法規；但是在這種新的同情錶示中，人們照舊缺乏遠見，和過去長期麻木無遠見一樣。
　　1779年在法國部分地區，後來又在整個王國，召集瞭省議會，請讀一讀這些會議記錄；研究一下會議留給我們的其他公開文件，你定會為文件的善良情意所感動，對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語言感到驚訝。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人們經常看到，國王用於修路的錢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對人民毫無用處。人們常常花費金錢使通嚮城堡的道路更舒適，卻不用來使市鎮或村莊的入口更方便。”在這同一會議上，貴族等級和教士等級描述瞭勞役的罪惡後，自發地同意捐贈50000裏弗爾改善鄉間道路，說這樣一來，本省道路即可暢通，卻不須耗費人民一文錢。對這些特權者來說，用普遍捐稅代替勞役製並繳付應納捐稅，也許更少費錢些；但是，在自願齣讓捐稅不平等的利潤時，他們卻還想保留其外錶。在拋棄他們權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時，他們細心保留著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議會完全由免納軍役稅的地産主組成，他們一心打算繼續免納人頭稅，但卻同樣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繪這種軍役稅使人民濛受的苦難。他們將軍役稅的一切流弊編織成一幅可怕的圖畫，還特意大量印製。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們關心人民的明顯錶示中，他們卻不時加進公開衊視人民的話語。人民已經喚起他們同情，但仍舊是他們輕視的對象。
　　上基耶內省議會熱烈地為農民的事業申辯，但稱這些農民為無知粗野的人，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傢夥。蒂爾戈曾為人民做瞭不少事，但他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這類惡言冷語在那些準備公布於眾讓農民親自閱讀的法令上可以見到。仿佛人們生活在歐洲那些像加裏西亞的地方，在那兒，上層階級講一套與下層階級不同的語言，下層階級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18世紀封建法學傢對於交納年貢者和其他封建稅的債務人，常常錶現齣溫和、節製、公正這種不大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們仍舊說卑賤的農民。看來這類罵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隨著1789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許多省議會緻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裏詳細瞭解他們可能提齣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産者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嚮他們徵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製訂和徵收方式的意見。通告稱：“我們大緻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彆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說産生瞭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瞭解每一種流弊。”省議會的好奇心不止於此；它要知道教區內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數，要確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財産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財産——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不參與商業，它們價值多少。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於是通過敘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嚮他們指齣罪魁禍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小，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內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人們似乎完全忘掉瞭紮剋雷起義、鉛錘黨人和十六人委員會，似乎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發齣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復這些緻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瞭一些，足以瞭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産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人們仔細地研究他的財産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村裏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租金交納的小麥鬥數；羨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裏所有的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捐稅全都製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傢，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徵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瞭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裏，它已經在使用它的語言，展現齣它的整個麵目。
　　16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彆之中，有一種差彆令人矚目：在16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於宗教變革都齣於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卻齣於信仰，並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在18世紀，情況就不同瞭；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瞭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欲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武裝瞭後者的怒火和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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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現在發錶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曆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唯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製訂瞭種種限製，要把自己塑造得與父輩迥異；他們不遺餘力地要使自己麵目一新。
　　我始終認為，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製度繼承瞭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瞭這場摧毀舊製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瞭舊製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盡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績，必須暫時忘記我們今天看到的法國，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墳墓中的法國。我在這裏試圖做的便是如此；但為達到此目的，我所付齣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艱苦得多。
　　有關君主製最初幾個世紀、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瞭深入的研究；我們不僅瞭解當時發生的各種事件，而且瞭解這些不同時期的法律、習慣、政府精神與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樣地、仔細地研究18世紀。我們自以為十分瞭解18世紀的法國，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它錶麵上那耀眼的光彩，因為我們掌握著當時最卓越人物的曆史細節，因為機智或雄辯的批評傢們已使我們熟悉瞭18世紀顯赫的大作傢們的著作。但是，對於處理事務的方式、各種製度的真實實施、各階級相互的確切地位、被人漠視的階級的境況與感情，直至輿論風尚，我們隻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認識。
　　我試圖深入到舊製度的心髒。在年代上它離我們十分接近，隻是大革命把它同我們分隔開瞭。
　　為達此目的，我不僅重讀瞭18世紀的名著，而且研究瞭許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這些著作並非精雕之作，卻更好地反映真實的時代精神。我仔細閱讀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在這些公共文告中錶達瞭自己的見解與好惡。省三級會議以及後來的省議會的會議記錄在這方麵為我提供瞭大量啓示。我特彆研究瞭1789年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這些陳情書的手稿長達數捲，它們是法國舊社會的遺囑，是它的願望的最高體現，是它的最終意誌的真實反映。這是曆史上獨一無二的文獻。而我覺得它還不夠。
　　在行政機構強大的國傢裏，思想、願望、痛苦、利益與激情，通常遲早會暴露在政府的麵前。遍覽政府檔案不僅使人對其統治手段有一精確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個國傢的狀況。今天，如果把充斥內政部和各省案捲中的密件全部給一個外國人看，他很快就會瞭解我們，甚於我們自己。讀者將會看到，在18世紀，政府權力已經十分集中，極其強大，驚人地活躍，它不停地贊助、阻止或批準某項事業。它許諾很多，給予也很多。它以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不僅主持大政方針，而且乾涉傢傢戶戶，以及每一個人的私生活。此外，它從不張揚，因而人們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隱秘的缺陷。我花瞭很長時間在巴黎和幾個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檔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裏發現瞭活生生的舊製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見，它的實踐。每個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語言講話，暴露他們最隱秘的想法。我因此獲得瞭當代人所沒有的關於舊社會的許多概念；因為我看到瞭他們從未見到的資料。
　　隨著這項研究的進展，我驚異地在昔日的法國處處看到許多今日法國突齣的特點。從中我發現許多原以為源於大革命的感情，許多我一直認為隻可能來自大革命的思想，和隻産生於大革命的習慣；我時時碰到深植於這片古老土壤中的當今社會的根係。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見産生大革命的那種精神是如何形成、誕生和壯大的。這場革命的整個麵貌逐漸展現在我眼前。它已經預示齣它的性格，它的特點；這就是它本身。在這裏，我不僅發現瞭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為的原因，而且也許更有甚者，發現瞭它將長期建樹的目標的先兆；因為大革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法國人似乎要摧毀過去的一切；在第二階段，他們要恢復一部分已被遺棄的東西。舊製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後重又齣現，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獻給公眾的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闡明，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麼它好像自發産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製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颱。
　　從思想上說，我已著手的這部著作不應到此告終。倘若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我的意圖是透過這場漫長革命的起伏興衰，追蹤這些法國人——不久前在舊製度下我還和這些由舊製度造就的人們親密相處——注視著他們隨著種種曆史事件而變化、改造，卻絲毫不改變本質，他們不停地在我們麵前重現，雖然麵貌略有不同，但始終可以辨認齣來。
　　首先，我要和他們一起經曆1789年的最初時期，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共同占據著他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民主的製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製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聖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韆鞦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彆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
　　在簡要追溯這場大革命的進程時，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瞭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瞭自由，隻想成為世界霸主（指拿破侖。——譯者）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製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瞭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隻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錶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錶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瞭國民的自治權，取消瞭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瞭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我一直寫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瞭它的業績、新社會已誕生時，然後，我將考察這個社會本身，我要力圖辨彆它在哪些地方與以前的社會相像，在哪些方麵不同，我們在這場天地翻覆中失去瞭什麼，得到瞭什麼，最後我試圖推測我們的未來。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寫齣瞭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於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誰能說得準呢？個人的命運較之民族的民運更為晦暗叵測。
　　我希望寫這本書時不帶有偏見，但是我不敢說我寫作時未懷激情。一個法國人在談起他的祖國，想到他的時代時，竟然無動於衷，這簡直是不能容許的。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於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於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因此，每當我在先輩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已經喪失然而又極為必要的剛強品德——真正的獨立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事業的信仰——時，我便把它們突齣齣來；同樣，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摺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跡時，我也特彆將它們揭露齣來，以便人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産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
　　我聲言，為瞭達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迴憶，也不管他們多麼令人敬畏。我這樣做時往往帶有歉意，但從不感到內疚。但願那些由於我而感覺不快的人，考慮到我的正直無私的目的而饒恕我。
　　不少人可能會指責我在本書中錶達瞭一種對自由的完全不閤時宜的酷愛，他們要我相信，在法國再沒有人在關心什麼自由。
　　我隻是懇求那些對我提齣這種指責的人不妨想想，我對自由的熱愛久已有之，並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當論及另一個社會時，我就幾乎逐字逐句地寫下瞭人們現在即將讀到的內容。
　　在未來的黑暗中，人們已經能夠洞察三條非常明顯的真理。第一條是，今天，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製或減緩它，但不能戰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製度；第二條是，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製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製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最後，第三條真理是，沒有哪個地方，專製製度産生的後果比在上述社會中害處更大；因為專製製度比任何其他政體更助長這種社會所特有的種種弊端，這樣就促使它們隨著它們原來的自然趨嚮朝著那個方嚮發展下去。
　　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傢庭的任何聯係，他們一心關注的隻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隻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製製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嚮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製製度奪走瞭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製製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嚮於自顧自：專製製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鞦霜：專製製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嚮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傢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緻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嚮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製製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製製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栗，隻有專製製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製製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瞭專製製度，它們便占據瞭統治地位。
　　反之，隻有自由纔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纔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隻有自由纔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閤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隻有自由纔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隻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緻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彆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頭百姓舉足輕重而顯得強大；在那裏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傢庭良父、誠實商人和可尊敬的産業主；甚至還會見到優秀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的祖國不在塵世，而他們宗教的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時尚中，在最惡劣的政府下，造就優秀基督徒：羅馬帝國最腐朽的時代就曾充斥著優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隻要平等與專製結閤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說的就是這些。我以為，從那時以來，世界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能使我改變想法和說法。當自由受歡迎時，我錶示瞭我對自由的贊賞；當自由遭拋棄時，我仍堅持不渝，對此人們不會不以為然。
　　此外，請大傢好好想一想，即便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我的大多數反對者的分歧，也許比他們自己認為的要小。一個人，假如他所屬的民族有善於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卻生來就奴顔婢膝地仰賴某個同類人的好惡，而不去遵循他親身參與製定的法律，試問這樣的人算是一種什麼人？這種人我認為並不存在。專製者本人也不否認自由是美好的，隻不過唯獨他纔配享有自由；對此大傢並無歧異，分歧在於對人的尊重程度；因此嚴格來說，人們對專製政府的愛好同他們對國傢的輕衊是完全一緻的。要想讓我順此潮流，恐怕尚須時日。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刻我發錶的這本書是一項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節雖短，卻花費瞭我一年多的研究時間。我本來可以把大量的注釋放在每頁下麵；不過我還是把它印在捲末，並且為數很少，而且一一注齣頁碼。讀者從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證據。如果本書對某些讀者有所啓發，他們想要更多的例證，我願另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