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风格方面,作者的文字功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既有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和精确,又避免了过度晦涩的专业术语堆砌,保持了一种难得的亲和力。阅读过程中,常常能体会到一种如同智者在耳边娓娓道来的感觉,那种将深奥哲思化为清晰图像的能力,是许多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作者在关键概念的阐释上,往往会引用一些极具洞察力的比喻或生动的历史场景来加以佐证,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立刻鲜活起来,仿佛触摸到了思想诞生时的温度。这种兼顾知识的密度与阅读的流畅性的文风,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相关领域的读者,也能迅速找到切入点,并沉浸其中,享受探索思想深处的乐趣。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对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与微观洞察力的完美结合。在宏观层面,它成功地勾勒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流派之间的互动、冲突与融合的宏大图景,让人得以跳出单一视角的局限,把握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而在微观层面,作者对某个特定思想家、某篇关键文献的解读又细致入微,每一个论断都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精妙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撑。这种“见树木,也见森林”的能力,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知识的汇编,更是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方法论的示范。它教会读者如何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既有的知识结构,如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定位个体思想的真正价值。
评分坦率地说,我很少看到一部学术著作能像它这样,在保持高度专业性的同时,还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知识探索的热忱。它不仅仅是在梳理“前人说了什么”,更是在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认知框架”。作者的叙述中流淌着一种对人类理性与探索精神的由衷赞美,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极大地鼓舞了作为读者的我。它让人感觉,阅读历史上的思想辩论,并非是走入一个尘封的博物馆,而是在参与一场永不落幕、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对话。这种激发读者主动思考、主动与历史对话的特质,是衡量一部优秀教材或专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本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评分初读这套书的章节结构时,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清晰的逻辑脉络在其中运作。作者似乎并非仅仅罗列知识点或事件的堆砌,而是构建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思想发展网络。每一部分的过渡都显得顺理成章,前一个概念的提出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更深层次的探讨方向。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降低了理解复杂哲学体系时的认知负荷,使得读者能够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在知识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跨时代思想继承与批判时所展现的平衡艺术,既尊重了历史的语境,又敢于进行当代的反思与重构,使得整部作品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出极强的穿透力和连贯性,读起来酣畅淋漓,富有启发性。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考究,纸张的质感和触感都透露出一种沉稳厚重的学人气息。封面设计简洁有力,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核心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晰。我特别欣赏它在排版上的用心,字体选择既易于阅读又不失古朴典雅,行距和字距的调整也做得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书脊的烫金工艺在光线下会折射出低调而优雅的光芒,这无疑是收藏家们会喜爱的一点。整体来看,这本书在物理形态上就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与内容相匹配的严肃与深度,让人在翻开扉页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展开的知识旅程充满了敬意与期待。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往往是衡量一部严肃学术著作出版质量的重要标尺,而这部作品无疑在这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评分予受而读之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2]。”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书,必其身有是行,无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师之说,著《孝经》十八章[3]。及东汉马融[4],依阿权势,所至以贿闻[5],辄不自量,仿《孝经》以作《忠经》。呜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姣妇而勉人守义[6],盗贼而劝人毋拾遗金也,谁信之哉!陈君之父想庐先生,以孝称闾里,江南总督表其门。陈君少时,亦尝刲股以疗亲疾,世德相继,无愧古贤。其著是书,可谓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7]。
评分一、想象概述
评分这是极好的
评分这两本书的导言,都是精彩绝伦,但是也同样是各有特色。在余英时的导言基本上是对于全书精彩的概述,而葛兆光先生的导言则是对思想史写作方法的讨论,在他行文中很明显感觉受到李零《中国方术考》和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因此他提出要重视民间知识的口号。但是,很明显在他语境下,是要与传统精英思想史告别。但是,没想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恰恰就是这样一部知识分子精英历史。
评分买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当然要买续编了。
评分第一,所谓“前近代”的说法,虽然批判了“近代”分期依据欧洲历史的问题,但是,它是否仍然落在依据中古与近代的“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他一方面主观上要跳出欧洲中心,一方面客观上又落入欧洲中心。为什么?因为你所谓的“前近代”或者“近代之前”,仍然是西欧历史背景下分期的结果,无论是“近代之前”还是“前近代”,它仍然要有一个“近代”,而“近代”的标志仍然是是否具有“个人”、“自由”、“民主”等等价值,那么,“前近代”和“近代”这种差异有什么意义?正如沟口所说的,“‘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它是按照西方历史的变化和分期确立的一个标志着社会历史阶段的词汇,它的背后有种种特定的历史意味和价值判断,并不是所有“距今若干年”的时间都可以称作“近代”或“前近代”的。按照沟口的说法,我们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东亚各国各有各的“近代”,那么,“近代”这一词中所包含欧洲标准,是否还是没有被抛弃?如果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前近代”的话,是否又得先回到欧洲“近代”所确立的一些标准上去?显然,站在日本或中国的立场回顾历史,在感情上肯定倾向于用自己的历史时间表,不想被西历所控制,就像用黄帝纪元或用天皇纪年一样。按照沟口的说法,欧洲的“近代”标准可以不要,各自有各自的,就好像篮球场上打足球,拳击比赛用高尔夫规则,对中国人说爱斯基摩语,对欧洲人说古代汉语文言文。那么,试问又以什么为尺度,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某个历史时段算成是“近代”?如果没有这个“近代”,你又如何能够确立一个所谓的“前近代”?
评分一
评分予受而读之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2]。”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书,必其身有是行,无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师之说,著《孝经》十八章[3]。及东汉马融[4],依阿权势,所至以贿闻[5],辄不自量,仿《孝经》以作《忠经》。呜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姣妇而勉人守义[6],盗贼而劝人毋拾遗金也,谁信之哉!陈君之父想庐先生,以孝称闾里,江南总督表其门。陈君少时,亦尝刲股以疗亲疾,世德相继,无愧古贤。其著是书,可谓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7]。
评分第二,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不要盲目跟风。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有着他们自身的立场、态度和背景。他们所提出的概念和方法论,要慎重审视,不能采取鲁迅的“拿来主义”。正如葛先生所说,“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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