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风格方面,作者的文字功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既有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和精确,又避免了过度晦涩的专业术语堆砌,保持了一种难得的亲和力。阅读过程中,常常能体会到一种如同智者在耳边娓娓道来的感觉,那种将深奥哲思化为清晰图像的能力,是许多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作者在关键概念的阐释上,往往会引用一些极具洞察力的比喻或生动的历史场景来加以佐证,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立刻鲜活起来,仿佛触摸到了思想诞生时的温度。这种兼顾知识的密度与阅读的流畅性的文风,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相关领域的读者,也能迅速找到切入点,并沉浸其中,享受探索思想深处的乐趣。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对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与微观洞察力的完美结合。在宏观层面,它成功地勾勒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流派之间的互动、冲突与融合的宏大图景,让人得以跳出单一视角的局限,把握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而在微观层面,作者对某个特定思想家、某篇关键文献的解读又细致入微,每一个论断都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精妙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撑。这种“见树木,也见森林”的能力,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知识的汇编,更是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方法论的示范。它教会读者如何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既有的知识结构,如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定位个体思想的真正价值。
评分坦率地说,我很少看到一部学术著作能像它这样,在保持高度专业性的同时,还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知识探索的热忱。它不仅仅是在梳理“前人说了什么”,更是在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认知框架”。作者的叙述中流淌着一种对人类理性与探索精神的由衷赞美,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极大地鼓舞了作为读者的我。它让人感觉,阅读历史上的思想辩论,并非是走入一个尘封的博物馆,而是在参与一场永不落幕、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对话。这种激发读者主动思考、主动与历史对话的特质,是衡量一部优秀教材或专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本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考究,纸张的质感和触感都透露出一种沉稳厚重的学人气息。封面设计简洁有力,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核心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晰。我特别欣赏它在排版上的用心,字体选择既易于阅读又不失古朴典雅,行距和字距的调整也做得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书脊的烫金工艺在光线下会折射出低调而优雅的光芒,这无疑是收藏家们会喜爱的一点。整体来看,这本书在物理形态上就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与内容相匹配的严肃与深度,让人在翻开扉页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展开的知识旅程充满了敬意与期待。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往往是衡量一部严肃学术著作出版质量的重要标尺,而这部作品无疑在这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评分初读这套书的章节结构时,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清晰的逻辑脉络在其中运作。作者似乎并非仅仅罗列知识点或事件的堆砌,而是构建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思想发展网络。每一部分的过渡都显得顺理成章,前一个概念的提出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更深层次的探讨方向。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降低了理解复杂哲学体系时的认知负荷,使得读者能够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在知识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跨时代思想继承与批判时所展现的平衡艺术,既尊重了历史的语境,又敢于进行当代的反思与重构,使得整部作品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出极强的穿透力和连贯性,读起来酣畅淋漓,富有启发性。
评分这里集结了自2003年后七八年间,葛兆光先生在北京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给博士生讲的“思想史著作选读与研究”一课的录音整理稿。据听过这门课并且参与讨论的一些博士生说,这样的阅读和讨论对他们很有用,葛先生借几位海外学者,如包弼德、余英时、沟口雄三、艾尔曼等有关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著作的阅读,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讨,通过并不多的若干个案,参悟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特别的背景和理论,经过对这些论著的批评性考察,让学生看到了中国学界的不足和长处。更主要的是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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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现在中国大陆的文史学界,有很多进步,也有很多毛病,大家都看到大问题,是底线太滥,平庸当道,学风不正。对于博士生来说,我也要先讲点不好听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很有危害也很容易犯的弊病,大概有几类,当然病根儿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我们当老师的人。 一是“追逐时尚”。有些人不愿意想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取下死功夫熟悉历史、文献,平时使用的资料,只是转抄自别人的著作,或者少量早已经咀嚼烂了的选本,又只是依傍某种时尚的理论与概念,稗贩转来的译文体字句,硬把不通的两面靠口水念起来,半通不通,全是空口说白话。但是因为它好像很“前沿”、很“流行”,没准儿还得到三两个洋人喝彩,于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很容易受影响。二是“伪装旧学”。有的人,现在很喜欢标榜自己是做“旧学”、做“经学”、做“考据学”,文章写得像老学究一样,看上去很“东方”,甚至很“中国”。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长袍马褂包装起来的伪传统学问,以批判面目出现的新时尚。最近我就发现,以前某些某头没脑地追逐西洋新潮的人,居然也转回头来说什么“汉语学术”,也侈谈什么“发现中国”,害得有些年轻人也觉得,只有这样才找到组织了,做出一副脸说话都带文言的样子,这很可怕。三是“文化大话”,有的人不能把学术研究和社会评论做合适的区分,常常把学术上东鳞西爪得来的一些知识,当成支持他们进行社会或文化评论的基础,又以社会和文化批评的影响力来包容学术,看上去似乎有关怀有抱负,特别是因为经过媒体包装和渲染,能够哗众取宠暴得大名,所以会让一些学生特别羡慕,事实上,他既扰乱了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又丧失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现实感,学术成为了自己做社会批评的机关炮,而批评又成为了保护自己学术不受严格检验的保护伞。四是用一知充百知,搞“高调酷评”,一些人以所谓学术批评为借口,拿自己知道的那些犄角旮旯的饾饤知识,当了放大镜,在人家身上到处找毛病,找到一点儿就无限放大,如机关枪一样横扫过去,所谓柿子找软的捏,一阵猛批。以确立自己裁判或警察的居高临下,却从来不认真做自己的事,只是因为媒体效应,而轰动一时。 上面这四种毛病如果合在一起,既得到制度的护航,加上投合某种意识形态口味,在得到媒体支持,有三两个喝彩,那么也许会有人跟风,这样中国学术界将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也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的牢骚。
评分第二讲 历史学意义上的新思想史
评分这些著作的译者吕穆迪先生,为台湾天主教圣多玛斯国际中心创办人,其翻译的阿奎纳著作,除单行著作《哲学基础》与《宇宙间的灵智实体问题》而外,主要是阿奎纳代表作《驳异大全》之全部四卷,分别题为《论真原》《论万物》《论万事》与《论奥理》。吕穆迪先生具有深厚的宗教学术背景,兼通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译笔通其知而传其神,为教外翻译人士所不及。
评分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评分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呼应,李和张进一步将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的共产党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1949:263;张闻天1987:283)。托洛茨基派认为,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失败(张闻天1987:280);张闻天驳斥了这一观点,将那场事件看成是“转折点”,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亦即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他指出,这一次转变,是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变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阐明这种转变,张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上283)然而,这场土地革命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托洛茨基所说的狭隘的“反关税的革命”。为说清楚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同上313)。
评分民国时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作品,从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有大批一流的学者关注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或者从学术系谱出发,进行夸张的表彰,或者采取理论的角度对于清代学术进行批评。而作为外国学者对于清代学术史的关注,则是通过地域、科举、著作等一系列的客观数据分析的出来的。这种写作方法,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案式的思想史写作,无疑是一种超越。
评分《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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