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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列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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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
• 文官制度
• 政治制度
• 历史
• 社会科学
• 公务员
• 科举
• 民国史
• 制度研究
• 中国历史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18286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0009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55

套装数量：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要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同时采用政治学、统计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近现代文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透视，科学地再现了我国近现代文官制度的发展演变、基本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本书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政府公报等原始史料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等鲜活的史料，通过严谨的考证、校勘，纠正了近百条史料或数据的错误。其翔实的史料和证明的方法，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观点，增加了科学性。本书从制度的设计和实践的层面，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这一系统工程的全貌，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利弊得失，揭示其运作的规律，大大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尤其是文官考试、任用、考绩、奖惩、服务、培训、薪俸、保障制度综合互动研究的不足。本书揭示了近现代文官制度与治乱兴衰的关系，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文官制度的利弊得失，对于建立科学的现代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房列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2008年和2011年连续两届被遴选为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2010年安徽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人社厅、科技厅联合授予“安徽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院院长，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导师组组长，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教育史硕士授权点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第五届安徽省社联委员。独著、合著、主编的专著和教材21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一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成为全国首批10部优秀成果之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已多次重印。

精彩书摘

　　“公务员”或“文官”作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名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现代意义的“文官”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所谓“事务官”，是一般意义的文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无过失终身任职、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参加党派活动，对国家负有忠诚义务的文职公务员的总称”。“政务官”是“资本主义国家负责制定政策、随政党内阁共进退的政府高级官吏的总称” 。
　　随着民权思想的兴起，文官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意义上的文官是从英文“civil servant”（单数）或“civil service”（统称）翻译过来，其原意有“公民仆人”和“文职服务人员”的意思。另外还有“official”、“bureaucrat”、“functionary”、“mandarin”，也可指代国家行政人员。在这些词汇中只有“civil service”具有比较正面的含义，指勤奋地为公众工作的公职人员，其他词都有官僚主义、推诿拖延、消极冷淡的意思。“civil servant”同法国的“公务员”（fonctionnaire）、美国的“政府雇员”（government empoyee）是同义词。上述不同称谓，是由于翻译问题和语言风格问题。
　　对于西方“文官”（civil servant）的含义，龚祥瑞在《文官制度》一书中做过界定。“‘文官’的‘文’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指的是相对于武官和法官而言的。诚然，法官并不是武官，但他们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有着区别于其他非武职官员的特点，因此不应将他们同行政机关的文职官员相混同。显然，civil一词意味着将行政机关的文职官员同司法部门的法官区别开来。其次，civil在这里还指事务的、办事的，而不是决定政策的。因而它又是相对于政务（political）而言的。所以，‘文官’也可理解为同‘政务官’相区别的‘事务官’。” 可见，龚祥瑞认为文官是不包括武官、法官和政务官的。他指出，我国把“civil service”翻译成文官而不是公民仆人更符合我国的近代国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近代文官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
　　到了北京民国政府时期，政府部门开始推行西方式的文官制度，有了正式文官。“文官”这个概念，是北京民国政府对国家公务员的正式称谓。北京民国政府的“文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官包括行政官、外交官、司法官、技术官和警察官；狭义的文官特指行政官。行政官又分为普通行政官和特别行政官。普通行政官称为普通文官，特别行政官主要指外交官、司法官、技术官等。北京民国政府的文官分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四种类型，其中特任官属于政务官，由大总统特令任用，不受资格限制，更不需要经过考试，也不适用于文官制度的各项法律；而简任、荐任、委任官吏属于事务官系列，一切文官制度的法令只是针对事务官而言。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官改称公务员，且范围略有扩大，但实质上两者并无区别。除北京民国政府的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政府雇员，司法官、法院书记官、监所职员、使领官、警官以及海关、邮政、电政、铁路等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公立学校的教职员都算在公务员的范畴之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官和公务员的称谓是通用的。
　　本书所述近代文官制度，是指1840鸦片战争后到清朝灭亡时期的文官制度。现代文官制度，是指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现代文官制度是孙中山设计的。这一制度，草创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武汉政府时期，形成于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

《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组织与地方治理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晚清时期中国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的运作机制、其在社会转型期的挑战与应对，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演变。研究聚焦于“看得见的治理”——即制度设计如何转化为实际的行政实践，以及在国家权力逐步渗透和重构的过程中，地方精英与官僚阶层之间的互动张力。 第一部分：晚清官僚体系的制度脉络与结构重塑 清朝自康熙、雍正以来建立的成熟文官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面临空前的内忧外患。本书首先勾勒了传统士绅-官员选拔体系（科举与铨选）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实质性松动与重构。我们探讨了军机处的权力运作逻辑，如何与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传统机构形成复杂的制衡与协作网络。重点分析了中央决策层在危机应对中权力分配的微妙变化，例如“外务”机构的兴起如何预示着现代外交与行政分工的萌芽。 书中详尽考察了吏治改革的尝试。从同光时期的“清查亏空”到光绪年间“新政”的铺垫，研究揭示了官僚系统内部效率的低下与腐败的结构性根源。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制度条文的层面，更着眼于官员的实际晋升轨迹、俸禄结构对官员行为的激励或扭曲效应。例如，厘金制度的设立如何创造了新的地方财政权力中心，并间接影响了各级官员的效忠对象与行政资源的分配方式。 第二部分：地方权力的新格局：督抚权力与层级关系 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晚清督抚权力（特别是“封疆大吏”）的空前扩张及其对中央权威的微妙挑战。太平军起事使得中央不得不授予地方大员更多的军事和财政调动权。我们详细考察了湘军、淮军等“团练”体系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及其与传统绿营体系的整合或排斥过程。这种“非传统”军事力量的合法化，是理解晚清地方治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 通过对不同省份的个案研究（如江苏、直隶、四川），本书揭示了督抚在处理“治河、赈灾、洋务”等复杂事务时，如何运用其个人网络和地方资源。我们将督抚视为介于传统地方士绅和现代行政官僚之间的过渡性角色。他们的权力边界并非由中央颁布的“条文”完全界定，而是通过其对军事资源、商业资本以及地方士绅阶层的控制力动态构建的。 书中特别关注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工具——考核与巡视制度的实际效果。光绪朝后期，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尝试引入更规范化的文官考核体系，但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地方官僚的集体“美化”汇报，这些考核往往流于形式。 第三部分：技术性官僚的崛起与“洋务”实践 晚清的自强运动迫使传统官僚系统吸纳新的知识和技术人才。本书探讨了“洋务派”官员群体是如何在既有的士大夫框架内，发展出一种“技术性官僚”的专业化身份。他们不仅是行政管理者，更是船厂、铁路、矿业等现代企业的创办者与经营者。 我们分析了洋务事业在组织结构上与传统行政机构的张力：它们是官办的，但必须模仿商业逻辑运作；它们由官员管理，但需要引进技术专家。这种双重性导致了官督商办企业中常见的管理困境，如“搭船者”与“掌舵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对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典型案例的细致梳理，本书旨在说明，晚清的技术官僚群体并非一个完全脱离政治的“专业阶层”，他们的实践活动始终受到科举出身、派系政治和朝廷恩宠的深刻制约。 第四部分：士绅、精英与地方治理的协同（或冲突） 本书强调，理解清末的行政绩效，不能脱离地方士绅阶层的参与。太平天国后，地方防务的重组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士绅（特别是“有名望的绅董”）在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本书考察了地方士绅在水利、义学、团练等公共事务中的角色转变，以及他们与地方官员（如知县、知州）的关系形态。 在新的税收和治安压力下，官员与士绅之间的合作模式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合作有时是“共治”的典范，有时则演变为地方精英对官权的一种隐性制约。我们利用地方志、档案和个人奏折，重构了晚清地方社会中，官僚精英与地方权力网络相互渗透、互相抬举或彼此倾轧的微妙生态。 总结 《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组织与地方治理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动态的视角，来理解一个衰落但仍在努力转型的帝国是如何通过其文官系统进行治理的。它关注制度在实践中的“变异性”，揭示了在中央权威衰弱和外部冲击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所展现出的惊人的适应能力、固有的僵化缺陷，以及最终向现代国家形态过渡时的痛苦与挣扎。本书对于理解中国政治文化中“人治”与“法治”、“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张力，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评分☆☆☆☆☆

从一个政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批判性的反思。它没有停留在对既有制度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制度设计背后的权力博弈和社会文化根源。例如，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党化”与“去党化”倾向的分析，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深刻地塑造和扭曲文官队伍的专业性。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公正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系。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分析中引入的跨学科视角，使得对文官制度的解读不再局限于行政学本身，而是融入了社会学、政治哲学的思考。这种多维度的解读，使得整部作品的理论高度得以显著提升，绝非一般的制度史梳理所能企及。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风格极为流畅，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作者似乎拥有将枯燥的制度条文变得鲜活起来的魔力。我特别欣赏其中对关键历史人物的侧面描绘，比如那些在制度改革前沿摸索的官员，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坚持，都通过翔实的文献记录得到了生动的再现。读到关于民国时期文官制度在军阀混战背景下如何艰难维持其独立性和专业性的部分，我深感震撼。那种在政治动荡中试图坚守法治精神和专业操守的努力，是理解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绝佳窗口。全书的结构安排也颇具匠心，逻辑层次分明，从制度的起源、发展到最终的定型，每一步都铺垫得恰到好处，让人在阅读时几乎没有感到任何晦涩之处，如同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越了近百年的制度迷宫。

评分☆☆☆☆☆

这部作品深入剖析了自清末新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脉络。作者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细致梳理了不同政权在文官选拔、任用、考核以及薪酬制度上的探索与实践。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变革的时代，真切感受到从传统官僚体系向现代公务员制度过渡的阵痛与不易。尤其对于清末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选拔官员的细节描述，展现出决策层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冲突时的复杂心境和艰难抉择。书中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设计进行了对比分析，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次制度的调整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和社会需求。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的完美结合，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深度和广度，让人对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那种对历史进程中制度变迁的敏锐洞察力，着实令人叹服，绝非泛泛而谈之作可比拟。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给人一种沉稳大气之感，非常符合其内容的厚重性。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在引用史料时极为审慎，注释详尽且权威，这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对于那些热衷于细节考据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宝库。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读其中关于早期公务员考试改革的章节，书中对不同省份在推行标准化考试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阻力及其对策的描述，细致入微，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看似枝微末节的记载，恰恰是理解制度推行难度的关键所在。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政府是如何运作起来的”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具历史纵深感的理解，那些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政府流程，其背后都站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艰辛探索。

评分☆☆☆☆☆

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兼具学术的严谨和文学的感染力，读起来酣畅淋漓，极少有一般严肃史籍的沉闷感。作者对于概念的界定非常清晰，对于“文官”“僚绅”“专业化”等核心概念的历史流变，都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和论述。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其核心文官机构运转的章节印象深刻，它展现了一种“逆境中的坚守”。那种在国家危亡之际，文官系统如何凭借其既有的制度惯性与专业精神勉力支撑，避免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彻底崩溃的描述，极具张力。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制度如何建立，更是在探讨制度背后的“人”与“精神”，它让读者看到，制度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身处其中的那些奉献者的职业伦理与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