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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弗雷德里希·根茨 著，刘仲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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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法革命
• 法国大革命
• 美国革命
• 比较研究
• 历史
• 政治史
• 革命史
• 近代史
• 西方史
• 社会变革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05844

版次：1

商品编码：11513612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页数：240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政治、思想、历史或革命话题感兴趣的读者 政治学、思想史及相关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希· 根茨是一位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名保守而客观的思想家和观察家。他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此书是已知最早将美法革命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并得出双方在本质上拥有巨大差异的结论的研究，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史料价值，是后续中外政治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奠基，亦是重要的参考。

内容简介

弗雷德里希·根茨首次驳斥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遵循同样原则的说法。他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两大事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根本性差异，证明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目的。根茨用四个衡量标准——合法性的来源、举措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程度对作为政治行动和历史事件的两场革命进行研究和评判。
根茨不仅批评了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历史表现，而且批评了其核心政治理念。他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而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法国革命从美国革命中接受了这两种理念，但它们在法国革命中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 1764—1832）
根茨的母系出自流亡普鲁士的法兰西胡格诺派家庭，是普鲁士大臣弗雷德里希·安茨隆（Friedrich Ancillon）的亲戚。根茨辅佐促成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奥地利外交达成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是欧洲保守主义的建筑师和外交家，也是美法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他撰写的论美法革命的长文发表在《柏林历史杂志》（1800年4月和5月）上。根茨本人也是《历史杂志》创始人、编者和杂志卓越理念的唯一贡献者。

精彩书评

根茨一再触及美法两国革命原则的深刻差异，这部小册子包含了他毕生论战的精华。

——美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素·柯克


根茨先生这样一位作者的赞许尤为珍贵，因为他的资格毋庸置疑。他温和地责备我们的某些步骤，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不偏不倚。

——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目录

引　言（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前　言（约翰·昆西·亚当斯）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编者注释（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索　引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保罗·F.雷夫）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罗素·柯克）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刘仲敬）

精彩书摘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北美革命的历程最接近法兰西革命。北美革命的亲历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法兰西革命的某些要角曾经在差不多十年前的美洲舞台上大显身手。美国革命事业大获全胜的完美范例势必对法国旧政体的毁灭者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超过任何更早的欧洲革命先例。引发法国革命的条件，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源于法兰西对美国革命的大力介入。大多数法国革命奠基者的辞令和举措只能设想为刻意模仿美国革命的进程、计划、举措、形式、甚至一部分语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踟躇地将美国革命视为范例，借此论证自己举措的正当性。
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尤其是人人都对美国革命记忆犹新。美国革命的原则仍然四处流传，人人顺耳；欧洲各地民心激荡、一日千里，事先就偏爱所有相似、甚至仅仅表面上相似的事业。因此，某些人显然有兴趣在同样的基础上肤浅地比较两国革命，混为一谈。诱导大部分公众接受根本错误的观点并非难事，在这个大动乱和活跃、激烈、广泛争论的时期，只有极少数天赋卓绝者能够洞察事件的本质，承担艰难的任务，以长期思索和不懈研究为基础，形成判断。或许，只有为数更少的人愿意这样做。两场革命的相似性取信于人，许多有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并断然宣布，他们喜欢美国革命。因为根据公认的共同依据，“在美国正当的事物，在欧洲不可能不正当。”美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至高意义上的光荣和辉煌成就，给美国和大多数其他邦国，乃至英格兰本身带来了毋庸置疑的利益。时间和宁静总会给人们带来判断力。美国革命以更大的温和与公正，终于让最激烈的反对者心悦诚服。依靠这种无法抗拒的类比，法兰西类似的期望似乎获得了正当理由。第二种共同依据远比第一种更危险，因为它取材于空洞的遥远未来，以虚幻的希望盅惑很大一部分人类：“在美国造福于公众的事物，早晚且一定会以类似方式造福于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公众。”
十年灾难的经验 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这种信仰，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它。无论如何，甚至动摇、犹疑的人也没有否定法国革命原则，他们用这种原则为自己辩护，以免自己陷于混乱。他们重新评估外在和偶然的条件，这些条件妨害了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利益，借口革命尚未充分完成，归咎于其他同样琐屑的潜在因素。他们设想，两场革命起源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其中一场革命的后果比另一场更有益，他们就归因于幸运的青睐，无视人谋不臧。总而言之，两场革命的奠基者同样睿智，理所当然同样正直。
因此，比较两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来龙去脉和首要原则，肯定不是忘恩负义的任务。不过为了给这种比较做准备，简要介绍美国革命起源的特征，并非无益。这种准备确乎理所当然，因为过去十年几乎耗尽了所有注意力和记忆，革命起源和最初进展的特征即使在同时代人的心中都不再清晰醒目。何况这项大业的画卷有许多要点，在发生当时逃过了几乎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后来才有深思、老练的眼睛见著知微，充分领会其生动色彩。

英属北美殖民地缺乏欧洲智慧设计的正规典章和未来规划，是欧洲短视和不义的更纯粹产物。政治和宗教的不宽容和动乱驱使第一批殖民者背井离乡，这是他们自力更生的唯一理由。他们筚路经营不及二百年，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邦国，为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政体。那些将他们逐出家园的欧洲人比他们自己更能体会其中的新意。
最初的殖民者人微言轻，欧洲对遥远领地的价值极度无知，因而举措乖方。殖民地突飞猛进、出人意料，肇因于是。这时，北美殖民地居民已经是新移民的二三代子孙了。当时，只有金银才能吸引欧洲各邦政府的注意。他们毫不犹豫，让没有发现这些矿藏的遥远领地听天由命。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提供收益，不能立刻增加邦国的岁入，没有理由给予扶植或特殊照顾。
然而，辽阔、多产、宜居的土地青睐积极进取和不屈不挠的人民，他们在这里迅速繁衍，人口众多，特别富于创造性的精力。他们的政体简朴，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些殖民地不受母国重视，几乎完全遭到遗忘，享受深厚的和平安宁。他们度过了短暂的襁褓时期，飞速成长起来，大踏步走向圆满、协调、光辉灿烂的青春期。他们出乎意料的伟大奇迹唤醒了欧洲人，后者突然从轻率、冷漠的麻木状态转向激烈的侵犯。欧洲人不久就看清了真正的新世界。美洲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跟旧世界一决雌雄。不过，美洲同时也是欧洲财富和幸福的无尽源泉。甚至早在本世纪中叶，欧洲所有海上强国都已经发现了要害之处：欧洲海外领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母国的工业开放不断扩大的市场。英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有体会，因为其殖民地正好最接近良治的原则。在所有造福人类的事件当中，美洲的发现名列前茅，原因并不在于君临辽阔领地的空洞主权和开发金银矿藏的无益财产权，而是仅仅在于，销售欧洲产品、交换远方产品的便利和利益日益增长。
人们一旦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母国就竭尽全力将殖民地贸易集中到本国，给本国和殖民地贸易提供最大程度和最为有利的指导。甚至就在本书写作不久之前，他们还认为，实现这一目的，捷径莫过于垄断。他们只要强迫殖民地居民只能从母国购买他们想要的所有欧洲必需品，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产品卖给母国，就可望确保母国商人的利益。殖民地市场广阔，重要性年年增加。他们设想，只要采取这样的垄断措施，就能在最优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殖民地市场。
这种体制存在根本性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情有可原。财富性质和来源的真正原理，商业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仅仅在极少数天才的脑海中萌芽，甚至还未成熟，更不用说获得普遍认可了。不仅如此，如果哪个国家为时过早地奉行这些卓越的原理，一方面放弃所有偏见，另一方面断绝所有琐屑的嫉妒，切实有力地确信，一切真正的贸易政策和殖民地贸易最明智的原则必须以自由权利和普遍竞争为基础，它就不可能不为这些原则牺牲自己。它单方面开放自己的殖民地，其他国家却不对它开放自己的市场，那么它的殖民地就有落入其他国家之手的危险。如果商业大国普遍一致地愚蠢，它就没有单独明智的特权。因此，基于垄断的殖民地贸易体系
聊胜于无。一个国家如果处在英格兰的地位，即使有幸根据长期的经验和深刻的反思而预见到垄断体制的后果，仍然别无选择。
在这些条件下，英格兰政策的最高目的必然是确保自己独占殖民地贸易。垄断贸易体制从殖民地和母国的原有关系中自然产生，对邦国并无困难，因为移民从来不曾获得丝毫支持。殖民地垄断的建立代价不菲，维持更加昂贵。占据殖民地构成了战争的理由。法兰西和英格兰鏖战八年，1763 年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仅仅为殖民利益，英国国债增加了一亿斯特林（sterling）。加拿大的征服本身不值此数的十分之一。如此靡费，巩固贸易垄断体制才是合理的最终目的。甚至英法战争结束后造成北美独立的不幸分歧，对英格兰是否害多益少，仍然很成问题。法兰西在北美的势力灰飞烟灭，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存在由此功德圆满。殖民者的财富
和活力仍然飞速增长，早晚会危及他们和母国的联系，他们却自觉安若磐石。这种联系永远维持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微乎其微。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联系也很难再延续一百年。没有任何邦国统治殖民地的原则比英格兰更自由、更平等，但违反自然的体制束缚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并将垄断贸易的利益交给远在一千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约为三英里或三海里）以外的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体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 不过若非英格兰陷入最可鄙的迷狂，除了垄断贸易之利还要从美洲公共税收谋取另一项眼前利益，垄断体制肯定还能自己维持五十年，解散的方式会比现在更温和，更愉快。
难以判断，当时的大臣最初施行这种有害的计划，是出于哪一种隐秘的动机和哪方面的估算。他们最情有可原的理由就是，希望减轻大不列颠居民特别是地主的税负——战争大大加重了这种当时最为不合时宜的负担。北美恰好最缺乏正币，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征收英国人闻所未闻的真正重要税收。如此征税势必遭遇成千种障碍，最终的财政收益总会化为乌有，几乎不可能逃过任何财经行家的明鉴。如果我们留心所有各方面，细心评判大臣的表述和他们后来喜爱的已知观念和美洲事务的全过程，我们几乎不能不相信，人们通常认为，猜忌国会无限主权是最初财政计划的结果，其实倒不如说是这种计划的合理动机。他们暗中担心美国人渐渐厌倦了枷锁，因此误入歧途，想进一步收紧美国人身上的链条。
1763年条约刚刚缔结，这种肆无忌惮的事业就迈出了第一步，预示着最不祥的前景。财政大臣乔治·格兰维尔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敬而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心灵或是不够伟大，或是有欠灵活，没有面面俱到地考虑新体制，却自认为能强行贯彻。就在当时，他借助各种苛刻的国会法案，尽可能恢复英格兰和殖民地的垄断贸易原则，运用最具压迫性的规章，追查美洲人的走私贸易。由此，众心不悦，民怨鼎沸。他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法庭纪录、新闻报纸等项目征收印花税。1765年初，国会予以批准。
迄今为止，殖民者除了必需的内部管理开支，不纳任何其他税。这些相应的固定费用都微不足道，每个殖民地都有几个代表会议审核开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例如最近的战争，殖民地就会召集这些会议，向政府提供非常和自愿的捐献，但国会通过法案征收公共税款，北美一向无此前例。如果国会立法规范贸易，往往会开启一个微不足道的先例或明显的义务，却不会在公共事务中留下丝毫策划的痕迹。策划的目的是，让美洲人立刻为不列颠帝国共同的亟需而捐输。

前言/序言

前　言
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里翻译的文章首先发表在柏林《历史研究》月刊上，作者根茨先生是德国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之一。美国人对此高度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文章最清晰地记录了美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这场革命奠定了美国的独立，却一向没有多少人介绍。其二，文章洗刷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遵循同样原则的可耻诬蔑。这种谬论在美国本土流毒最广，为害最烈。根茨先生指出，在欧洲，这种谬论不外乎陈词滥调。然而，美国的情况更有甚者。权威人士已经认可谬论，他们以天赋受人敬仰，本该了解得更清楚一点。
本书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两大事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根本性差异。对于诚实的人，任何一种角度都足够了。一位当代哲人可能会主张，郡长诛杀罪犯和盗贼谋害旅客基于同一原则，但人类的淳朴常识仍然足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本书就是这样，证明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正确与错误的不同。
我们推测，本书会给每一位真正爱国的美国读者提供纯粹、真诚的精神满足。他们由此看到，一位天资卓绝、博学多才、不偏不倚的外国人光荣地证明了本国革命的原则和行为。美国本地人的判断自然偏向本国，美国公民只有勉为其难，不以史家自任。外国人的心灵更远离爱憎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的判断必然有更大的内在价值。本国史家总会以某种方式居于辩护人的位置，不偏不倚的外国人却居于法官的位置。
根茨先生这样一位作者的赞许尤为珍贵，因为他的资格毋庸置疑。他温和地责备我们的某些步骤，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不偏不倚。他对许多政治推测的观点，我们美国人不能苟同，但他有所责难之处，我们自己其实同样不惬于心。例外鲜有，甚至根本没有。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长子，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继父亲之后成为总统的总统，在职业、气质和观点许多方面上和他杰出的父亲十分相似。小亚当斯二十岁就成为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欧洲多年，熟悉欧洲事务。1817年门罗总统上台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卿，任职八年，曾协助起草《门罗宣言》，解决与英国的许多纠纷，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务卿之一”。1825年，小亚当斯当选总统，1829年卸任后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直至逝世。

　

好的，根据您的要求，我将为您撰写一本名为《美法革命比较》的图书简介，内容将详细描述该书涵盖的领域，但不涉及“美法革命比较”这一主题本身。 --- 《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与重塑：20世纪至今的治理、危机与未来展望》 图书简介 一部深入剖析近百年全球金融权力格局变迁的权威著作。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金融不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而是国际政治、社会结构与技术进步交织的复杂系统。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宏大而精微的视角，系统梳理自20世纪初至今，全球金融体系如何从古典金本位逐步瓦解，过渡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崩溃，直至今日由美元主导、多极化趋势渐显的复杂金融秩序。 本书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叙事，将金融视为一种嵌入社会、政治和技术环境的权力工具。它不仅关注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等技术指标，更深入探讨了监管框架的变迁、金融创新背后的意识形态驱动力，以及系统性危机如何重塑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的边界。 第一部分：从黄金时代到体系的诞生（1900-1944） 本部分着眼于全球金融的“大动荡时期”。我们将详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终结了古典的跨国资本流动模式，以及战后各国在重返金本位过程中的挣扎与失败。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与国际金融稳定之间的内在张力。 我们将细致分析1929年大萧条对全球信心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各国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包括废弃金本位和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随后，本书将重点描绘凯恩斯主义思想在战后国际金融架构设计中的作用，及其对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奠基意义。我们将审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谈判细节，揭示美国如何在二战的废墟中，利用其经济实力构建起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稳定（但带有潜在脆弱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体系。 第二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繁荣与内在矛盾（1945-1971） 在这一部分，本书深入探讨了战后重建时期，以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何支撑了西方世界的长期经济繁荣。我们分析了“特里芬难题”的理论核心，即作为储备货币国的美联储在维护汇率稳定和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困境。 同时，本书对比了不同国家如何利用这一体系的框架来发展各自的国内经济政策。通过对欧洲和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案例研究，我们展示了国家主权在管理资本流入流出时的灵活性与局限性。我们认为，体系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美国国内财政赤字的积累与全球贸易失衡的加剧，最终在1971年“尼克松冲击”中达到高潮。 第三部分：浮动汇率时代的金融化与去监管化（1972-2000） 随着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化和复杂化时代。本部分的核心是探讨“金融深化”的过程。我们将详细考察由石油危机引发的两次重大石油美元循环如何为全球信贷扩张提供了燃料，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膨胀现象。 本书花费大量篇幅分析了金融创新与衍生品市场的爆炸性增长。通过追踪利率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工具的发展历程，我们揭示了这些工具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传染性。 此外，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20世纪末期，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以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我们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剖析，强调了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缺乏有效国内监管环境下的破坏性后果。 第四部分：全球化危机与监管的重构（2001至今）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新世纪的金融挑战与体系的再次转型。我们将详细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特别是抵押贷款证券化、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以及评级机构的角色失灵。本书认为，这次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在跨国、系统性风险面前的制度性滞后。 随后，我们系统梳理了危机后各国为应对和防止未来风险所做的努力，包括《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推行、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以及全球范围内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加强。 然而，本书强调，这些改革并未根本上解决全球金融体系的根本矛盾。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对金融的渗透日益明显。我们探讨了以数据和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FinTech）对传统银行体系的颠覆，以及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起对未来支付体系的潜在影响。本书的结论部分展望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债务水平高企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可能面临的多极化压力与碎片化风险。 --- 本书特点： 跨学科视野： 融合经济史、国际关系学和监管理论，提供多维度分析。 数据驱动： 辅以详实的历史数据和指标图表，支撑论证。 关注权力结构： 重点分析不同国家和机构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权力博弈与影响。 适合读者： 金融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国际关系学者，以及所有希望深刻理解现代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的读者。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如同古典交响乐，层次分明，高潮迭起。它并未将重点仅仅放在军事部署或关键人物的传记叙述上，而是巧妙地将目光聚焦于革命背后的“心态史”变迁。比如，书中对启蒙思想在跨大西洋传播路径的追踪就非常精彩，它揭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思想如何被北美殖民地的实用主义者“打磨”和“去激进化”，从而适应了他们建立一个基于契约而非基于人性完美重塑的政治实体。法国那边的知识分子，则似乎更热衷于从卢梭那里汲取那种纯粹的、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公意”概念，这种对纯粹性的执着，无疑为后续的断头台辩护提供了理论温床。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对比图表：一方是英勇但略显粗糙的边界拓荒者对既定秩序的抗议，另一方是巴黎沙龙里精致的哲学家对人类命运的宏大设计。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层面上的，它深刻地影响了革命的后续形态和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值。阅读体验是极其沉浸的，仿佛置身于18世纪末的辩论大厅，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理想主义混合的味道。

评分☆☆☆☆☆

全书的语言风格是冷峻而富有批判精神的，作者似乎站在一个超越时代的观察点上，冷静地审视着人类在面对巨大历史转折时所展现出的集体非理性与卓越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在论述革命后的“巩固期”时，这种对比尤为尖锐。法国经历了热月政变、督政府、拿破仑帝国，每一次转型都是对前一次激进尝试的修正与倒退，充满了反复与动荡，这似乎证明了快速、彻底的社会重构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相反，美国革命者们在费城迅速达成的宪法共识，尽管过程充满妥协（特别是关于奴隶制这一巨大的道德污点），却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政治稳定性。作者的论述并没有简单地赞扬美国的“稳定”或贬低法国的“混乱”，而是深入探讨了“稳定”的代价——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压抑和对底层诉求的忽视？这种对革命“成果”进行多维度、不带偏见的价值衡量，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它迫使读者跳出单纯的民族主义叙事陷阱，进行更为普世的历史反思。

评分☆☆☆☆☆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该书对两次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层动员的分析，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它没有满足于将法国大革命简单归因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而是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法国三级会议中不同集团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特权阶层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是如何积累的。这种对内部权力结构的解剖，远比教科书上的简化描述要复杂得多。而对于美国革命，作者则着重探讨了地方精英如何利用反抗英帝国的口号，来解决自身在殖民地内部积累的债务问题和土地分配争议。这种“革命的双重目的性”——既对外抵抗，又对内重塑——是理解美国革命持久性的关键所在。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关于税收与代表权论述的篇章，它揭示了看似抽象的政治口号背后，实则是不同社会群体对经济控制权的激烈争夺。这种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复杂互动的精妙梳理，使得整个历史图景不再是平面化的，而是具有了惊人的立体感和深度，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被浪漫化了的革命叙事。

评分☆☆☆☆☆

我必须承认，初读此书时，我对作者如何平衡如此庞大的信息量感到担忧。然而，作者构建的比较框架如同一个高效的滤镜，将冗余的史料过滤掉，只留下最有结构意义的对比点。阅读体验的流畅性，得益于其对概念的精准界定和清晰的逻辑推进。比如，书中对“公民权”在两个体系中的演变追踪，就极其清晰地展示了法国从普遍主义的承诺到最终的排他性实践，与美国从狭隘的地域性权利逐渐扩展到全国性公民概念的过程。这种对核心政治哲学术语的动态追踪，远比单纯比较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政治体制要深刻得多。它让我们看到，革命不仅仅是推翻一个国王或一个殖民政府，更是一场关于“人是什么”和“政府的合法性源于何处”的漫长辩论。这本书的深度在于它将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完美地熔铸一炉，为任何想要深入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起源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路线图。它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但绝对是值得投入精力的里程碑式的学术作品。

评分☆☆☆☆☆

这部著作的宏大叙事令人赞叹，它将两个看似并行的历史进程——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置于一个精妙的比较框架之下。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邃，没有流于表面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驱动这两场革命的哲学根基、社会结构差异以及最终的政治遗产。我尤其欣赏它对“自由”这一核心概念在不同文化土壤中被诠释和实践的对比分析。在法国，自由被赋予了激进的、形而上的绝对色彩，直接导向了对旧制度的彻底颠覆，甚至不惜诉诸雅各宾式的恐怖统治来“强制”人民获得解放。这种对理念的极致追求，使得革命在内部迅速自我消耗，其代价是巨大的社会动荡与持续的政治不稳定。相比之下，美国革命则显得更加务实和渐进，它更多地是关于既有权利的维护和地域自治的争取，其立国文件——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后来的《宪法》——都充满了妥协的智慧和对权力的谨慎制衡。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清晰地看到两条河流是如何从相似的源头分岔，最终流向了截然不同的海洋，这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多元化的根源极具启发性。作者在处理细节时展现出的扎实功底，使得论证逻辑严密，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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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非常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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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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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挑细选的好书，精挑细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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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名著，很值得阅读。

评分☆☆☆☆☆

一位外国人评价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方法和论据值得学习。

评分☆☆☆☆☆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遵循了不同的原则

评分☆☆☆☆☆

实在太好的书爱死啦 么么哒啊